向 明, 郝宝平

(1.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212003;2.江苏科技大学 科技史研究所,江苏 镇江 212003)

二战后,世界各国对原子能的重视程度不亚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拥有原子弹更是各国梦寐以求之事。但原子弹的研制是一件极其敏感的事,20世纪50年代,任何一个国家启动这一工程，不仅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也需要直面世界舆论。新中国启动原子能事业是分析国际形势后的顺“势”而为,这一重要之“势”就是世界和平运动潮流。在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适时把握住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机会,成为继美、苏、英、法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当前，学界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两弹一星”精神以及相关科学家生平介绍等内容上。基于此，笔者试图从国际历史视角出发,放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阵营的互动,聚焦中外原子核物理学家这支队伍的传续,分析新中国启动原子能事业的时机选择,以求教于学界。

一、 世界和平运动的潮流

20世纪上半叶,人类连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引起了爱好和平人士的深刻反思。在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苏联作家门捷列夫等科学、文化界名人的组织下,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于1949年4月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这标志着拥护世界和平的民间力量开始汇集和整合。大会决定于1950年11月在英国举行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但因开会前三天英国拒绝左翼色彩浓厚的代表们入境,大会只能临时改在波兰华沙举行。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们建议成立一个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常设领导机构——世界和平理事会,此建议得到采纳。世界和平理事会广泛吸纳国际左翼团体领袖、科学家、文学家等不同职业的人担任理事,主席由约里奥-居里担任,另外还有几位国籍不同的副主席,如苏联作家法捷耶夫、中国作家郭沫若等,以体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国际性和代表来源的广泛性。

从表面上看,世界和平运动是由科学、文化界的精英在领导,而事实上其幕后主导是苏联。苏联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此项运动,有着明显的国家利益诉求,即在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峙过程中更好地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人士,为苏联的世界舆论宣传壮大力量。在苏联的主导下,世界和平运动有着清晰的目标,那就是围绕苏联这个“世界和平的堡垒”,对资本主义敌人进行“挖根”“拆桥”和“抱脚”。具体来说,“美国与美洲各国,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大后方,和平运动就在那里挖战争贩子的根;西欧和日本,是战争贩子发动战争的桥梁,和平运动就在那里加紧拆桥;殖民地与附属国,正在遭受战争贩子的侵略,和平运动就在那里抱住他的脚;苏联与各人民国家,是世界和平的堡垒,和平运动就在那里增加千万吨的钢铁和粮食,鼓励全世界人民向和平民主的大路前进”[1]。

世界和平运动由苏联幕后主导,活跃在最前沿的是约里奥-居里等科学文化界的名人,这是苏联的策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吸引一批西方左翼科学、文化界名人参与,苏联政府不便公开出面,也不便由苏联人来担任领导人,在此情况下,法国人约里奥-居里是合适的人选。约里奥-居里是居里夫人的女婿,其经历颇为传奇。1932年,约里奥-居里应邀访问苏联,此行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兴趣,此后经过十年的思想积淀,他于1942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此外,约里奥-居里夫妇也是世界级科学家,他们“通过大量实验,发现了元素的人工放射性现象,这为原子核构造研究、人工制造放射性核素、原子弹研制中的同位素分离以及核能的开发利用等奠定了重要基础,夫妇二人也因此获得1935年度诺贝尔化学奖”[2]。由于是法国人,因此当1945年10月18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决定进行原子弹研制并成立法国原子能委员会时,约里奥-居里就受邀担任这一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但后来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与法国政府的合作没有深入下去。在合作的过程中,约里奥-居里对世界范围内原子能利用的问题更加关注,尤其担心其在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被野心家利用,“……一系列的令人钦佩的发明,竟然发展到使人类被氢原子弹毁灭的威胁所震惊,这是给所有的人特别是科学工作者的一个严重的警告”[3]。有鉴于此,在推进世界和平运动的实践中,约里奥-居里呼吁和平利用原子能,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立场给予支持。

由于世界和平运动的领袖是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故原子能和平利用话题自然也就成了世界和平大会的经常性议题。如1954年5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召开特别会议,中国派团参加了此次会议。在28日的闭幕大会上,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关于原子武器的决议》[4]。1955年1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书》,号召人们抵制原子能武器并决定在全世界开展签名运动。

二、 新中国启动原子能事业的时机考量

新中国启动原子能事业是一项重大决策,除了需要一支了解原子能科学前沿的科学家队伍,还需要政治、经济的支持以及工业体系的支撑,更需要一个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当前学界在谈到“两弹一星”工程时,更多的是强调工程启动后的组织实践以及“两弹一星”功勋背后的付出。其实,“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这一愿望早已根植于中国领导人和科学家的心中,并为此在基础研究层面进行了积累,以期抓住有利时机展开研制。具体要从二战后期谈起。

1945年,美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并投放于广岛和长崎,全世界见识了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为展示成果,美国特意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举办了一次试验观摩,并邀请盟国代表参加。中国因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也收到了观摩邀请。这时,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美国科学界均保持密切友好联系的西南联大教授叶企孙接到推荐人选的任务,他推荐了曾经的学生、当前的同事——核物理学家赵忠尧作为中国代表去观摩。赵忠尧归来后向叶企孙作了全面、准确的汇报,叶企孙听后产生了为中国原子能事业打基础的想法。随后,赵忠尧在叶企孙的安排下前往美国钻研这一重大前沿科技,以期将来为国效力。但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使这一想法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在国内政局不明的情况下,赵忠尧没有回国,而是选择继续在美国从事研究。当然,想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科学家不止以上两人。1948年夏,在法国研究原子核物理的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回国,钱三强夫妇与彭桓武积极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钱三强任所长。他们当时为了集中国内原子核研究力量几番奔走呼号,但出于种种原因,还是以失败告终。

1949年3月,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中共中央在规划新中国蓝图时,发展原子能事业事实上已经进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考虑范围。时任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曾在怀仁堂约见钱三强,传达了中央对原子核科学研究的重视。当月,中央指派以郭沫若为团长、钱三强等为核心成员的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出访前夕,钱三强向中央申请外汇购买实验设备[5],以发展原子核科学,中央在外汇储备有限的前提下拨款5万美金交给钱三强。据钱三强回忆:“当我得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6]129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升温,逐渐进入了蜜月期。为全面学习苏联,中国科学代表团于1953年成功访苏。代表团对苏联的科研机构进行了全面参观,也看到了原子核研制的一些设施和装置。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在研制原子弹之初,苏联就得到了情报,遂决定启动原子武器的研制项目，当然其起步也较为艰难。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对苏联科学界更是一个刺激。特别是随着意识形态对抗的开始与升级,美苏这两个曾经的反法西斯盟友进入了对峙阶段,苏联因此加速进行原子弹试验,并于1949年8月底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因此,当中国科学代表团来访时,苏联的原子能研究水平已走在世界前列。

代表团参观了苏联原子能研究的部分设施和装置,也听取了苏联科学界同仁的讲解。回国后,“钱三强与丁瓒一起向国家计委主任高岗汇报访苏情况,陈述争取苏联援助发展我国原子核科学的意见。谈到如果不能从苏联引进,就必须组织自行研制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反应堆,就要动员地质、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和科研设计力量共同协作来完成。高岗表示,国家经济还很困难,发展原子能事业是大事,意见将向中央反映”[6]216。因为时机不成熟,此建议没有被中央立刻采纳。但此时,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物理学的研究上,为开展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初步准备了条件”(1)参见《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954-02-003-05。。

在此段时间内,北约集团军事活动频繁,华约集团的成立也在加快推进,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为配合苏联对外宣传政策,世界和平运动再次掀起一股高潮,且“和平利用原子能议题”被突出强调。围绕这一主题,苏联宣传的重点是:美国发展原子能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苏联发展原子能是为了巩固世界和平。1954年,苏联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苏联使原子能服务于和平事业的这一辉煌成就对和平战士们是一种极大鼓舞。对战争贩子们却是一个严重打击。它无疑地将有助于解决当今国际间一个最重大最迫切的课题——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消除原子能对人类生命和生存的威胁。”[7]1955年1月17日,莫斯科又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称:“苏联政府向来极为重视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已经决定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来建立科学实验中心,以发展对核子物理学和原子能的和平用途方面的研究。”[8]这一消息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轰动。就新中国而言,中央领导认为启动原子能事业的时机已经到来。

三、 宣传与教育:启动原子能事业的国内舆论支持

启动原子能事业,没有国内人民的支持以及相当数量的人才储备是不行的。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原子能、原子弹的了解并不多,专业的核物理学家人数也非常有限。因此,在全国开展原子能宣传教育运动、及时储备原子能研究人才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些工作也是在世界和平运动潮流下开展起来的。

1955年1月19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发布《告全世界人民书》,宣称在“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反对原子战争的策划者”[9],号召要开展大规模的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中国代表郭沫若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之一,代表中国签字。1955年1月28日,郭沫若率中国科学院领导班子在中南海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交流,细谈如何开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宣传工作。中央领导人决定抓住这一契机,在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原子能宣传教育运动。周恩来在1月31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如果连对原子能的认识都不够,哪里有信心和勇气来制止原子战争、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呢?”[10]会后,周恩来部署了两项重要工作:开展 “反对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开展原子能相关知识的教育,包括组织和平利用原子能讲座、编辑通俗小册子、集中一批学生学习物理、核物理学家归队等。

周恩来部署的工作主要由中国科学院落实。1955年2月2日,中国科学院邀请包括核物理学家、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北京各高校相关人员等共90人参加“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座谈会”, 会上决定成立“原子能通俗讲座组织委员会”[11]。同年2月4日,由钱三强主讲的首场原子能和平利用通俗讲座在北京举行。钱三强从最基本的知识讲起,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核物理学中的高深问题,演讲极为成功。此后,北京频繁地开展演讲活动,还将系列演讲的讲稿以《原子能通俗讲话》为名出版。在京外,各地纷纷成立原子能通俗讲座委员会,组织开展演讲活动。

与此同时,签名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1955年2月12日上午,政协常委会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常委会举行联席扩大会议,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郭沫若做了题为“加强和平力量,粉碎原子战争的威胁”的报告,号召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发出的《告全世界人民书》,积极响应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会上决定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委员会。2月17日,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组织的“首都科学工作者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大会”在北京举行。当天,参加人数众多,不仅有科联、科普代表,还有苏联顾问。参会的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七点半和杨克强至苏联展览馆,科学院、科联、科普三国家机关号召北京科学界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响应世界和平理事大会所发起的《告全世界人民书》上签名,计到院上同人和科联、科普约一千人。由郭院长、吴玉章、李仲揆、梁希、苏联顾问拉菲柯夫和我讲了话。一致拥护反对使用原子武器。计四日来北京签名已达一百八十九万多人。”[12]签名活动持续不到两个月,共计有4亿多人参加[13]。通过签名活动,“原子能”基本被国人所熟知。

通过频繁的讲座以及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广大群众了解了有关原子能的科学知识,认识到原子能的重要性。这为国家集中力量启动原子能事业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有了国际舆论和国内舆论的支持,再加上苏联的援助承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得以开展。1956年下半年,在《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原子能被列为第一项重点科研任务。为加强对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和原子能工业设计院,指定地质部、科学院和各工业部门分别担负有关任务,并对原子能工业的发展速度、投资和技术干部等问题提出详细意见。同年11月,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1958年改为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被任命为三机部副部长[6]271。至此,中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原子能科学研究机构。这标志着中国原子能事业实质性地拉开了帷幕。

四、 结语

新中国一成立,便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封锁,突破封锁也就成了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的召开时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邀请。为了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共政权的形象,表达拥护和平的立场,也为了突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封锁,中共中央决定由郭沫若率团参加。郭沫若代表团的出访建立了与西方左翼科学文化界人士的联系,郭沫若本人还长期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广泛参与世界和平大会的活动。可以说,世界和平大会是新中国开展民间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新中国利用这一平台不仅可以把握世界和平运动的潮流,还可以藉此开展重大外交公关活动。启动原子能事业就是新中国把握世界和平运动潮流的一个重大决策。面对美国的核讹诈,世界和平大会提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议题,并开展反对原子武器的签名活动,中国对此予以积极配合,并趁机在国内普及原子能知识,适时提出启动原子能事业,获得了国内舆论的支持。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策略下,承诺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来建立科学实验中心,以发展核物理学。中国适时抓住这一机遇,在与苏联签订援助协定后,又完善了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