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天 张 辉 张振波

(湖北师范大学，湖北 黄石 435002)

“休闲”一词介入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视野，不早于20世纪90年代。1993年，于光远先生鉴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历史背景，较早地提出“玩是人的根本需要之一”，开始为休闲正名。1999年于光远先生撰文《论普遍有闲社会》，指出休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同时也意识到未来社会劳动解放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休闲是走向未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经之路。此后，成思危先生、龚育之先生等人，先后撰文指出未来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会在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发生改变，应该积极建立休闲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发展；龚育之先生更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从“自由”的范畴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休闲社会现象[1-2]。

大体与此同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潘立勇教授也开始关注当代休闲美学的主题，并以此作为学术志业，开启了自己长达30年的研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潘立勇教授近年开启了有关当代休闲美学学科构建及话语体系的研究，对中国美学、文化学、旅游经济等学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5年，潘立勇教授负责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审美与休闲：和谐社会的生活品质与生存境界研究”，尝试整合休闲美学专题思考的成果。按照潘立勇教授的自述，该课题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从中国传统的人文哲学智慧“本体-工夫-境界”的理路，分析审美和休闲的生存境界的人本关系以及给当代可能带来的启示，并以此作为其新著《审美与休闲：和谐社会的生活品质与生存境界研究》(以下简称《审美与休闲》)研究的主线。潘立勇教授在30年前即觉悟到中国美学史存在学科范式陈旧、研究主体落伍的危机，在此后的研究历程中，着力中国当代休闲美学的主题研究，他在《审美与休闲》一书后记中指出，休闲审美的本质在于生存境界的审美化，审美的休闲指归在于审美境界的生活化[3]282。借助儒家传统文化道器不离、“知行合一”的思维路径，在现实生活中探寻休闲生命的本质意义，并在该书的第一章明确提出，要按照中国哲人“本体-工夫-境界”的三重结构模式，展开休闲与生存人本关系的分析[3]2。以哲学的范畴诠释当代休闲生活、休闲生命的意涵，既符合潘立勇教授从王阳明心学体贴出“天人一体”“与物无对”的本体价值，也体现了当代学人对现实生命场景中寻求族群意义的探索精神。

一、休闲生活构建：宜游、宜乐、宜心、宜居的生活场景与生活审美

潘立勇教授的《审美与休闲》一书，以第四章“宜游：旅游与审美休闲”、第五章“宜乐：旅游与审美休闲”、第六章“宜心：宗教与审美休闲”、第八章“宜居：城市与审美休闲”，构建了当代休闲审美的生活实践。

(一)旅游体验

从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三个层面展开旅游体验，充满着人在旅途的跨文化审美意涵[3]58。旅游经济不能单纯地视为一种经济活动，而是把对景区的感受纳入到超越现实功利诉求的自由境遇中。潘立勇教授指出，旅游活动是一种“基于大众对生活世界的审美追寻”[3]64。他进一步把旅游生活作为休闲境界的具体表达，把旅游所能达到的审美层次，以境界的形式加以表达，即身游和神游。他认为，旅游体验追求的是“宜人”“宜醉”的生命境界，身游与神游结合的休闲境界是自由的、升华的、解放的审美人生体验[3]70。

(二)文娱休闲

潘立勇教授指出，文娱活动是处于休闲状态中的人们体验自我精神世界和感悟内在心灵的一种独特的方式[3]71。文娱活动和其他生活实践不同，从事文娱活动目的本身就有先导性，在当下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文娱活动既是摆脱异化、实现自由的方式，也是探寻个人精神世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路径。潘立勇教授详细地分析了文娱活动的审美特征，并把文娱活动划分为游戏文娱、传统文娱、文体文娱等形式，指出对文娱活动的审美考察更注重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及人生价值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3]80。文娱休闲和现实的审美价值具有内在的关联性，通过审美的方式来阐释休闲本身所蕴含的人本意义和生命价值，让健康的文体娱乐休闲形式渗透到合目的性的生命体验中[3]84。潘立勇教授在论述文娱休闲审美的时候，着力于论述审美异化的范畴，即人为实现自由价值而展开文娱实践，但文娱实践本身被商业化、商品化、形式化的审美成果所异化。在对审美异化批判的基础上，展开文娱休闲审美实践是该书的创新之处。

(三)宗教休闲

把宗教纳入到人文休闲审美的范畴，开拓了当代休闲审美的先河。宗教活动本身就有对现实生活超越的特质，直接实现了境界性的休闲。宗教式的休闲意涵，既有超越现实日常生活的一面，也体现了生命体验的诗性，即通过宗教休闲，人在俗世间的平凡事物中发现了“道”的光辉，并因此产生惊喜，体验到某种诗意般的审美感受[3]93。这种审美的体验，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也是对现实审美成果的提升。潘立勇教授进而提出了“天地境界”的审美成果。“天地境界”并不是一种宗教的体验或者一种宗教生活的观照，而是人的生命体验的最高境界，也是最高的审美境界[3]99。这个“天地境界”更类似于冯友兰先生所明确的哲学范畴。诞生于哲学的土壤，宗教审美并非是一种神学的审美，而是一种境界性休闲，超越了人的具体感性，带来了审美愉悦，实现了持续的价值支撑[3]102。

(四)城市休闲

当前城市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也是工业化革命的必然产物。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地方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特别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拥堵、能源紧张、房价高涨、生活成本上升等[3]103，这些都是造成当前“城市病”的主要因素。潘立勇教授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建设宜居城市：所谓的宜居城市，指城市空间环境要注重人文内涵和审美境界[3]103。在如何实现城市休闲文化的审美问题上，潘立勇教授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阐述，仅提出了城市人文品质的概念，指出每个城市都应当智慧地以游栖空间为载体，为人类创造优质的休闲生存环境和和谐理想的美好社会[3]111。

在《审美与休闲》一书中，潘立勇教授以四章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当前社会休闲实践的审美路径、审美实现和审美意涵。这四章所展示的休闲审美都是建立在休闲消费的基础上，旅游、文娱、宗教、城市生活等活动，都是通过现实生活场景之中的消费活动而实现人文性的休闲审美的。潘立勇教授认为，休闲消费可以以扬弃的方式来丰富人的总体性，并实现人的全面本质[3]57。换言之，休闲消费既有休闲本身的合目的性，又兼具休闲审美的反目的性(消费本身的物化天性)，但整合于人文精神的休闲消费，可以通过审美的关照，通过身心环境一体的交融而达到“无遮蔽”的审美境界。

二、休闲生命体现：“本体-功夫-境界”的生命本质与本体探索

潘立勇教授从中国古代哲学的土壤中，体贴出当代休闲美学的哲学体系，即通过“本体-工夫-境界”的基本范畴来构建当代休闲审美的三重结构。“闲”的繁体结构是“閒”，即为门中之月，中国古代文人有“闲看门中月”的雅致情趣。潘立勇教授认为，休闲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休息、闲适，而是在实现情、理二维结构的过程中，情感表达合乎理性约束，如《中庸》之所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休闲的审美是一种既道德而超道德，既审美而化道德的最高的理想境界[1]6，这个境界就是人在休闲生活中体会到了道体的澄明与自由，呈现为一种天地境界的生存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人生实现的从“道”(本体)而“至诚”(境界)的过程，人生以休闲而践行的过程，即为工夫。潘立勇教授在该书第一章以如上理论逻辑，构建了自己对休闲审美的哲学体系。

在“本体”的问题上，潘立勇教授确表达了休闲的本体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不同。休闲审美的本体是本然、本根、本质，是事物的自然状态和终极意义[3]1。他认为，“闲”并不是简单的休闲、闲适，也不是传统士大夫消极地对外界、人生的逃避与否定，而是更实在、更坚定、更真实地去拥抱生活，面向生活，面向自我生命[3]3。潘立勇教授常说，休闲是顶天立地的学问，“闲”是天地无为的自然状态。在《审美与休闲》一书中，潘立勇教授界定了“闲”的本体，并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闲”是天地无为的自然状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诉求出发，“儒道都认同宇宙之闲的本体地位”[3]3。其二，“闲”是人的精神品质。劳动是工具性的，休闲是目的性的，这就是休闲的本体意义所在[3]3。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尽管有奋发有为的精神，但并不代表知识分子群体就不追求休闲。相反，休闲是士人群体真正的精神诉求，他们更善于用“闲心”来克服外在世界的“异化”。其三，“闲”是人的本体境界。休闲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借助于对生命的体贴、对生活的发现、对生存的反思，构建属于自我的精神世界，是人生“安时处顺”境界的体现。潘立勇教授发掘中国古代哲学中“闲”的本体意义，诠释为当前克服异化、实现自我圆满的本体关怀。

在“工夫”的问题上，潘立勇教授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体贴出了“适”的范畴。他认为，“适”是适应，是中正中庸，是闲适。“适”就是实现休闲本体意义的方式和法门。同时，中国的“工夫”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的外向调节，即把休闲作为休闲刺激、旅游放松的一种方式。外向调节的休闲工夫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人创造一些休闲的契机与条件，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休闲与本体的问题[3]9。就这一点而言，潘立勇教授的观点契合了当前对市场化休闲生活展开物化批判的思考路径。休闲本身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而市场化、资本化的休闲生活反而加剧和深化了物化和异化的现状。所以这种外向化的休闲，在个人与社会、休闲与工作的对立矛盾中去寻求休闲，反倒会给休闲制造更多障碍[3]7。“适”的工夫论，则通过内在调适和外在调适两种方式，克服了利欲攻交于心胸、得失计较于眼前的局限性，达到了“自适自得而天下万物闲暇有余”的境界。

在“境界”的问题上，潘立勇教授把它作为休闲美学的终极价值诉求。他把“境界”作为当代病、城市病的良药，认为“境界”既实现了审美的终极意涵，也实现了人的自我提升。他指出，越是高层次的休闲，越是体现出休闲主体对自我生命的爱护与欣赏，也越能体验到生命-生活的乐趣，越能体验“看似平静却充满了生命的生机与能量”[3]12；低层次的休闲活动，具有自私、狭隘的特征，尽管这种休闲活动本身也是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但这种所谓的“自由”往往是通过占据、占有、拥有的方式来实现。从中国古代休闲思想和休闲智慧出发，他把休闲境界划分为三类，即自然或遁世境界、谐世或适世境界、超然或自得境界[3]12。休闲并不是不劳动、不工作，而是更为积极地投身到人的生命创造中，通过“境界”的实现，使内在的主体精神实现超然的自由。休闲成为人的本体存在。

在“本体-工夫-境界”的路径上，潘立勇教授积极探索休闲审美的现实意义，以和谐、幸福作为审美休闲的社会学意义，指出幸福感体现的是民众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种主观体验，而我们所要构建的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3]20。通过休闲而实现内在幸福，再由内在幸福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幸福不仅是审美和休闲的目标指向，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3]20。如果说“境界”是个人审美的成果，那么为了解决审美成果外化的问题，潘立勇教授又提出把“和谐”作为审美效用的方案——休闲审美实现了身心和谐、人际和谐和天人和谐。所谓身心和谐，即通过休闲实现人生意义的探寻，进而解决当前社会化人格形而上的焦虑问题，借助知、情、意的统一，实现人格的情感和谐；所谓人际和谐，即通过休闲，实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接受、互惠互利、平衡和谐的交往状态[3]25。休闲审美的作用在于，通过全民休闲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现，达到消弭社会矛盾、融洽人际关系的作用。潘立勇教授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介入到对休闲审美的理解中，既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谐，也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和谐、伦理和谐。他认为，以休闲审美的精神反思当前的消费主义，既可以实现大道至简的审美意涵，也可以确保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由此，潘立勇教授从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基础上，借助反思西方美学有关审美理性的理论框架，以中国当代的休闲生活为素材，构建起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中国当代休闲美学理论体系：以“本体-工夫-境界”的路径，实现了当代休闲美学理论的哲学理论构建；以宜游、宜乐、宜心、宜居的生活场景审美，实现了当代休闲美学的现实价值构建；以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的审美价值研究，实现了当代休闲美学的现实意义构建。按照潘立勇教授自己的评价，揭示其人本哲学和心理学基础及其内在逻辑构成，使休闲美学研究理论升华[3]282。从这个角度出发，潘立勇教授当代休闲美学理论的构建，扩展了传统思想史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不仅是承认了休闲的目的在于寻找人的自由与快乐生命本质，同时也是遵循传统哲学的研究目的，持续探寻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4]123。

三、休闲拓展与审美泛化：对潘立勇教授当代休闲美学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潘立勇教授对休闲美学觉悟很早，大体在于光远先生提到“重视休闲学”之后就开始了系统化的研究。1992年，在《当代中国美学如何走向新世纪》一文中，潘立勇教授从新世纪可能发生的技术异化角度出发，提出以审美的力量对抗外在世界异化的现状[5]70。他以持续28年的不懈努力，基本完成了对当代休闲美学的系统理论构建工作。

其一，当代休闲美学研究具有现实的价值。市场经济既解放人的经济自由，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异化和物化的力量消解着人的精神家园。休闲生活既鉴定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着物质力量对人文世界的侵蚀。

其二，当代休闲美学研究具有新时代本土美学创新的样本意义。潘立勇教授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既根植于新时代的社会发展成果，也集萃着美学家、美学学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反映了当代学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结构与理解水平。

其三，从美学学科的发展来看，当代休闲美学的出现是学科创新的成果，也拓展了传统美学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式。1992年潘立勇教授就开始思考传统美学学科突围的问题，提出传统美学面临着来自现实和未来的双重冲击。当代休闲美学，实现了“新瓶装新酒”的学科突围：一方面，与时俱进地考察现实世界的审美实践、审美场景、审美素材，是美学家现实问题敏感性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把新时代哲学、美学发展的新范畴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范畴相契合，诞生了新的研究方案和研究范式，促成了当代休闲美学的新发展。

就当代休闲美学的研究主题，笔者与潘立勇教授进行过多次探讨，且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即以“闲”作为生命本体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和休闲审美是否存在审美泛化的问题。

首先，潘立勇教授明确把“闲”作为本体，既涉及到休闲审美本体论问题，也涉及到整个休闲美学体系建构的基础问题。他指出，“闲”不单是一种生活状态，而是一种“道法无为”的生命意涵。夫子曾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从某种意义上讲，“天道不言”并不代表着天道否定人的有为、作为。《易传》中讲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象传上·乾》)“人道”遵循“天道”，正是由于人的不圆满，所以要“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来效法天地之道。人的“闲”未必是本体意义上宇宙的“闲”，人的“闲”是人刻意寻求的价值，而天地本身就是“无为而闲”。中国传统哲学的有关本体范畴中，并无“闲”。“闲”的本体意涵，更类似于情感本体，而非本体论意义的生命本体。换而言之，中国古代哲学中天、道、性、命、自然、心、理、良知等本体，可以以“闲”的形式来表达，但这些本体范畴被抽象于“闲”之后。从这个角度出发，“闲”并不是生命的本体，而是一种类似于生命根本、生命本真的范畴。所以，“闲”只能是审美价值意义上的本体审美，或者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据本开新”的新用法，而不能视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当然不能否认潘立勇教授从中西哲学发育的基础上，对中国美学学科的创新与建构，他试图在“闲”的本体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解休闲生活的新美学。“闲”惟有在哲学的高度上把审美理性(认知)和审美价值(成果)纳入到形上层面，才可能实现在形而上、价值论、方法论上圆融于“闲”。当代哲学家张立文先生也有以“和合”作为本体，体贴中国哲学的先例。把“闲”放置到哲学本体的地位，统摄了整个当代休闲美学研究范畴，完成了新美学奠基石的构建，却只能以“体验世界”的方式来表达美学创新的意愿。“闲”究竟在当代休闲美学体系中，实现的是“桥梁”的作用，还是达到了“彼岸世界”，还需潘立勇教授回应。

其次，休闲审美实现了普罗大众的审美权力，也不可否认地带来了为学界所诟病的“审美泛化”问题。美学界把陶东风、金元浦和王德胜三位学者誉为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三驾马车”[6]96。以王德胜先生为例，他极力倡导审美化文化。在他看来，把经典美学所持守的审美权力下放到生活审美，既能够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能提升人的生存境界[7]10。潘立勇教授则直接明确了休闲活动的审美意义。他指出，“休闲是审美的本质属性，是生存境界的审美化；强调审美走向休闲活动的现实价值，是审美境界的生活化”[3]53。如此一来，他把休闲实践提升到美学的存在论和生存论去展开讨论。潘立勇教授明确提出，“美学不是一个学问(甚至不是学科)，而是身临现代型社会困境时的一种生存论态度”[8]413。如前文所言，潘立勇教授又使用“审美境界”对休闲审美的成果展开层次化的分析，实证了休闲审美的生活化路径。

休闲生活的审美意涵是把休闲生活本身纳入到艺术赏鉴、本体寻美的过程中，意味着审美权力不再被美学家、艺术家们所垄断，如此一来拓展了审美的范围，实现了美学的突围，同时也引发学界对审美泛化的批判。休闲审美的根本问题在于，可否消解休闲审美本身带来的深层异化：市场经济氛围下的休闲实践，本身就是消费活动。人只有通过市场消费行为，才能实现审美价值和达到审美境界。审美实践本身和传统意义的“心闲适物”已完全不同，只有通过差异化、个性化的休闲消费，才有可能实现主体的休闲审美和审美意图，而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主体异化的过程。潘立勇教授也意识到了休闲消费对休闲文化产生的影响，认为休闲审美本身也不可能彻底摆脱物化、异化。由此看来，休闲审美的境界之说，还只能是高悬于传统审美书架中的美好图景。

但这些都不能否认潘立勇教授在当代休闲美学领域的建树与突破——当代休闲美学发掘了中国古代智慧的资源价值。人不可能实现对物化世界的真实超越，但能通过审美精神、审美态度的建构，在现实生存境地中寻求相对自由的精神空间，既与宇宙生命浑然天成，又与现实世界心能适物；既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勇于实践，又能享受不改其乐的逍遥达观。这，或许就是潘立勇教授所言的休闲学是“顶天立地的学问”之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