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远芳

(安庆广播电视大学，安徽 安庆 246003)

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诸”思想初探

世人皆知，孔子想要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恢复“周礼”，其终极主张就是施行仁政，要求作为士阶层的个体成员通过“内仁外礼”的方式成为“君子”，从而达到复兴“周礼”的目的。孔子认为，人的价值的实现在于体认天之所受，自觉承担历史任务，完成天之大任，而“人能弘道”，即践行天道的过程必须落脚于人，这也体现了其重视个体主动性和能动性、突出个人人格的思想。孔子多次提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篇》)等体现个体主体性的观点，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的指导下，对行为的反思无疑是促使个体做出实际行动的重要环节，“君子有九思”(《论语·季氏篇》)，钱穆先生认为，“九思各专其一，日用间迭起循生，无动静，无内外，乃无所不用其省察之功。”而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篇》)，这也同样体现了儒家内省的思维和行动。《说文解字》说：“省，视也，从眉。”“省”即检查、看望、觉悟之意，而内省、自省即反身检查自己、审视自己。可以说“反求诸己”成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深刻的思想烙印，影响了中国人在自我修养和人际交往的诸多方面[1]。

上文提到，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环境中，那么当时的人们应该如何看待社会中存在的不良行为，尤其是违背道德情感的行为？由于环境所施加的不由自主的力量，可以减少主体的道德焦虑。然而，由于追根溯源于内部导致的羞耻等道德缺失的体验，这种方式事实上降低了主体从善的心理动因。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在“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昌》)中也再次论证，在将自己行为的结果追根溯源时，应该根据自己的人格修养、努力和欲望动机来做出内部追根溯源。而不是外在追根溯源于社会环境、他人的影响以及机遇和运气。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无论是停止还是进入，都没有理由做出外部追根溯源，这是“吾止”和“吾往”的内在属性，而没有歪曲其他要求。

孔子在关于仁的问题上显得十分练达，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他表示“仁”是一种选择，没有理由讨论“不仁”的其他种种浮于表面的外在原因。同样，在追根溯源于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他也主张对自己进行内部追根溯源。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政》)《论语》中，也记录了子张的话，曰：“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 如之何其拒人也？”(《论语·子张》)，这表示，在日常生活或者人际交往中，只有心怀“不怨天，不尤人”的内在属性，才能对人慷慨，“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也可有“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毫无疑问，这样的思想开明、进步。

孔子进而指出自我的内在追根溯源可以分为自我追根溯源和动机追根溯源，并分析了两者在道德实践中的差异，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动机伪装成不足之处，有弟子妄图进行诡辩，曰，“非不说子之道也，力不足也。”孔子却能够一针见血地反驳：“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我们很容易看到这其中的意义和关系，倘若是真的无力，走到半路上才会觉得走不动，而不是你还没有开始走，就感觉自己动不了了。显而易见，这是对冉求退缩的指责和批评，孔子继而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动机在道德实践中的价值。

追根溯源对人们的情绪体验和后续行为有重要影响。孔子非常重视人的情感的存在，认为学者应该“君子不忧不惧”“人未有自致者也”。他认为，人不能充分发挥自己在情感中的作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有耻”和“不忧不惧”呢？寻求内在追根溯源是主体获得恰当情感体验的重要途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孔子提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自我寻求追根溯源是儒家自我追根溯源的主导方式，为了唤起主体适当的情感体验，将这种情感体验作为一种心理力量来塑造主体的行为意图乃至行为，并督促主体不断改造善行，践行仁义，维护君子人格。在孔子所建构的心理哲学体系中，认知、情感、意图和行为都有自己的位置，没有偏见，这使得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其心理哲学都是生动活泼的。自我追根溯源的主导模式是寻求自我追根溯源，这是儒家仁义思想、四端之心、天理、本心、良知等思想的理论根源，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自我追根溯源方式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因此，一方面，中国文化重视对人的理性和真情实感的探索，弘扬道德人格，这是其优势所在。另一方面，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十分智慧的。事实上，“仁道”往往被用于人员而不是事物。与此同时，孔子认为，仁道的实现仰仗于对天命的顺行，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篇》)因而当“求诸己”陷入绝境仍无从实现之时，中庸便体现出思想的超越性，“求诸天命”便成为自觉接受天赋使命和道不能行之时不固执的根本追求。孔子曾说过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篇》)，我们也着实钦佩，在那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能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篇》)，其坚贞与通达值得我们深思和动容。

二、“斯仁至矣”——“求诸”思想的层次

在《论语》当中，“反求诸己”的思想仍然是儒家涵养君子人格的主要方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对该思想做出不同方面的细致划分呢？20世纪西方心理学的追根溯源理论的发展或许可以为我们的理解提供新的视角。追根溯源即是指“原因的寻觅”：将行为或事件的结果归结到某种原因[2]。换言之，“孔子注重通过完善个体的追根溯源风格来塑造君子人格。”[3]

本文试从努力状况、能力和动机以及情绪体验三个方面对“反求诸己”的内部追根溯源进行划分与分析。

(一)“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自我约束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从个人的努力方面进行内部追根溯源。例如，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这其中，我们知道，“仁”是多种道德范畴的总和，正如《中庸》对“中庸”的形容：“费而隐”，在虚无缥缈的同时又具体琐碎，这也就与上文中谈到的孔子所说的“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篇》)相照应，而“师冕见”所呈现的生动画面，是孔子的相师之道，更是其以身作则的证明[4]。孔子又描述自己的内心，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篇》)可见，对于仁智义勇等美好品德的追求和仰慕，更成为了孔子深刻的自我认定和价值要求。又如“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篇》)孔子强调为学由己，学习无论起点高低，都应付出努力，坚持到底，因而无论成败进退，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在孔门众弟子当中，其最欣赏的人是颜回，因为他在“仁”的道路上坚持不懈，孔子曾评价他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仁”是孔子教授学生修炼的核心境界，偶尔行“仁”并非难事，但“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篇》)的只有颜回一人，才难能可贵，进而做到“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篇》)。追根溯源于个体内部持久努力这一稳定且可控的原因，会对个体不断做出努力形成积极影响，而颜回始终如一，日积月累，毫不懈怠的实际行动，表明他确实是用个人的刻苦修炼践行着孔子的仁学思想。

(二)“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内在调控

儒家文化是重实用轻思辨的实用理性，因此与追根溯源密切相关的是之后对待错误的态度。孔子批判小人，说他们“过也必文”(《论语·子张篇》)，又说“过而不改”(《论语·卫灵公篇》)是君子所耻，而孔子自认为自己能够做到“不忧不惧”的原因，是“过则勿惮改”，甚至能够闻过则喜——“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篇》)，综上可知，孔子对待“过”的要求已经到了极致，甚至是苛求的状态。

(三)“我欲仁，斯仁至矣”——努力即可达

能力是追根溯源理论当中内部的稳定不可控因素，当个体将失败追根溯源于能力不足时，代表着不对未来抱有成功期望且不会做出努力。稳定性维度影响一个人的自信心，《论语》记载冉求生性谦退，尽管更为深层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冉求个人的追根溯源来看，他在仁德方面的表现确实不足，甚至还曾经由于为季氏犬马搜刮百姓被孔子训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篇》)。而是否具备能力是需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四书翼注》认为，“非不欲从事于约礼，而视听言动之则，经权变化之交，学不足以协其矩。此之为力不足也。”冉求是政事科的高材生，说他能力不足，显然孔子是不认同的，他认为冉求实际上是用能力不足来掩盖动机的缺失，于是孔子狠辣地批评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篇》)即是“不愿”而非“不能”[5]，这与我们上文是相互契合的。在《论语·子罕篇》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说“‘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可见，孔子对其动机不足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刻的认识，那么，真正的“力不足者”表现如何，在《四书翼注》中记载到，孔子认为应当是“诚亦有之，必其识至愚，气至弱，勉强不来，至于中道而废”的。

所以，孔子并不否认能力的重要性，将成功追根溯源于能力这一稳定不可控因素，预示着个体有成功的期望并且会作出努力，“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篇》)就是孔子对于能力的强调和重视，能力不足就应当通过努力来弥补。学习对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在《论语》中多次记载，孔子评价自己是“学而知之者”(《论语·季氏篇》)，除了学习，他还强调学思结合、见贤思齐、过而能改……子曰“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篇》)方为君子之道。诚如朱熹所言：“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于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

“追根溯源对人的情绪体验和后继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中庸》中记载道，“知耻近乎勇”，而孔子则更偏重于“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羞耻感对于个体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强大的驱动力，正如孔子说，“吾未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篇》)朱熹说“讼”的意思是“口不言而心自咎也”，“能内自讼者，则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可以说，自讼是一种比自省更为深刻的自我批判，根据心理学家韦纳的理论可知，如果一个人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此，就会体验到羞愧的情感，因此有学者认为，“唤起主体适宜的情感体验，并以此情感体验为心理动力”，这也是儒家涵养君子人格的重要途径。

三、“过则勿惮改”——扬善与当代适用性

如今的中国，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越来越重视心理的疏导和维护，《论语》的追根溯源思想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例如孔子倡导的“内追根溯源”，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超现实性，依然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大多数人。但是，我们不能盲目迷信圣人，遇到问题要具体分析，孔子的儒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个体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孔子创立儒家思想，有其深刻的含义，也有其必须摒弃的糟粕，因为其当初的终极目的是“恢复周礼”，也就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19世纪开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逐渐没落，孔子也随之失去了“圣人”的光环，新文化运动中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6]。然而纵观20世纪至今，孔子的影响在各方面都是超前的，事实上，其身上的诸多闪光点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这俨然已经成为人类继续进步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面对着繁杂的知识，更应当找好自己的位置，端正自身态度，在提高自身修养的同时，打磨学术这块宝石。

四、结束语

在礼崩乐坏的年代，将实践的失败追根溯源于环境条件或者机遇运气等不可控因素，势必会降低个体行善的动机，而孔子的儒家思想却在乱世中始终高扬着个体主动性、独立性的大旗，无论是在道德修养还是在人际交往中，“反求诸己”的追根溯源思想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已经成为深刻的思维模式和立世准则。一方面，本文尝试借助心理学的理论视角理解《论语》中的追根溯源思想，另一方面也更加深刻地看到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必须更加审慎地对待不同思想体系下的理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