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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动视角下的反转新闻

2020-02-09刘逸凡

新媒体研究 2020年20期

刘逸凡

摘 要 网络媒体时代,人与人、人与媒体、媒体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千变万化。新闻媒体顺应潮流,从纸媒转型为新媒体,媒体转型催生出反转新闻这个产物,引起媒体从业者和学者的反思,成为研究热点。文章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理论框架,将其看作一种工具,分析新闻反转过程中不断揭露事实、接近真实的过程。笔者选取近期一则具有代表性的新闻“23岁女子相亲被困文山”,通过对新闻事件和新闻参与者行为的回顾还原新闻反转中追求真相的进程,详细阐述新闻媒体、新闻受众、政府机构等多重行动者的职能和目标利益;研究行动者之间的行为和联系,构建反转新闻的行动者网络模型。由此笔者提出,反转新闻的价值寓于新闻反转的进程中,反转新闻是由媒体、受众、政府组织等行动者多方位参与的社会行动。

关键词 反转新闻;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行动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20-0016-05

21世纪,信息量、信息传输和处理速度以及信息应用程度呈几何级数递增,如何甄别、筛选和利用海量信息成为难题。媒体为了顺应时代潮流,从纸媒转型到网络新媒体——新闻的载体变得多元;新闻的生产周期变短;媒体与其他产业融合;自媒体使信源量呈爆炸性增长。反转新闻伴随新闻媒体的转型而生。在人人能都能参与新闻生产的当下,大多数自媒体缺乏新闻专业训练,发布的信息极有可能未经过交叉印证,导致新闻事实扑朔迷离。反转新闻已成为新闻生产的常态。当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受到冲击,探讨反转新闻的概念、形成机制、社会价值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能够帮助媒体从业者适应时代潮流。

1 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对反转新闻的概念莫衷一是,但普遍认可以下两种:一是指原始新闻向相反方向转变,媒体跟踪报道使事实真相被抽丝剥茧,读者能清晰而全面地了解事件的全貌,并迅速改变立场,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度[ 1 ];二是指通过社会热点、热门词汇吸引读者,但后续被证实与事实不符甚至截然相反的新闻现象[ 2 ]。然而这两种定义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确定新闻反转后的真实性。对此,苏婧提出从价值论出发探究反转新闻的概念去解决这一困境,认为反转新闻的价值体现在反转的过程中;真实不仅代表着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意味着激发人们追求真实的愿望和强烈的行动力[ 3 ]。

除了定义探究,其他研究方向包括:新闻反转的阶段和过程分析、成因分析及规制探索、新闻反转与媒介责任等方面。岳甜等研究者认为反转新闻的发展的第一步是网络事件促进网络认可机制,从而吸引新闻受众的注意力,为引发网络聚集行为造势;网络动员机制通过事实与舆论的双反转,推动反转新闻走向高潮;网络疏通机制则是在有关部门发挥能动性的基础上,消耗反转新闻的热度,直至淡出人们视野[ 4 ]。钱文霞认为新闻媒体受到固有认知模式的影响、片面化传播、自由化传播造成了反转新闻[5]。廖力妮则将反转新闻与新闻失实和虚假新闻比较,提出新闻反转不仅涉及虚假陈述,还涉及整个事件后来的演变,特别是用新闻报道的基本事实扭转公众舆论的过程[ 6 ]。王天定则从提高媒体对公众的透明度,维护公众的知情权的角度出发,根据媒体的社会责任设计标准完善的指标体系、要求媒体自行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7 ]。

虽然各国都出现过假新闻和失实新闻,但国外却没有“反转新闻”的概念。在此,笔者借鉴苏婧的观点,选取与新闻反转意义接近的后真相(posttruth)一词进行文献检索,希望能从国外较为类似的课题研究中得到启发。根据牛津字典释义,后真相是指客观事实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小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的情况。人们不再相信真相,只相信感觉,按照个人喜好和偏向听取和看待事物。流言蜚语、花边新闻占据了各大社交网站的首页,真相的获取成本由此不断升高。相较于主流媒体,互联网使用者们更愿意片面地选取自己乐意接受的信息,被舆论的走向所感染,那些与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截然不同的证据,常常被有选择地、有意识地忽视。

后真相不仅和舆论现象息息相关,也在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被探讨[ 8 ]。但不管在何种学科内讨论,核心都离不开后真相基本的特征,也就是情感大于事实作为前提,且社交媒体一般认为是后真相时代形成的温床。后现代传媒理论中,鲍德里亚认为媒介正在构成超现实,而这样的新的媒介现实里信息和意义都已经“内爆”了,真实只活在流动性的言说中。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伴随着现代性被质疑和以现代性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逐渐衰落,客观不再是新闻界的准则[9],主观性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上升、扩展并主导社会。

国外的研究已经意识到后真相现象和主流媒体的衰落不无关系,且热衷于分析成因和影响机制,并对其进行批判。尽管后真相和反转新闻都与网络社交媒体关系密切,但“后真相”一词形容一种社会形势,不能和反转新闻混为一谈。笔者认为反转新闻是在后真相语境下产生并流行的——当人们更相信社交媒体上煽动情绪的内容,真相就被掩盖了,因此要想获得新闻真相,就必须借助一切社会力量进行反转。

2 行动者网络理论:理解反转新闻的一种可能

传统思路下,新闻在传统媒体主导下反转,有以下两种情形:当最初报道是片面的,媒体会不断聚集信源修正或是补充最初的报道,从而无限接近真实,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另一种情形则是最初报道就是虚假新闻,但随着媒体跟踪报道,失实新闻被推翻,是证伪的过程。然而,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网络智能终端的流行意味着传播媒介的格局与价值也随着技术更新迭代而重构。内容网络、人际网络、物联网联结并融合,人与人、人与媒体、媒體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本文从网络反转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受众多个角度出发,重点探究反转的过程、媒体和受众的行为表现,以及参与整个事件发展的媒体平台、传播渠道等其他因素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理论框架,本文将个案研究、符号学分析和话语分析相结合,在新闻门户网站、微信、微博官方账号中选取近期有代表性、各方参与度积极的反转新闻案例进行研究,理清事件的前因后果,尤其是产生变数的节点。媒体平台、媒体从业者、新闻受众、新闻当事人等多重社会因素将被作为“行动者”进行重点分析,探究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新闻反转的推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布鲁诺·拉图尔为首的巴黎学派社会学家们搭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框架,主张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是由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10]。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网络不是指代具象的網,而是概念化的“网络(network)”,它常被看作一种帮助描述事物的工具,而不是正被描述的某项事物。“行动者”的概念按照人类或非人类被细分两大类,包含人类行动者(actor)和技术、机构、市场等非人行动者(actant)[ 1 1 ],强调主体异构要素的行动能力和利益驱动,注重行动者之间的同构力的沟通协调,将网络的扩展、发展和稳定建立在各个行动者要素不断转译和整合的基础上。

技术对社会的重组作用主要取决于异质要素的扩展和转译,个体行动者通过相互联系,共同构建统一的事件网络,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结构重 构[ 1 2 ]。要识别这样的网络,就必须跟踪观察参与者的行为变化,特别是正在形成的网络,更有助于研究网络的动态特征。行动者网络理论虽然常被用于探索科学与社会的联系,但对如何理解技术、传媒与社会的关系也有很大价值。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行动者、转义者(mediator)可以和反转新闻事件中的媒体、网络平台、移动端、新闻使用者等因素对应起来。个体无法单独完成任何社会行为,社会行为是行动者网络作用的结果,反转新闻的产生、发展、推进的过程正是如此。

3 社会行动视角下的反转新闻

2019年3月11日晚,微博树洞“@说给电竞美少女们”发布一条新投稿得到了电竞圈网友们的大量关注。投稿人自称王琳,听父母之命独自去云南相亲,被困在文山市某山村的一个男子家中,因求助警方未果,于是发帖求助,希望有好心人接送自己到机场。网友“@别后珍重”补充发帖称自己是王琳的朋友,愿意证实事件的真实性。随着转发数量的增多,这则微博得到了新闻媒体的关注。3月12日,“每日人物”率先报道此事,搜狐新闻在网站和客户端在第二天转载了这则新闻。13日下午,王琳给树洞投稿表示已顺利离开文山。

事件在13日晚发生转折。文山电视台播出了采访当事人的视频,视频内容显示王琳和相亲对象两年前就通过相亲认识,一个月前拍婚纱照办了婚礼。文山市公安局德厚派出所负责人杨斌在采访中澄清,警察不但多次出警,还多次与王琳通话、发短信沟通。七都公安和文山警方的官方微博账号也在当晚公布警方调查结果。通报称女子未受人身限制,只因不满家人安排的婚事,希望警察开车送自己去机场拒绝了,才在微博发帖并捏造警方不作为的不实信息。3月14日,“23岁女子相亲被困文山”登上微博热搜,各大新闻网站相继转载、跟踪报道;网友发评论谴责王琳浪费公共资源,辜负公众的信任;部分微博大V对每日人物和搜狐新闻提出批评,认为他们不经多方调查核实就散布假新闻,缺乏职业素养。

3.1 谁在推动新闻反转

根据传统的研究思路,“女子相亲被困”事件在众多反转新闻中并没有什么不同——最初报道的新闻向相反的方向转变,随着细节抽丝剥茧,事实真相被更加客观全面地呈现在新闻受众面前,使新闻受众的态度急剧逆转,由为王琳打抱不平、伸出援手转向从言语上批评甚至谴责王琳。传统的案例研究思路聚焦点在媒体自身的能动性,认为媒体才是推动新闻走向反转,接近事件真相的关键,媒体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新闻受众的反应的变化,这种思路将新闻受众放在了被动接受的一方,也是网络时代来临之前传统媒体与新闻受众之间的关系。

然而,“女子相亲被困”新闻事件中,引发人们争执的多数是后来补充进的新信息,例如“每日人物”报道中引用的王琳的口述,视听文山中警方的解释等。这次反转新闻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在媒体、受众等多重社会因素参与下,事实被补充完善甚至推翻重构,无限接近真相。由此,笔者认为研究反转新闻不应该将其看作静态的事物,而是应该放在一个动态过程中观察当事人、新闻媒体、受众是如何相互协商,相互作用的。

在女子相亲被困事件中,参与此次新闻反转的主要人物可分为新闻当事人、媒体及受众、警方三类。新闻产生的前期,王琳、微博树洞“@说给电竞美少女们”及其粉丝群体至关重要。新浪微博创造了一个包容的平台,无论身份地位如何,拥有相同爱好、参与相同话题社区的网友都能微博社区的用户身上找到共性并建立社交关联。正因如此,普通女孩王琳在微博树洞“@说给电竞美少女们”上发布求助信息,最先响应的是微博树洞庞大的粉丝群体。

“每日人物”、搜狐新闻及自媒体的报道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媒体从业者能够敏锐地发现新闻点,利用社会对女性婚姻自由和人身安全的关注将个人事件推向公众视野。每日新闻和搜狐新闻片面采访了当事人王琳,搜集了微博上传播较广的截图后就赶着时效发布新闻,没有核实信源的可信度。

文山市电视台、七都警方和文山公安是新闻反转的关键。文山电视台身为当地政府媒体的代表之一,具有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维护地区形象的社会职责,因此能够深入到事件核心,通过采访当事人、实地调查的方式搜集信源,挖掘真相。七都警方和文山公安则是履行工作职责,在女子报警后迅速出警,了解具体情况,事件调查完毕后配合文山电视台公布调查结果,并在微博、微信自媒体账号公布警方通报。

3.2 “女子相亲被困”事件行动者网络模型

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建设不仅由社会利益决定,而且由人(社会)和非人(工具、材料和研究对象)组成的“异质网络”决定。根据转译理论,反转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形成包含包括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权益化(interessement)、摄入(enrolment)和动员(mobilization)四个基本环节[ 1 3 ]。新闻主体必须通过指出其他行动者利益生问题,从而形成网络联盟;同时使新闻主体的目标利益成的实现途径使不同行动者所关注的客体生问题,从而形成网络联盟;同时使新闻主体的目标利益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关节点(以下简称OPP)[ 1 4 ];接着利用各种策略强化问题化过程中给行动者界定的角色,将行动者被摄入联盟;最后的动员过程中,建议者上升为整个网络联盟的代言人并对其他联盟者行使权力,以维护网络的稳定运行[15]。为了更清楚地表现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联,笔者通过列表的方式展现各行动者为了达到目标利益在网络中必须排除的障碍,见表1。

在问题化环节,行动者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让“相亲被困”事件切实地转化为新闻热点。在摄入环节,行动者们互相赋予对方被赋予了不同的任务。例如,王琳将自己的遭遇讲述给记者和警察;微博电竞博主“@说给电竞美少女们”将王琳的求助帖散布到微博平台,获得网友关注;警方介入调查,帮助王琳解决困難;文山电视台采访王琳的家人、朋友搜集更多背景信息;“每日人物”、搜狐新闻等新闻媒体搜集信息,撰写并发布新闻稿,维持新闻热度;网友发表议论,出谋划策,形成舆论潮,促进媒体和相关机构尽快调查。不过,王琳作为新闻当事人,给微博电竞博主投稿发帖,自主接受每日新闻的采访属于自发行为,理论而言不属于“摄入”的范围。不过当事态扩大,成为了社会热点话题之后,王琳被动接受警方调查,接受文山电视台的采访,属于“摄入”环节——从视听文山的报道来看,王琳几次表示“没什么好说的了”,可以看出即使接受了电视台采访,王琳还是处于被动 状态。

权益化环节,行动者们互相制衡。行动者在达成目的的过程障碍重重:王琳的目的是找人送自己去机场,但达成目标的过程中污蔑警方导致事态升级,地方新闻变成社会热点。警方面对王琳在网络上的指控,只能即时回应,积极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官方媒体上如实公布,回应公众诉求。文山电视台也希望通过新闻采访和报道,揭露女子被困事件的真相,但是当事人王琳表现出不配合采访的态度。每日新闻、搜狐新闻在没有多方交叉印证信源的情况下仓促发布新闻,受到读者的批评。博主“@说给电竞美少女们”出于善意将投稿发布到微博平台,然而并不具备核实王琳发布的求助帖是否真实的能力。关注这则新闻的网友转发、评论电竞博主的微博,本意想借助舆论潮督促警方帮助王琳解决问题,但是由于空间限制无法核实信息的可信度。

动员阶段,网友利用舆论督促警方和相关机构加快调查;警方正式介入调查能够迫使王琳说实话,交代在求助帖中说谎的原因;视听文山能够通过生动的采访视频,给越来越多关注此事的读者一个明确合理的解释;搜狐视频能够通过后续报道纠正初次报道的失误;等等。基于上述转移流程,笔者将“女子相亲被困文山”事件的行动者网络绘制成图1。

4 研究小结

行动者网络理论更像是一种工具,这个理论可以非常贴合地用来分析新闻反转过程中不断揭露事实真相,接近真实的过程。笔者回顾了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创新地将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到新闻案例的研究中。通过“女子相亲被困文山”的案例,笔者绘制了反转新闻的行动者网络,详细阐述了各个行动者的职能,目标利益,分析了他们的行为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反转新闻形成的过程,也是追求新闻事实真相的过程,其中新闻受众、新媒体、新闻当事人、政府等相关机构都联动起来,互相影响,互相制衡,不断积累和推翻信息,参与到新闻的反转中。由此可见,反转新闻不仅是一个新闻事件,更是一场多方位参与的社会行动。

新闻反转带来的未必都是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用辩证的视角去看待媒体和新闻受众在事件中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网络时代,人与人、人与媒体、媒体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千变万化,当反转新闻不再是个例,而是成为了新闻生产的常态,就足够引起媒体从业者的注意,在未来提升新闻界内部的自律,保护新闻自由,加强与新闻受众之间的联系,学会合理利用新媒体寻找新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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