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贺

(1.河南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2.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生态环境问题虽然远没有现代那么严重，但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污染及其给下层劳动人民身心健康带来的影响已经暴露出来。很多时候，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民生问题交织在一起，一并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关注、揭露、批判及其探寻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双重解放”的理论主题。诚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逻辑批判与生态危机批判结合起来，并提出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物质交换的方式，以最终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割裂与异化，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1]14-19。由此，也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开启了资本生态批判的视域，并深深地影响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叶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迅猛发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着眼未来，分析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开启的资本生态批判视域，对于更好地应对世界资本逻辑主导下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进与世界人民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人类地球家园,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资本生态批判视域的开启：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揭示

20世纪以降，当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在给世界带来更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险象环生，各种生态环境问题频发。在此背景下，全球生态运动风起云涌。这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开启资本生态批判视域最直接的现实原因。随着西方国家生态环保运动实践的快速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既要回应来自生态主义、环保主义甚至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的对马克思恩格斯有无生态思想的质疑甚或诋毁，又要解答实践层面上产生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困惑。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人与自然遭遇双重异化弊端的揭露与批判，迅速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对资本进行生态批判最重要的理论背景资源。为此，我们有必要重点梳理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展开的资本生态批判理论探索及其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

(一)资本主义带有与生俱来的生态破坏基因

资本主义及其主导下的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性开发和滥用。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所展开的生态批判，一直以来总是与对人民尤其是下层人民悲惨命运的揭露联系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2]860-861。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无限提高利润率，资本家无视广大工人的生命健康，极尽可能地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对外在于人的大自然极尽其能地开发滥用，这一切都表征着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带有明显的反生态基因。中学毕业后，恩格斯迫于父亲压力走上了经商之路。在目睹大自然遭到破坏和工人遭到剥削的凄惨状况之后，其满怀同情心地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写出一系列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人与自然双重异化的名篇。如1839年3月，年仅19岁的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伍珀河谷来信》，其中详细描述了家乡伍珀河遭遇到的污染问题，“这条狭窄的河流泛着红色波浪，时而急速时而缓慢地流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厂房和堆满棉纱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是完全源于许多使用土耳其红燃料的染坊”[3]39。在文中，恩格斯真实描述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的不堪、身心健康受到的摧残以及他们在经济上遭受到的剥削，“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3]44，这与工人所处的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密不可分——他们“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3]44。即便如此，面对资本主义的严酷制度，无可奈何的下层工人阶级只好选择在酒精中麻醉自己，从而获得暂时的解脱。而这又被一些工厂主利用，成了资本家加重剥削工人的由头，“他们借口不让工人酗酒，千方百计降低工人工资”[3]45。随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文本中，对资本家摧残工人阶级肉体和精神以榨取剩余价值的种种罪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同时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表现、类型及其危害。晚年的恩格斯在研究中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人所处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

马克思恩格斯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从关心广大工人生存、健康和发展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人与自然双重异化展开揭露和批判的。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外在于人的自然界作为扩大再生产、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原料库和倾倒废物的垃圾场，以致森林资源退化、空气污染、河流污染、土壤污染，并由此带来气候变化等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典文本中有大量具体论述。在资本生产领域，自然界主要被作为生产原料获取地，而人则以劳动为主要形式，并受尽资本的盘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越来越像雪崩一样猛烈地冲击着一切界限。资本家不断变换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手段，除了惯用的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以外，还通过雇佣女工和童工来减少支出，降低成本。通过不断挤压本就污浊、拥挤而又危险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空间来节约生产开支，“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作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4]102。资本家完全不顾工人的死活，完全不顾自然影响和社会后果，使自然环境问题与社会民生问题交织在一起并不断加重。除此之外，资本家还通过剥夺工人休闲时间和进步机会等来赚取更多的财富，严重侵犯了工人的健康权、个人发展权，“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们的生活要素”[5]225。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质，即“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实际上正是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6]103-104。在资本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人和自然的双重破坏和异化不断涌现，致使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甚或相关的诸多矛盾叠加且频繁出现。

(三)资本与技术合谋带来更大程度的生态破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农业技术进步造成了人类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断裂、人类对自然的异化现象。针对这种现象，马克思认为，其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城乡之间的日益分离，及由此带来的产品远距离贸易，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的发展与使用导致土地无法得到合理运用，从而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而且，这种“断裂”借助资本与技术合谋的威力，不断打破地域和民族的限制。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7]35。马克思以例证的形式指出，对土地的盲目掠夺不仅造成了英国地力的衰竭，迫使英国从秘鲁进口海鸟粪来对英国土地进行施肥，却没有对爱尔兰人民作出丝毫补偿。“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资料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8]182资本家对资本积累永无止境的追求，导致他们大肆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并对自然资源展开掠夺式的开发利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动力来源于资本对不断获取最大剩余价值的追求，“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不过在这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4]996，这样资本主义大工业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8]53。

马克思恩格斯自青年时期就敏锐地觉察到，无产阶级自身及其生活的外部自然因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陷入双重异化。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对人与自然遭遇到的双重异化困境进行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这一点，深深地影响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许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论证后得出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本身就包含着对资本进行无情生态批判的思想。戴维·佩珀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局限于从个人价值观层面对资本的反生态性进行批判，而且是更深刻地指控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9]133。

二、资本生态批判的多元视角：马克思恩格斯的当代影响

伴随着新科技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愈发暴露出“生态帝国主义”的新特征，从而使作为承载人类文明大厦之基的美丽星球逐步蜕变为日益“脆弱的星球”。面对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交织叠加的现象，作为理论和实践上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必须重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理论武器，从多元视角展开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以期创建更加美好的生态社会主义。

(一)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出现“合法性危机”

以本·阿格尔为代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阿格尔认为，为了打破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的魔咒，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模式，由此招致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责难与反叛，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为了安抚民心，重获合法性，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提供越来越丰富的产品与物质财富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合法性”危机。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越发凸显日趋扩张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铺天盖地、花样翻新的广告宣传，成为引导、刺激和扩大民众消费需求的助推器，目的是使人们沉溺于商品消费过程中所获取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赢得人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拥护，从而使相关资本主义国家重获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由此，阿格尔认为，当代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及其主导的消费主义价值观诱使大众推崇过度消费密不可分，因为有限的生态系统不可能支撑无限的生产扩张和消费增长。

(二)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

以安德烈·高兹为代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总根源。高兹通过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各大企业管理模式及其主导目标后认为，几乎每一个企业只关注生产带来的最大利润，而对工人的劳动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则漠不关心，“资本主义下的企业管理，对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根本不关心，因为他首先关注的主要是用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额度的交换价值”[10]5。针对少数资本主义企业偶然表现出的一些貌似重视生态保护的做法，高兹认为，首先在动因上这是资本家迫于公众压力做出的极不情愿的应对，而且这些生态保护行为在效果上是有限的。即便如此，这些资本家为了提高资本利润率，往往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补偿环境治理投入，“在固定资产、资本投入(资本的‘有机构成’)迅速增加的同时,也使产品的成本迅速增加。因此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或者产品价格提高”[10]6。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便会降低、受剥削程度相应增加，这必然遭到工人的反对，从而导致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相叠加。长远来看，这种方式并不利于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

(三)资本主义自身具有双重矛盾

以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因素。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以后，除了仍然保有马克思当年指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第一重矛盾外，还增加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引发的，是因生产过剩、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呈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而第二重矛盾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同其外部自然(即生产条件)之间矛盾导致的，是以生产不足为标识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主要在于“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11]284。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决定了其只会热衷加大对大自然的盘剥而漠视对大自然的保护，因为资本“是拙于对事物的保护的，……对资源加以维护或保护，或者采取别的具体行动，以及耗费一定的财力来阻止那些糟糕事情的发生，这些工作是无利可图的。利润只存在于以较低的成本对或新或旧的产品进行扩张、积累以及市场开拓”[11]503-504。其结果就是导致生产环境遭到不断破坏，生态危机频频爆发。生态危机频频爆发又会作用于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必将反作用于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如此恶性循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使然。

(四)资本不断扩张与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代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生态危机的必然性。福斯特认为，不懈追求利润和积累财富是资本主义制度最高的价值目标，所以，资本家会永不间断地扩大投资。这样一来，地球作为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必然与资本的无限扩张发生矛盾和冲突，“按‘唯利是图’的原则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狭隘机械利益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冲突”[12]69。资本家绞尽脑汁地攫取自然资源，把自然界作为免费或廉价获取生产资料的“水龙头”和倾倒生产废物的“垃圾场”，根本无视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浊与凋敝，日积月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愈发紧张。此外，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的长期性“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资本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御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机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12]3-4。福斯特还概括指出，资本主义“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其运行特点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张性与地球生态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的冲突”[12]2。

(五)生态帝国主义

以《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国际“碳政治”所展现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和帝国主义本质[13]4。概括来讲，西方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产生原因及其本质。首先，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掠夺资源、输出污染、发动生态战争、抢占人类公共领域，以及入侵他国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等等。当代生态帝国主义不仅沿袭了生态殖民主义阶段对生态资源进行掠夺和侵占的做法，而且逐步使这种掠夺手法合法化和制度化。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不惜借助于“制裁”甚至战争的手段加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生态资源的单向度索取，而且还将其夕阳产业及国内产生的大量有毒废弃物、污染物和垃圾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帝国主义国家还依靠发动战争来威慑并达到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矿产资源的目的。在战争中，他们不惜动用新兴武器，甚至发动生物战争，给相关入侵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社会和生态灾难。生态帝国主义不断加大对人类共有领域的侵占、开发、掠夺和排污，企图让全世界人民共同分担理应由其自身承担的环境成本。其次，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反生态本性；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推波助澜；发展中国家急于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态帝国主义的本质，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据当代世界发展变化，依靠自身拥有的科技和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借由生态环境问题来推行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理论上，生态帝国主义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变种，是帝国主义在生态领域的延伸发展，其本质仍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

在具体批判论域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把对技术的批判、消费主义的批判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结合起来，并明确指出不是反对技术本身，而是反对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理性使用。对消费主义的批判，主要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他提出，资本主义为了获取更大利益不断制造“虚假需求”，最终导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异化消费加重了生态危机，所以应当树立正确的需求观、消费观和幸福观，消除消费异化,使人们“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得到满足”[14]488。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指出，必须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需求理论，把劳动实践看作是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方式，推动生态社会主义变革；要批判资本主义利用新技术盲目扩大再生产、利用宣传诱导过度消费，从而导致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相叠加的现象。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精神，不约而同地将批判对象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虽然研究视角不同，但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上，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效。

三、马克思主义开启资本生态批判视域的当代价值

事实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几乎是所有当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理论旨趣。生态环境问题正是由资本扩张和资本逻辑主导下一系列短视的逐利行为所带来的。近几十年来,生态环境问题又突出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奉行赤裸裸的生态帝国主义，进行全球性的生态剥削和掠夺，使生态危机在空间上向全球蔓延，在程度上不断加重。“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破坏自然的行为产生于资本积累的逻辑。”[15]24为此，系统梳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前期探索及其当代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要警惕和严防资本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在生态领域，当代一些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极尽生态资源掠夺、生态环境殖民战略之能，另一方面还实行“双重标准”——在生态话语领域奉行生态话语霸权、进行无端指责，而其自身却拒绝履行生态修复义务，无视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与紧迫性。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虽然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积极担当、勇于引领，但是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仍然亟须发展完善，治理效能发挥仍然任重道远，而横亘在其中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可以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为了理解这一点，求教于马克思是非常有用的。马克思整个思想的核心在于批判不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及其对人类和自然造成的严重后果。”[16]1-8奉行生态帝国主义的国家，不仅利用掠夺殖民国家资源、输出国内产品等传统做法转嫁国内的生态垃圾和环境危机，还大力推行文化、意识形态上的生态殖民——持续不断地通过多种渠道输出以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为主导的文化垃圾；针对中国，还炮制“中国威胁论”“大国责任论”等话语，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作为实施生态殖民的惯用手法。对此，福斯特多次进行了无情批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声称最能代表其逻辑体系的美国，已公然采取通过军事手段维护其经济和政治霸权的战略，并且还在2002年度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这一战略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与此同时，华盛顿打着消灭根本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旗帜宣布攻打伊拉克”[17]6-9。“美国通过其军事行动控制石油资源,这种威胁已经波及世界各地,对全球各地已造成恐惧和不安全。……如果这种发展趋势不被扭转的话,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将导致全球生态危机,同时还可能造成世界文明崩溃的危险,我们所了解的这个社会和星球将遭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将永远不可能得到恢复。”[18]142-145为此，我们一定要提高生态风险意识，切实维护我国生态安全。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决定了我国在资金、技术以及资源能源等问题上，一方面要大胆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另一方面又必须处理好利用外资和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关系问题,绝不能贪图短期的局部利益而危害国家和民族长远的全局利益。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积极规避固体废弃物引发的环境问题，对外坚决抵制“洋垃圾”入境，对内则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积极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态环境，努力为全球生态环境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其次，要历史地辩证地对待当代生态问题产生的资本原因，大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内取得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充分利用资本并发挥其功能作用密不可分。改革的过程中就包含了赋予“资本”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合法性”，开放的进程中也包含了允许并积极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只是，资本逐利性的本性决定了它在中国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存在弊端。资本在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正能量”的同时，也带来了“负效应”，诸如对自然资源能源的过度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森林骤减、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沙化、垃圾围堵等问题不断产生。过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违反自然规律的短视行为已经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此，一定要警觉，绝对不能依靠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局部的短期的经济利益。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当今世界国际格局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转型期，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仍将主导或占据重要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发展可谓机遇与风险并存，稍有不慎很可能会误入资本主义预设的或本性使然的生态陷阱，从而引发生态环境危机。为此，我们在引入资本时，要实行既利用又限制的做法，实行建章立制、巡视督察等多重举措。既要充分利用资本，着力发挥其在发展经济、创新生态科技、改善环境民生、治理生态难题和保护生态环境中的积极作用，又要限制资本在创造积极效应中带来的负面效应，诸如违规排放污染环境、侵犯公共领域环境安全、过分开发掠夺资源，从而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概言之，就是“既要承认资本、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又要驾驭资本、规范资本、超越资本，尽力让资本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与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9]81-85。十八大以来，可以说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通过科学利用资本与有效监管资本创造了更高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最后，要积极打造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捍卫我国全球生态话语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生态环境问题早已超越民族和地域的限制，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是真真切切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而且，许多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通力合作、协同发力。所以，中国在多种场合始终如一地倡导并履行“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20]127。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要坚决反对一些国家打着“大国责任论”“环境威胁论”“发达国家论”等旗号夸大和歪曲中国责任的企图；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打着“绿色、低碳”等招牌搞“环境外交”。“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20]142，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并将继续大力推进以“美丽中国”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共谋以“建设清洁美丽世界”为目标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多年来，中国在积极作出自己贡献的同时，通过敦促发达国家积极承担历史责任，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和分享成功经验等有力措施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生态安全是我国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保障，因而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认真思考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反生态本质的揭示及其对实施生态政治策略的探索，对于提高我国生态安全水平和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