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毅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5)

引言

长期以来，煤炭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和广大群众生活燃料，在发展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进步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往人们关注生产煤炭的煤矿主要包括国有、地方、外资、中外合资、集体、个体等多种所有制组织，而对军队兴办煤矿缺少全面系统的了解，有关军人开采煤炭的研究成果为数甚少。截至目前，已出版和发表的相关著述主要有景占魁编著的《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1]；《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志》[2]。文章主要有刘森的《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的战斗历程与光辉业绩》[3]，被收入倪同正主编的《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4]。《六盘水市志·军事卷》[5]《当代中国·军队群众工作》[6]等亦有十分简略的相关介绍。鉴于学术界目前尚无专门系统研究中国军队兴办煤矿的论述，笔者不昧浅陋涉足于此，试图对军办煤矿进行连贯和整体的探究。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本文以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终结于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为中心，探讨并评价这一时期军队建设煤矿的原因、历程、特点、作用和影响，遗漏和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煤炭作为一种物质，既属于矿产资源，同时还具有能源的属性。在中国，煤炭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品种齐全，已有上万年的开发利用历史。中国的煤炭储量虽然很丰富，但分布极不平衡，总体特点是北方多，南方少，东部贫乏，西部丰富。“1980年第二次全国煤田预测的煤炭资源总量中，太行山——雪峰山一线以西地区的资源占全国的89%，而东部沿海鲁、皖、苏、浙、闽、赣6省仅占4.4%；秦岭——大别山以北的煤炭资源占全国的93.6%，而该线以南的两湖、两广、云、贵、川、浙、闽、赣、海南等11省(区)仅占6.4%，且其中的91%又集中于云、贵、川3省。”[7]94截至1975年，中国探明的煤炭储量为50 592.19亿吨。其中储量居第一位的是新疆，第二位是内蒙古，第三位是山西，第四位是陕西。

从古至今，开采煤炭的主体主要有民间、官方两个方面，近代以来又有了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参与。在中国古代，经办煤窑的主体主要有官窑、军窑、民窑三个方面。军窑即军队兴建的煤窑。之所以将生产煤炭的场所称为煤窑，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依靠人工和畜力作业。屯垦戍边是中国几千年开发和保卫边疆的历史遗产。中国在边疆大规模屯垦戍边始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以后历代沿袭。在漫长的古代时期，边疆地区驻军既多又相对集中，为了满足做饭、取暖和锻造兵器等方面的需要，驻军往往在一些有煤炭储藏且埋藏较浅的地方开办煤窑。“开窑的目的是为军队本身烧用。这类煤窑有的由军队直接经办，靠士兵开采；有的大部或部分委托商民承办。军窑数量有限，可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官窑。”[8]163这些军窑“一般聘请经营管理者代办其事，或承租给他人。工人中有一部分是罪徒，或受惩罚的兵丁。军办煤窑凭借军力军威，在矿区地位较高”[9]18。三国时期，曹操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一带修建了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合称曹魏三台，其中冰井台内存有粮食、盐，还有数十万斤煤炭。其用途“应是作为长期贮存的备战物资”[8]32。在明代的文献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嘉靖七年，以居庸关官兵无处樵采。白羊镇煤窑，准照旧开取。”[10]

清代乾隆年间，经“皇帝批准，在哈密一带各屯防处所，凡有产煤山场，一律查勘开采……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准，在崆郭罗博等地，先后开矿34处，所产煤炭供伊犁九城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旗牛录办煤车，给官兵拉煤，一年就为驻兵拉煤4万多车”[11]5。这些煤炭主要作为驻守边疆的官兵及眷属生活燃料和军队锻制兵器燃料。据《新疆识略财赋篇》记载：“伊犁环境皆山，土地宽广，有窑矿之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立铅厂、三十六年(1771年)立金厂、三十八年(1773年)立铁厂、四十一年(1776年)立铜厂、四十七年立煤窑。”另据《塔尔巴克台事宜》记载：“塔尔巴克台煤矿一座，在此城北70里乌里雅苏山，绿营屯员兼管。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参赞大臣惠，因处柴薪渐远，兵民等樵采艰难，派员于此山内采得煤苗，奏明将给额鲁特为奴遣兵内挑出年力精壮者52名，分拨21名入山挖煤，委头目1名以资约束；分拨31名，内委头目1名，带领至锡伯图地方垦耕地，接济煤窑遣兵口粮。其所获煤斤，官兵每车山银二钱，商民每箅山银三钱。每岁所获煤价除制兵器并遣兵等衣履等项外，其盈余钱两归入房租项下服部查核。”[11]705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左宗棠率军驻扎在新疆哈密一带。为解决军队做饭取暖的燃料问题，曾安排军人到三道岭凿井挖煤。

到了近代，军办煤矿时有出现。19世纪末，清政府监察御史陈其璋在奏请敕令各省督抚遴派矿务人员时提出：“在边塞省份，仿照薛福成在所撰《筹洋刍议》中所建议的办法，就近调集兵勇开矿，以济饷需。”[12]4山西素有煤乡之称，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据《山西实业志》记载，当时在太原、清徐、交城、文水一带开办煤窑，一年就能收回全部投资。因此，“晋军旅长黄国梁和营长胡莲村等合伙买了神底窑。在这个窑上发财后，胡莲村又独树一帜办了个莲村窑。晋军炮兵司令荣立黑的本家‘荣瞎子’在晋祠柳子沟附近与当地地主贾绪合伙，办起了晋丰公司”[13]141-142。1924年，山西省政府在大同兴建了军人煤厂。军人煤厂由当时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出面开办，实际上由他的叔父阎子安具体主持。军人煤厂筹资钻探口泉站附近的矿区，打钻十余处，确定在煤峪口大南沟建矿，同时修建口泉到煤峪口的铁路，后因直奉战争影响而停顿。“1928年秋，山西当局派王庆祚等10人为军人煤厂筹委会，开始复工。”[14]97“1929年1月开始在永定庄凿井，5月改军人煤厂为晋北矿务局，委任梁上椿为局长。”[8]160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下辖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组建多个调查组，对(北)平汉(口)铁路、(天)津浦(口)铁路、陇海铁路、粤汉铁路等铁路沿线的煤矿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煤矿所在地区、煤矿的组织机构、产品的品种产量及价格、未来发展计划、矿区的交通设施等，其目的是为抗战做准备。在此基础上，该机构提出了在当时的抗战后方江西省建设高坑和天河煤矿、在湖南省湘潭建设谭家山煤矿的方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行、太岳根据地兴建了一批煤矿，保障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增强了抗战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煤炭在国家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地位举足轻重，全国绝大多数的燃料和工业动力、化工原料、民用能源都来自煤炭。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4年中央政府决定在新疆成立生产建设兵团。该兵团担负着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同时又是新疆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该兵团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生产队。兵团是党、政、军权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半军事化组织和社会经济体系。20世纪50年代初，“驻疆部队和少数地、州、县，自行投资新建小型地方国营煤矿5处”[11]5。其中新疆军区所辖的煤矿为迪化六道湾煤矿。此后新疆建设兵团不断发展煤炭工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疆共有军队经营(含生产建设兵团)的煤矿11处，公安系统经营的煤矿7处。从50年代到9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团及直属单位先后建起了一批煤矿，新疆军区后勤部也建有煤矿。这些煤矿大多规模不大，所产煤炭以满足本单位需要为主。截至2015年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辖有55处煤矿，分布在自治区境内13个矿区中，设计生产能力为3 367万吨/年，持证生产能力为1 145万吨/年。这些煤矿大部分为中小型煤矿，其中年产30万吨及以下煤矿20处，占煤矿总数的36%。

“文革”期间，全国主要煤矿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以云南省为例，“1967年3月18日，云南省煤炭系统全面实行军事接管。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厅)首任军事代表王文辉”[15]25。直到1975年5月，云南省煤炭系统的军事代表奉命全部撤走，云南煤炭系统的军事管制至此结束。

20世纪70年代，一些煤炭大省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欢迎并鼓励省外单位前来投资建矿。据《中国煤炭志·山西卷》记载，仅1971—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北京军区、天津警备区、军事学院、山西省军区、基建工程兵等先后在大同、阳泉、朔州、雁北、忻州、晋中、吕梁、临汾地区兴建了一批煤矿[16]719-720。

一、煤炭部队的创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的创建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国际形势骤然紧张起来。1966年，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确定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立足战争，争取时间建设战略后方”，为此国家重点进行了“三线建设”。所谓“三线”一般指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即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纵深地带为三线。相对具体而言，一线地区指位于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二线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以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东半部；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甘肃乌鞘以东、京广铁路以西，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中西部省(自治区)和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自治区)的后方腹地部分。其中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俗称“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小三线”。具体到煤炭工业的“大三线”，包括西南、西北的约20个矿区，即贵州的六枝、盘县、水城，四川的渡口、芙蓉、松藻、华蓥山，云南的田坝，陕西的铜川、蒲白、澄合、韩城、镇巴、黄陵，甘肃的靖远、华亭，宁夏的石炭井、石嘴山，内蒙古的乌达等。国家煤炭工业建设的重点从华北、东北转移到西南、西北地区，其目标是迅速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

为了加强三线地区基本建设，1966年3月，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试点意见的报告》。随后，中共中央在(66)195号文件中提出：“把施工队伍逐步整编为劳武结合、能工能战的基本建设工程兵，是实现队伍革命化，保证队伍不断更新、提高战斗力的根本措施，最能适应边备战、边建设的需要。”由此可见，基本建设工程兵(简称“基建工程兵”)从开始建立就被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基建工程兵主要承担煤矿、冶金、石化、水电、交通等经济及国防工业建设任务。基建工程兵最多时有32个支队(师)、156个团、5所技术学校、49万余名官兵，分布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

1966年5月，毛泽东主席做出了重要的“五七指示”，其核心是要求全国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平时寓兵于工，战时能工能战。根据当时的形势，三线建设的钢铁主要基地确定在四川攀枝花，铁路建设主要有黔滇线、成昆线、黔渝线等，煤矿重点确定在贵州西部的六枝、盘县、水城(简称“六盘水”)。建设六盘水煤矿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需求。

建设一座煤矿，在完成地质勘探和矿井设计等基础工作后，首先要进行的是建井等基本建设工作。为了通过试点取得经验，1966年4月，煤炭工业部和基建工程兵党委决定，将煤炭部所属第14、74、75、76、77、78等工程处取消编号处建制，整体改编为煤炭部队，简称“工改兵”。整编工作大体分为动员准备、实施整编、建队整训三个阶段。这项工作开始后，“由于动员深入、组织严密、工作细致，整编进展顺利，95%以上的干部和工人踊跃报名参军。经批准参军职工4 790人，占矿区职工总数的41.3%。到7月28日，全矿区整编工作圆满完成”[2]1。当年7月，中央军委以(66)13号文件批转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提交的《关于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试点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了基建工程兵的管理体制(受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部队编制、番号、兵源和干部来源、经费管理、后勤保障等问题。为了加强领导，便于协调工作，煤炭工业部于当年7月在部机关设立了基建工程兵第三纵队整编办公室。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代表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向新组建的基建工程兵第41支队授予师级军旗，向该支队下辖的7个大队授予团级军旗。7个大队下辖104个中队(连)，共有官兵21 958人。该支队的兵源主要来自原煤炭工业部所属的6家工程处和一批福建退伍转业战士，干部主要来自铁道兵。据曾任基建工程兵煤炭指挥部副主任、第41支队代支队长的刘森回忆：1966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在铁道兵选派的471名建军骨干到达贵州盘县煤矿建设指挥部。经过几个月的动员、教育和整编，各项准备工作就绪，8月1日，隆重举行建队授旗大会”[17]3。煤炭工业部副部长范文彩、贵州省军区首长及地方党政领导出席授旗大会并讲话。第41支队初成立时机关办公处设在盘县土城。

贵州的六枝、盘县、水城简称“六盘水”，地处乌蒙山中段。1965年1月，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成立，并基本完成了煤田地质勘探工作和铁路的修建。这里的煤炭保有储量为149亿吨，占贵州全省煤炭储量的30.1%，其中炼焦煤储量95亿吨，占全省的88.3%，是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焦基地，而且埋藏浅，易开采。第41支队组建后承担的煤矿建设任务之所以首选盘县，是因为国家已确定在附近的四川攀枝花建设钢铁基地。“该支队在盘县矿区先后担负月亮田、老屋基、土城、火烧铺、大田坝等矿井及配套工程的施工任务。”[7]177

1970年6月，煤炭工业部机构撤销，国家组建燃料化学工业部(简称“燃化部”)，统管全国的煤炭、石油、化工工业，基建工程兵第三纵队整编办公室随即改由燃化部领导。这一时期，国家对煤炭工业布局进行了调整，实施了北方建设战略，对急需煤炭而又有煤炭储量的地区增加建设力量，扩大建设规模。燃化部根据国家的部署，从西南地区调出一批基建队伍到东北、中南、华东等地区建设煤矿，以增强这些地区的煤炭供应能力。1973年7月，第41支队14 800多人离开贵州，前往辽宁省铁法矿区承担晓南、大兴矿井的建设任务。同年8月，第41支队406大队3 300多人从贵州调至湖北省钟祥县，参加荆襄磷矿王集矿段的施工建设，其党政工作及后勤保障由武汉军区负责。

1972年，根据当时国家煤炭工业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以第41支队所辖的401、403、405三个大队为基础，补充一批新入伍的战士，加上部分煤矿施工队伍，在陕西韩城组建基建工程兵第42支队。该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先后承担了河南省平顶山市八矿，陕西省韩城桑树坪矿，山西省古交镇城底、西曲、东曲矿，大同市燕子山等特大型现代化煤矿的建设任务。

1975年1月，国家重新组建了煤炭工业部，中央军委随即将基建工程兵第三纵队整编办公室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煤炭工业部办公室(简称“煤炭部兵办”)，下设参谋、政工、后勤三个组。1978年10月，该办公室升格为基建工程兵煤炭指挥部，接受基建工程兵和煤炭工业部双重领导，指挥部机关设在北京。煤炭部兵办属于军级建制，最多时有16万官兵，约占整个基建工程兵总数的三分之一。它的发展方针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地震。这场地震将有百万人口的唐山几乎夷为平地，致使开滦煤矿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煤炭部队第41支队分别从辽宁、湖北、贵州等地抽调约5 500名土建安装、汽车运输、医务等人员前往唐山，到马家沟、唐家庄、赵各庄、荆各庄、林西、范各庄、唐山等煤矿执行“排水保矿，尽快恢复生产”的任务。1978年，以第41支队部分骨干为基础，在唐山市郊的韩城镇组建了基建工程兵第43支队。支队下辖5个大队，总人数最多时有23 000多人，先后承担了开滦煤矿震后重建，山西大同燕子山、阳泉，江苏沛县大屯等地区的煤矿建设。

1978年10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要求，基建工程兵组建第44支队，下辖5个大队，共有官兵15 600多人。支队机关设在内蒙古霍林河矿区，主要承担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矿的建设任务。第44支队的组建包括“煤炭部从抚顺矿务局抽调70名露天专业干部和400名技术工人；(吉林)省委从全省各地抽调1 500名各种技工；部和省又从1978年大中专毕业生中，分配给矿区23名；兵种从老部队调入干部、战士662名；征新兵3 254名。这些人员，加上矿区原有职工，是组建44支队的基础”[17]23。

为了保障煤炭部队技术人才的需求，加强工程技术专门人才的培养，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国发(1979)13号文件的形式批准组建师级建制的基建工程兵第三技术学校，校址最初设在江苏、山东、安徽、河南4省交界的江苏沛县，1981年迁至铜山县(今徐州市铜山区)。至此，煤炭部队共有4个支队、17个大队、1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官兵约71 300人。

1980年8月1日，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批复，煤炭部队所属的大队、区队、中队番号分别改为团、营、连，序列号不变。

1982年8月，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体制、军队体制的变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编制，所属部队按产业系统对口，成建制集体转业到有关部门和地区。

198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国发(1983)26号文件中提出：“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改编为煤炭施工企业，是贯彻中央调整方针、改革体制、实行精兵政策的需要。”煤炭部队随即着手“兵改工”的工作。在煤炭工业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这项工作于1984年完成。基建工程兵煤炭指挥部改为煤炭部建设总公司(司局级)，所属部队大多转为煤炭工业部直属的基本建设工程公司。例如，第41支队改编为煤炭工业部第二建设公司；第43支队改编为煤炭工业部第三建设公司；第41支队的401大队改编为河南省煤炭建设公司六处，402大队改编为煤炭工业部二建公司一处，403大队改编为大同矿务局工程处，404大队改编为煤炭工业部二建公司二处等；第三技术学校改为徐州煤矿建筑工程学校(随后相继改称“徐州建筑工程学校”“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1983年6月15日，基建工程兵煤炭指挥部番号撤销。“撤销改编中，安排就地集体转业28 758人(干部3 848人，战士23 871人，职工1 039人)，分散转业、复员退伍12 924人(干部转业4 091人，战士退伍8 833人)，安排离休159人，退休166人。”[2]29至此，煤炭部队编制撤销，结束了其在特殊时期从事煤矿建设的历史使命。

二、建设成就和主要特点

组建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无论对于军队建设还是发展国家煤炭工业都有重要的意义，是加快国家煤矿建设的重大举措。从1966年8月煤炭部队建立到1983年6月撤销改编，这支部队共存在17年时间。从最初的“工改兵”到最后的“兵改工”，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17年间，煤炭部队先后在贵州、陕西、河南、辽宁、山西、河北、江苏、山东、内蒙古“9个省(自治区)的12个矿区，承建了20处大中型煤矿(其中一处露天煤矿)，设计能力年生产原煤3 120万吨”[2]1。这个数字，十分接近1949年全国煤炭产量的总和(3 240万吨)[17]411。17年间，煤炭部队“共完成井巷工程39.061 3万米，工业、民用建筑221.766 5万平方米，安装大型设备2.524 7万吨以及大量的工业管线等工程”[3]13。

据统计，煤炭部队承担并完成的煤矿及附属设施建设主要项目分别有[7]183-184：

第41支队：贵州盘县月亮田矿井、老屋基矿井、土城矿井、火烧铺矿井，辽宁铁法小专矿井、大兴矿井等，包括部分煤矿的井上建筑。

第42支队：河南平顶山八矿，山西古交镇城底矿、大同燕子山矿，陕西韩城桑树坪矿、下峪口矿等矿井及井上建筑。

第43支队：河北唐山开滦煤矿范各庄矿恢复改建，山东藤县蒋庄矿井，山西大同燕子山矿井、阳泉贵石沟矿井，江苏大屯徐庄矿井、龙东矿井、张双楼矿井。

第44支队：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矿剥离工程及土建、安装、运输等，山东新汶鄂庄矿井、藤县蒋庄矿井，山西西曲煤矿等。

除了建设煤矿，煤炭部队还建成一座年洗原煤60万吨的洗煤厂，参与了河北唐山开滦煤矿震后抢修和扩建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煤炭部队在从事生产建设的过程中不仅付出巨大的辛劳，一些官兵还奉献出宝贵的生命。1979年5月和1980年12月，在内蒙古霍林河特大草原大火和兴安盟科右前旗大石寨公社新兵团驻地火灾中，有10余名战士在灭火抢救国家财产过程中壮烈牺牲。据贵州省《六盘水市志·大事记》记载，1974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41支队在盘江矿区施工牺牲的131名烈士遗骨，从七盘地迁入盘县烈士陵园安葬”[5]。另据陕西省韩城市民政局烈士陵园墓碑记载，煤炭部队第42支队在韩城煤矿建设过程中共牺牲47名官兵。

煤炭部队兴建煤矿，既解了国家对煤炭需求的燃眉之急，同时也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1972年4月末，第42支队派出先遣人员前往陕西韩城兴建煤矿，“受到各方面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韩城县委、县政府、人武部把办公室腾出来给支队机关住；县政府把农技校腾出来给部队建医院；下峪口为支队解决了机修营、汽车营、总仓库和教导队的建筑用地。陕西煤管局和韩城矿务局领导全面介绍矿区情况，积极为部队投入施工提供便利”[17]16。

纵观煤炭部队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下列特点：

1)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煤炭部队军为基础，工为核心。部队每年补充新兵，增加新生力量，适宜于野战化的“三线”建设。煤炭部队官兵大多年轻力壮，四海为家，家属拖累少，行动相对方便，利于调动。适宜煤矿基本建设流动性大、突击性强、体力劳动强度大的特点。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地震，第41支队随即派出5 500多名官兵前往震区参加抗震救灾工作，充分体现出煤炭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特点。

2)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煤炭部队承建的煤矿大多地处荒山野岭、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的地方。有的矿区最初连水电都不通，住房都要自己建。煤炭部队在建设西南边陲的贵州盘县矿区时，克服了难以计数的困难，承建了月亮田、老屋基、火烧铺等多座煤矿。河南平顶山矿区虽然地处中原，但承建的八矿是国内罕见的高温矿井，井下水温常年保持在35℃。该矿井井深约600米，井下又湿又闷，冬季井口冒出的雾气高达30多米，施工过程中经常发生水患、塌方等事故，工作条件异常艰苦。承担该矿建设的401团官兵敢于攻坚克难，“从1977年至1979年，全团井巷进尺年年超过万米。该团八连连续3年荣获国家等级掘进队称号，团支部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17]412。

第42支队承建的陕西韩城矿区桑树坪煤矿的运煤专用铁路全长12.7公里，其中包括总长4公里多的8座隧道，其余多为桥梁和涵洞。铁路线位于黄河西岸的山崖上，水、电、路都不通，施工条件十分艰苦且充满危险。此前先后有4家地方施工队伍承建该铁路，均无功而返。第42支队403团接手该项工程后，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悬崖峭壁上作业，提前10个月完成了任务。

霍林河露天煤矿地处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深处，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被冰雪覆盖，最低气温达零下40摄氏度。建矿初期，官兵们全部住在一半在地下的潮湿阴冷的“地窨子”。大雪封路后，官兵们的粮食、蔬菜都没有保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官兵们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提前5个月完成剥离土石方500万立方米任务”[2]5。

3)节省国家开支。在中国，建设一座矿区通常要考虑医院、学校、家属区、生活服务等诸多事宜。如果由地方或行业相关单位建设煤矿，首先要解决成千上万人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购物、上学、就医、交通等人的最低生活需求。同样是从事煤矿建设，1名地方煤矿职工的开支相当于2名部队战士的开支。地方煤矿职工只能进不能出，来一个包一个。煤炭部队实行义务兵役制，战士复员一般回到原籍，不增加城市人口和职工数量。不仅节省了国家开支，而且也为农村和地方工矿企业培养大批建设人才。

4)钻研技术，精心施工。煤炭部队承建的项目大多是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标准高，质量要求严、施工工期短。为了按时保质完成建设项目，煤炭部队普遍开展专业培训和岗位练兵活动，一些部队还建立了科研机构。他们十分重视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科学、符合煤炭部队特点的管理制度。第402团承建的晓南矿副井井塔滑模工艺曾得到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嘉奖。

5)为扭转“北煤南运”做出贡献。1966年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扭转北煤南运”的战略要求。以第41支队建设的贵州盘江矿务局为例，“1971年至1990年，全局共生产原煤3 816万吨，平均年递增18.38%。煤炭除供应四川攀枝花、云南昆明钢铁厂外，还销售省内钢厂及云南、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区。1982年首次向国外和港澳地区出口精煤1.6万吨”[18]530。为扭转“北煤南运”，缓解南方地区缺煤现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6)推动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工业是采取自然物质资源，制造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对农产品、半产品等进行加工的生产事业。煤炭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一般而言，煤炭工业可带动电力、交通运输、冶金、机械、化工、建材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形成地区工业综合体，同时可带动煤矿周边地区农业人口迅速非农化。煤炭部队所到之处，对于当地工业化、城市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地处贵州的水城“当时矿区范围内不仅没有铁路、公路，连畜力车也没有，运输全靠人背马驮。除民间土法炼锌和开采小煤窑外，工业几乎一片空白”[4]103。三线建设开始后，煤炭部队派出人员建设水城矿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的水城县域面积达3 607平方公里，人口93万，2018年地方生产总值近300亿元，成为六盘水市的核心腹地，享有川滇黔贵“四省立交桥”“贵州屋脊·中国凉都”的美誉。

在煤炭部队兴建过煤矿的地方，伴随着煤矿的投产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一些矿区已发展成为煤矿城市。例如贵州的六盘水市，辽宁的铁法市(今调兵山市)，陕西的韩城市，山西的古交市、阳泉市和大同市，山东的滕州市、新泰市，河南的平顶山市，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等。其中霍林郭勒由原来内蒙古的草原牧场发展成为草原煤城，主要由基建工程兵第44支队建设；第42支队参与建设的山西古交煤矿成为中国最大的土焦煤生产中心，该支队建设的陕西韩城煤矿被誉为渭北“黑腰带上的明珠”；第44支队参与建设的山东新泰煤矿已发展成为齐鲁大地新兴的煤矿城市，该支队建设的山东滕州矿区已成为中国的煤化工基地核心区，至今仍保留有鲜明军队名称色彩的八一煤矿。在这些地方，城市经济以煤炭产业为主，煤炭工业是该市的支柱工业，煤炭工业产值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10%以上，矿区人口占市区人口的1/3以上。这些地方大多经历了“煤矿—矿区—城市”的发展历程。煤矿城市是中国城市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在资源型城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有的虽然没有发展成为煤矿城市，但形成了具有较大规模的煤炭生产和加工及运输系统、管理及生活服务系统的矿区。例如位于江苏北部沛县的大屯矿区，该矿区于1970年先由上海市开发建设，后由煤炭部队陆续在当地建成5对矿井，另有发电厂、洗煤厂、机修总厂、铁路专用线及配套生活设施。目前该矿区面积约245平方公里。

三、结语

在中国煤矿发展史上，无论是古代、近现代还是当代，较大规模和范围出现的军办煤矿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对于原有的煤矿体制，军办煤矿在组织领导、用工制度、施工管理、职工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创新和尝试。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煤炭部队为例，在组织领导方面，由基建工程兵和煤炭工业部联合领导指挥煤炭部队。在用工制度方面，采用“工改兵”，从而迅速组建了建设队伍，实现了军事化。在管理方面，采取了一些顺应当时形势的办法，主要有：对建设项目和单位工程实行专责包建制度，从而减少了层层审批的繁琐手续，保障了施工进度。在建设施工方面，采取会战的形式，集中力量主攻重点工程，做到了打歼灭战。在基建程序方面，采取“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方法，以适应三线建设和备战的需要。纵观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煤炭部队尽管在不同时期全国的建设区域、煤炭产量、职工数量等方面并未占主导地位，但在迅速集结队伍、便于国家调动、适应多种需要、攻坚克难、战之能胜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足以证明，煤炭部队在特殊年代立下了历史性的功勋，在中国煤矿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