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晓霖 欧阳合意 黄向前

引 言

肺结核是个古老的疾病，自人类有记录以来，就有许多因感染肺结核而死亡的病例记载。在20世纪初的美国和欧洲，肺结核杀死了约七分之一的人。其中，有一位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真名埃里克·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1950）就是肺结核疾病的受害者。奥威尔的一生如彗星，虽然短暂但却耀眼。奥威尔是一名左翼作家，他非常关注穷人的生活状况，并对他们受到的非人性肮脏对待进行揭露。其代表作《动物农场》和《1984》是世界文坛最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可以说，奥威尔的认可度和知名度在死后远超其生前，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奥威尔写过一篇名为《穷人之死》（How the Poor Die,1946）的自传式短文。它讲述1929年奥威尔落魄巴黎时，因肺结核病在一家名为“X医院”的公立医院住院的经历。奥威尔在这部作品中，以独到的眼光、生动的细节描述了这家医院毫无人性的医疗内幕，讲述了这家医院如何从收治“麻风病人和死于类似传染性疾病的人”的临时病房衍变为医生利用穷人“廉价”的身体进行医学教育的地方。奥威尔认为当时的医院环境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医学所应该有的人文关怀在这里变得无影无踪；而熟悉的是十九世纪医学史上无麻醉的残酷手术和医治方式的描述居然真实地发生在二十世纪初，那些当时被比喻为杀人狂似的外科医生竟然出现在自己眼前。这样的情景让奥威尔想起丁尼生（Afred Tennyson）的《儿童医院：埃米》（Children's Hospital:Emmie,1880），在那间医院里，肺炎患者必须接受热水浴、拔火罐和芥末热敷等各种疗法。

在这篇小说中，奥威尔无法忍受医院对患者的各种非人待遇，当他稍微恢复了一些气力，立刻“义无反顾”地逃离了这家医院。我们认为，奥威尔在这篇小说里记叙了进入二十世纪时医学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在医患关系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本文从小说中涉及的拔火罐叙事和去患者主体化现象两个维度对小说进行解读。从奥威尔生活的年代开始，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医患关系逐渐地从主体间的关系向“主-客体关系”转变，患者的人性和尊严被现代医学忽视。

《穷人之死》中的中医拔罐叙事

拔罐是一项已使用超过三千年的传统疗法。它的操作方法是将专门的罐具吸附在需治疗部位的皮肤上，随后罐具中的吸力会将人体皮肤吸至罐内。如此留罐或走罐于皮肤表层上，则可促进该部位的血液循环、排除体内毒素，起到强身健体的功效，它也可以治疗各式各样的疾病，包含疼痛、发炎、感染和虫蛇咬伤等。

在中国，提到拔罐的文献主要有：汉朝（公元前202年-公 元220年）的《帛书》，它是一本随葬书籍，其中有关于拔罐的最早纪录；东晋医学家、文学家葛洪（公元284-364年）曾在他的《肘后方》一书里写过当时的中医会用兽角作为拔火罐的工具，该书是第一次提到医生亲自尝试拔罐疗法；公元755年的《外台秘要》一书最早描述拔罐用于治疗特定病症——结核病；清朝时期，赵学敏撰写了《本草纲目拾遗》一书，提到“火罐气”，即用火创造拔罐需要的吸力，并用竹、陶或玻璃器皿取代兽角作为工具等。此外，赵学敏也写出不同罐法的历史与起源、各样罐具的形状，以及其个别功能与应用。直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医者都花费大量心力研究拔罐疗法。

中国人所说的“拔罐”，在西方称为Cupping。现存于巴比伦和亚述（约3000年前）的一个医生印记上，记录着“健康神尼努塔（Ninurta,众医神之长）的形象，他手持一杯吸术器械，另有两个放在两柱之间”。这意味着西方在“拔罐”的运用上同样历史悠久。在公元前1500多年的《埃伯莎草纸》（Papyrus Ebers）中，埃及记录了这种吸杯疗法。医神埃斯克莱庇俄斯神庙的壁雕中有两个火罐吸杯。西方对拔罐益处的描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论述中讨论了将火罐法用于四肢和背部的肌肉骨骼疾病、妇科疾病、咽炎和耳部及肺部疾病。

之后，西方许多医生都在行医中使用拔罐疗法。拔罐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早期欧洲是很普遍的理疗方式。英国著名拔罐师马普尔森（Thomas Mapleson）在他的《论拔罐的艺 术》（A Treatise on the Art of Cupping,1814）一 书 中 详 细列举了适合于拔罐的各种疾病，包括中风、心绞痛、哮喘、吐血等。现代医学教育之父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在1923年再版的教科书《医学原理与实践》（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中推荐使用拔罐法治疗肺炎和急性脊髓炎1。

二十世纪初之后随着对抗医学与顺势疗法两种不同的医学理念的分道扬镳，拔罐疗法逐渐被弃用，拔罐也逐渐退出西方世界的舞台。弃用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缺乏对于其运作机制的认识，而非拔罐不具实际疗效。奥威尔所描述的20世纪20年代末正是西方弃用拔罐疗法的时期。然而，在为付不起治疗费用的病人治病时，巴黎这家医院仍然在使用这种“落后于时代”的疗法。《穷人之死》里这样描述了拔火罐疗法的情形：

“当我躺下时，我看见一个露着圆肩、砂砾色头发的小个子男人半裸着躺在对面病床上，一名医生带着学生在对他进行一种奇怪的操作。首先医生从他的黑色包包中取出一打如同葡萄酒杯的小玻璃杯，然后学生们在各个杯中燃起火柴以消耗氧气，接着将杯子扣在患者的背或胸上，杯内的真空会将皮肤拽起，成为一颗巨大的黄色水泡。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们在对患者做的是一种叫拔罐的疗法，是能在年代久远的医学课本中找到的疗方……”

也许是室外的低温让奥威尔的高热得到了缓解，奥威尔得以清醒地以旁观者的视角，甚至带着些观看杂耍的意味观察他们进行这野蛮的拔罐治疗。然而，完成那个人的拔罐之后，医生带着医学生们移步到了奥威尔的病床前，一把拽着我翻过身，一言不发地就将刚才使用过，还没消过毒的火罐用到了奥威尔背上2。这让出生于上层社会，特意隐藏在下层穷苦人群中观察社会的奥威尔感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受到极大挑战。

从《穷人之死》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奥威尔对拔罐治疗的好奇与恐惧。在这所医院里，无论罹患何种疾病，一进医院都会予以火罐和芥子泥罨治疗，这让奥威尔感到不可思议。但实际上，真正让奥威尔感到不可思议的不是拔罐治疗方法本身，而是蛮横霸道、冰冷强硬的行医者和冷漠无情、无视患者人性自尊的医学生。他们丝毫不顾及病人的身体承受能力和情感意愿，像对待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去任意摆布一个个活生生的病人。

当然，《穷人之死》里也透露了奥威尔对拔罐疗法认识的偏差。拔罐并非一种野蛮的治疗方式，用得恰当能起到很好的舒缓治疗作用。在这部作品出版几十年之后，拔罐正式作为一种科学的物理治疗方法卷土重来，被传统中医、针灸师、推拿师、物理治疗师、脊椎矫正师等高效地利用了起来。伦敦的皇家马斯登癌症中心（Royal Marsden Hospital）里的拔罐师往往具备医学博士或外科医师身份。在中医里，拔罐至今仍是缓解疼痛和处理伤口、内科疾病、妇科以及皮肤问题的一种主要医治手段。

《穷人之死》中的去主体化现象

奥威尔也是这样，他一入院，在完全没有跟医生进行任何交流的情况下，就被医生采取残忍的、无法忍受的方法进行治疗。尽管奥威尔有意反抗，却没有人理会。

紧接着第二天，一位医生带着几十个实习生和医学生来查房。虽然每天他们都在这些病床间走动，有些病人会哀嚎着请求他们看看，帮自己治疗，但他们并不为所动，他们只会在那些患有他们感兴趣的疾病或症状非常严重的患者面前停下来，好让学生们熟悉这些疾病和症状。在这之中，奥威尔的肺部有典型的支气管啰音，他也因此被医生称作“支气管啰音的最佳标本”。医生们会在奥威尔的身边停留，让学生们排着队轮流在奥威尔的胸部进行叩诊与听诊。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没有一个人正眼看过奥威尔，或者与奥威尔进行问候与沟通。奥威尔觉得自己在他们眼里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具活“标本”，那场景就像是一群小男孩将手放在一台非常昂贵先进的机器上。

当奥威尔身体稍有些好转，他开始观察病房环境和身边的其他病人。只见病房里密集地排放着几十张床位，拥挤而杂乱，空气也是腐浊不堪。奥威尔右手边的床位是一位跛足的男性，他看起来没有太严重的问题，而且他总是第一个知道病房里谁去世了。他偶尔会将手举到头顶上，叫唤“43号”，那么就说明43号床病人去世了。

除此之外，奥威尔的大病房里还有一位重症年轻男性，但其疾病始终无法确诊，总之小便十分困难，而且哪怕一张压在他身上的被子都会让他发出疼痛的呻吟。护士每次把红色尿壶递给他，都要站在一旁等很久，先是像马夫对马匹一样发出吆喝声，如果他再不尿，她就极为恼火地尖吼一声“尿”，他才尿出来。不久，这位病人被移到其他地方，孤独死去，不再经受小便困难的难堪。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是57号床病人。他入院主要是因为酗酒引起了肝硬化。病房里几乎所有人都认识这位患者，因为医生总是将他用于现场案例教学。每周有两个下午，一位严肃的医生会带着一帮学生来到病房，将57号推到病房中心位置。医生会将他的病号服上衣拉开，露出他肿胀的腹部，然后开始跟学生讲述。整个过程医疗团队里没有一个人跟病人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对病人微笑或点头示意，只是盯着他的腹部，对作为一个活人的患者视而不见3。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教学查房的主治医师和一众医学生只是将病人当成活标本和动物一样展示与摆布。

之后某一天的凌晨5点，临床的跛足病人扯奥威尔的枕头，把奥威尔唤醒，手举到头上，叫道“57号”——奥威尔马上意识到肝硬化病人死掉了。在护士还没有发现之前，跛足男人宣布了他的死讯。护士到了之后，冷漠地看了一眼，继续做他们早班例行的体温检测。又经过了一两个小时后，才另外来了两名护士将他的尸体用布单包裹起来，打了个结后又离开了。最后，直到近10点才将他移走。

当奥威尔近距离看着这位已经死去的白人时，他想到很快这袋被包裹的“废物”将被送到尸解室里，作为“自然死亡”的案例被解剖。这个可怜的老人就像一个在风中摇曳、继而熄灭的蜡烛余烬，他的生命如此一文不名，在临死之前床前没有任何人可以告别。他只是一个“数字”——57，只是医生解剖刀的“对象”。

通过阅读这部著作，我们不难看出住在这家医院免费病房里的穷人根本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与护理，他们像在监狱里或者说就像动物一样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感受不到一丁点的人间温情。可以说这里的病人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治疗，医护人员从来不会多看他们的一眼，多和他们说一句话，似乎在生命面前疾病本身才更有价值。这所医院里没有一位具有共情能力的医生、护士或医学生4。

《穷人之死》的人文启示

在众多文学作品里不但有因病人地位不能与病人共情的医生，更有将自己看作科学家-医生或实验室科学家的医生。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如果只注重其科学家和教学者身份，必定会让他在与病人交往中抱有疏离、客观、不近人情的态度，相较于患病的这个“主体的人”，他们对“客体的疾病”更感兴趣5。这就与临床所要求的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相去甚远。这些以病人本人作为叙事者或从病人角度讲述的故事告诫医生，病人也是主体的人，作为医生首先应该关注的不是疾病的形态特征、疾病的科学描述，而是病人的情感诉求。

医患关系本应是一种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然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医患关系变成了“主-客体关系”，被“去主体化”的患者看起来更像车间里等待维修的机器。医生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20世纪中期就阐述了技术至上时代一个关于医患关系的悖谬现象：一方面，在大量先进技术设备的帮助下，诊断更加准确，因而，病人可以得到更好的帮助；另一方面，医生依赖于这些原本是辅助手段的技术，放弃了主体间互动、对病人进行个性化了解的机会，沦为了千人一面的技术员。

其实，这种过度医疗化的发展趋势，不仅会对患者造成直接伤害，也会对医生行业带来一定的打击。从医生的角度上看，如果医生将治病救人视为纯粹的“技术活”，将很容易对自己医生职业产生倦怠。医生的职业激情一旦丧失殆尽，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就更成了奢望。在叙事医学背景下，共情是一种医护人员暂时抛弃自身的科学理性和医学语言，隐藏自己的科学观，不用经验之谈也不带个人偏见地倾听病人故事、理解病人内心情感细节并帮助其重构个性故事，真正进入病人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能力。

比如，作家医生、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临床教授、预防医学研究所的创始人迪恩·奥尼希（Dean Ornish）曾研究发现：亲密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医患关系，可以促进冠状动脉疾病的治疗，甚至可以提供生命坚强的抵抗力。他因此发出感慨：“我们的心不仅是一个血泵……还是一颗情感的心，一颗心理的心，一颗精神的心。”6每个人都需要一种可以打开心扉、分享故事的亲密关系，尤其是有着生死托付之交的医患双方。

而叙事性阅读就是一个能够不断接近如此理想状态的重要途径。阅读能够让医生们走近各个不同故事的主人公，能够令他们换一个主体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林林总总，也能帮助医生们探索“科技理性和实证主义”的局限性，承认医学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在与病人接触的过程中，自觉地、主动去了解并构建关于病人生活和患病体验的故事，真正地做到感同身受。

诗人约翰·多恩提到“生病是最痛苦的，而生病的最大痛苦来自孤独”。他在病中顿悟到所有人的生活都不是互相隔绝，而是互相连接的，他们具有关系性、情感性和主体性，这样的思考最终引出了他那句名言——“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多恩的病中之歌教导我们在临床语境下必须重视病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想要治愈身体，必须治愈灵魂。只重视客体的身体器官，不关注主体的情感与语言诉求，不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治疗。

结 语

事实上，奥威尔出生于英属殖民地印度，年幼时就曾饱受气管炎症状困扰，但当时并没有确定肇因到底是流感还是肺结核。之后，奥威尔在15至34岁之间至少有四次肺炎复发，受尽折磨，直到1929年才得以确诊为肺结核。自从1927年奥威尔从缅甸回国，他就开始了长达4年的流浪，辗转于英国和欧洲大陆，在酒店餐厅洗碗、在码头当搬运工、在书店卖书、在学校当教师等等7。正因为奥威尔的一生都亲眼目睹了强权政治下穷人的生活状况，所以他才乐于从穷困患者的视角揭示了巴黎那一间无情医院的医疗内幕。

《穷人之死》是奥威尔一生创作的五篇大师级短文之一。经过奥威尔的切身体会，我们看到确实存在着一些医护人员只是为了治“病”而机械工作。这种忽视人性，缺乏人文关怀的救治，具体表现为病房环境拥挤而肮脏，用编号代替患者姓名，治疗过程粗暴莽撞，临终及死亡护理不及时不到位等。这些做法都给病人的身心造成更加恶劣的创伤，最终造成他们不断恶化的病情和痛苦万分的死亡。另一方面，对于医护人员本身也会承担无法挽回的损失。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整个医疗环境乃至全社会都终将无可救药。这篇著作在当下看来，无论是医学界还是传媒界依旧是振聋发聩，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