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凤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99/396年)①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以下简称《战争史》)既是一部备受世人关注的史学作品，同时也是认知古希腊历史的重要素材。这部作品让他享有盛誉。色诺芬和其他历史学家试图继续撰写他的作品②，德摩斯梯尼渴望模仿他的修辞风格，西塞罗和昆体良等文学批评家对他的写作风格或表示赞赏或提出批评[1](xvi)。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修昔底德《战争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近期成果主要分析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阐述以及他的撰史风格和叙事方式③。早在公元前1世纪，修辞学家和历史学家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约公元前69年—公元前7年)④就已经关注修昔底德的撰史风格并作出了评论，同时谈及他对修昔底德阐述的战争爆发原因的看法。这是希腊为数不多的文学评论家对希腊最伟大作家之一的修昔底德的评论[2](96)。国内至今尚未有人系统梳理过这部分内容。近年来，修昔底德的撰史特点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主题⑤。一些学者分析了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的评论⑥，然而，这些作品多是从修辞学角度展开分析。狄奥尼修斯作为历史学家，写作过历史学作品《罗马古事纪》(Roman Antiquities)(以下简称《古事纪》)。他在文学作品《论修昔底德》(On Thucydides)中，公平审视修昔底德的撰史特点，又在《古事纪》中实践自己的撰史理念。他对修昔底德撰史特点的评论需要放置在史学的背景下来理解。本文主要依据《论修昔底德》和《古事纪》，探究狄奥尼修斯以历史学家和修辞学家的双重视角对修昔底德撰史特点之评论。

一、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撰史求真的阐述及评论

(一)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撰史求真的阐述

狄奥尼修斯认为要了解修昔底德的撰史特点，有必要对修昔底德之前的历史学家的撰史特点予以回顾，以此突显修昔底德的特殊天赋。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许多地方已经出现历史学家，例如帕罗斯的欧德摩斯(Eudemus of Paros)、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Hecataeus of Miletus)，还有很多历史学家出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不久、与修昔底德同时代，例如莱斯博斯岛的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 of Lesbos)。这些人选择描述某个地方的历史，目的是让人们知晓过去的传统。他们的记录中包含一些远古传说及荒诞传闻。此后，希罗多德(Herodotus)扩大了作品的叙述范围，不局限于仅记载某个地方的历史，而是将发生在欧罗巴(Europe)和亚细亚(Asia)的事件汇集起来，组合成一部综合性著作。狄奥尼修斯认为修昔底德在意图和天赋上超过了先前的历史学家[3](471−475)。在他看来，修昔底德刻意选取有限时期和特定地点发生的事情，但却不希望像赫拉尼库斯及其模仿者那样将自己的作品仅局限于记载某个地方的历史，只为展示过去的传统，也不希望像希罗多德那样混杂希腊和异族的历史。因为赫拉尼库斯等人选取了一个微不足道且毫无启发意义的主题，不能给读者以启迪。希罗多德选择的主题过于宽泛，无法深入研究人类思想[3](475)。修昔底德选择叙述的是其亲身参与的战争。

狄奥尼修斯声称修昔底德的《战争史》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作者具有求真的意识，希望自己述及的内容无限接近真实。这种真实性体现在作品的取材上。狄奥尼修斯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既是修昔底德写作的主题，又是他亲身参与的战争。修昔底德曾在战争中被流放⑦，但他一直持续关注这场战争。在这期间，他保持身体健康和思想健全，希望能够见证战争的结果，相信这是一场重要的、能够对后人产生影响的战争[3](475−477)。在近三十年的写作过程中，他反复思考战争细节，酝酿细微情感，理清繁琐事件，力求精尽、准确的表述。修昔底德最关心的是记录真相，既不无理增加或削减事实，也不允许自己的叙述充斥任何文学色彩。他坚持避免恶意和奉承之言，尤其是在对杰出者作出评价时[3](479)。因此，他谨慎地赞美了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美德，公平地审视了伯利克里(Pericles)、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及其他将军和政治家的功绩。他的目的在于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因为他认为只有真理或真相才有价值，能从中发现规律才有意义。

在材料选取上，修昔底德对获取的资料进行审慎核查。在《战争史》卷一中，他开章名义地写下“求真”的撰史理念。他声称，在叙事方面，他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他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他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睹事件的人向他提供的材料。他总是尽力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这些材料的准确性[4](50)。在收集资料方面，狄奥尼修斯声称修昔底德知道收集可靠材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3](456)。即便如此，修昔底德仍保持对所用资料的审慎态度。此外，修昔底德在写作过程中为实现其求真的理念，拒绝拼凑道听途说的传闻，以亲历者的身份描述部分事件。对在他流亡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他通过询问最可靠的证人获取信息。在内容选取方面，修昔底德摒弃所有神话，避免欺骗和迷惑读者，体现出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在修昔底德之前的作家所著的作品中，不乏拉弥亚的女妖出现在林中空地，神和凡人生育英雄的传说，还包括一些在今人看来荒诞不经的传闻[3](477)。

(二)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撰史求真的评论

与修昔底德不同，狄奥尼修斯接受神话及关于人类的传说。他写作过罗马历史，而神话和传说在罗马社会的许多方面具有长期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神话时，他并没有暗示出对神话的态度，而是通常使用一些限定词来介绍神话，例如“据说”“他们说”等。狄奥尼修斯首先指出修昔底德坚持自己的理念，即他的作品要成为永久的瑰宝，而非为满足人们一时的兴趣[3](519)。因此，修昔底德选择曾亲身参与的战争进行写作，同时意识到将神话掺杂进叙述中或以一种让读者感到迷惑的方式进行写作是不合适的[3](479)。虽然修昔底德知道作品中缺少神话的内容，似乎会减少听众的兴趣，但他仍将神话排除在叙述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作品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狄奥尼修斯承认传说的价值，声称有关人类的所有记录都应该被保存起来。这些记录中包含传说的内容，这些内容经口耳相传而代代流传，人们期望有人将其撰写成文。很多地方的历史学家选择用传说来润色自己的作品[3](477−479)。狄奥尼修斯写作《古事纪》的目的是证明罗马人是希腊人的后代，同时说服希腊人接受罗马人的统治。他利用传说证明其论点。与此同时，他意识到传说需要准确的评估和确认。他赞同修昔底德对所用资料持批评态度及不随意使用传说且不轻信人们对过去作出的结论，并据此承认修昔底德具有求真意识。

在狄奥尼修斯看来，“真实性”有时与“有用性”等同。修昔底德评价自己的作品并不令人愉悦，但对未来的人们很有用。他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在未来会再次重现，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带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将极具价值，能够指导或警醒后人。狄奥尼修斯声称自己的作品对罗马人大有裨益，他在《古事纪》中表明这部作品对当下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意义。他记载希腊传统文化，寻求希腊上层阶级在罗马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机会。同时，他详细描述早期罗马历史，证明罗马人获得霸权的合理性[5](70)。他将希腊文化与罗马权力联系起来，强调罗马人的希腊化教育是他们获得政治成功的关键[6](32)。他通过《古事纪》讲述罗马人的希腊起源，为尚武的罗马人增添文化基因，使罗马人能够接受希腊人，同时劝说希腊人服从罗马人的统治。与修昔底德的作品相比，狄奥尼修斯认为自己的史学作品因“更有用”而“更真实”。在《古事纪》中，狄奥尼修斯将罗马最早的居民，实际上是希腊人，树立为高尚生活方式的典范。这意味着他把过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把塑造和构建过去，作为一个有用的框架来激发当下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对历史当前意义的关注超越对历史本身的关注。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作品能使当时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受益，远比使未来人受益更有用、更真实。因此，修昔底德是站在未来的角度阐释作品的意义，狄奥尼修斯则是着眼于当时的文本创作年代。

由此可见，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的评论无法摆脱自己头脑中预设的体系。他对真实性的判断标准有两个：其一是求真的意识。关于这一点，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要说谎话或玷污良心的话[3](481)。因为历史是真理的最高祭司[3](479)，历史应该以揭示事实为准则。其二是真正的有用性，即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要具有惠及人类的作用。修昔底德希望他的作品能够不朽，对人们具有长久价值。狄奥尼修斯则更在意人们立即领悟他的意图，通过他的作品成为好公民，即甘愿服从罗马统治的好公民。显然，这种好公民是对希腊人而言。因为在他看来，阅读历史同样是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二者对作品的定位或期望不同，分别立足于未来和当下。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求真的探究则反映出他本人的撰史理念。

二、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撰史缺点的评论

狄奥尼修斯根据自己的撰史理念从撰史主题和撰史方法等方面对修昔底德的撰史提出批评。

(一)撰史主题

狄奥尼修斯最看重作品的主题。他认为历史学家首先要确定一个崇高的、对读者有益的主题。因此，他从这一点对修昔底德展开批评。在主题选择上，狄奥尼修斯指责修昔底德记载的是一场既不光荣又非幸运的战争。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造成希腊内部的分裂，使人们面临悲伤的处境，所有一切都与希望及美好相背离。这场战争不仅毫无成就可言，甚至应该被后世遗忘[7](373)。狄奥尼修斯赞扬希罗多德的写作主题。希罗多德从蛮族人伤害希腊人的原因开始讲述，随后描述蛮族人为此受到的惩罚。然而，修昔底德的叙述始于希腊日渐衰退时，表明希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仅遭受蛮族人折磨，更毁在自己人手中。这意味着他倒置了希罗多德笔下希腊人和蛮族人的角色，将希腊人描绘成侵略者，把他们与蛮族人相提并论。在狄奥尼修斯看来，蛮族人与希腊人的身份格格不入。此外，狄奥尼修斯认为修昔底德为报复雅典人对他的流放，在《战争史》中故意歪曲事实，诽谤雅典人。

狄奥尼修斯以何种立场来批评修昔底德的写作主题呢？这与他的身份及融入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他是一位希腊裔历史学家，即使他在罗马生活过，写作过赞誉罗马人的作品，但他始终对希腊怀揣热爱之情，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在歌颂希腊的文化和传统。因此，他将修昔底德记载的希腊人遭受毁灭的战争视为无意义的主题，同时谴责修昔底德对雅典人道德衰落的诋毁。他于公元前30年来到罗马，并一直在那里生活。作为一位外来者，他试图融入罗马的贵族圈子。修昔底德写作的《战争史》表现出对雅典人的批评态度。如果狄奥尼修斯赞同修昔底德选择的主题，可能会引起罗马精英们的不满，因为那些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也会像修昔底德那样揭示罗马国家的缺陷。从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是以罗马精英的立场提出批评的。因为作为外来者，狄奥尼修斯需要不断适应罗马体系，获得和培养与罗马贵族的联系。对他来说，《古事纪》中真实的历史事件并不特别重要——因为历史学家是根据特定的精英观点重建过去的形象的[8](27−28)。此外，狄奥尼修斯深知自己的作品不仅要供希腊人阅读，还要吸引罗马读者，因此，在《古事纪》中，他没有像修昔底德那样记录雅典人经历的残酷战争，而是记载罗马人取得的辉煌成就。

狄奥尼修斯是所写与所思相一致之人。他将思考的问题，或他极力融入罗马社会的想法全部倾注笔端，通过作品传达给人们。他在修辞学作品中要求学生采用经典写作的最佳元素，注重主题选择、人物刻画和叙述布局，声称这样才能有利于后人模仿。他认为如果修昔底德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其思想，那么，修昔底德应该对雅典人存有不满之情。狄奥尼修斯通过写作《古事纪》对修昔底德提出批评。修昔底德对雅典的战争的叙述充满绝望，对雅典人民及其城邦充满指责。狄奥尼修斯对早期罗马人的美好品质表示赞美，同时对居住期间为他提供教育并给予他其他恩惠的罗马城表达感激。他自认为选择了一个有意义的主题。相比之下，他认为修昔底德选择的主题不仅揭示了希腊人的伤痛，同时反映出作者的狭隘之心。

(二)撰史方法

1.撰史语言不精确

修昔底德在历史写作中引入在他之前的历史学家所忽视的风格。在词语选择上，狄奥尼修斯指出修昔底德更喜欢那些带有隐喻性、晦涩而古怪的词，而非同时代人所熟知的普通词汇。在较短和较长从句的编排上，修昔底德采用严苛而紧凑的方式。他不断修正和打磨每个词句，有时从一个名词中延伸出名词性短语，有时将一个名词性短语浓缩为一个名词，在连词和介词，特别是小品词的使用上，不注重单个的词而使用诗的破格。人们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人称和时态的变化。他的风格啰嗦、复杂而难以阐明[3](527)。语言使事件发光。狄奥尼修斯认为修昔底德在语言上的缺点使其叙述的事情失去光彩，不能为读者更好地领会。他劝诫后来者不要模仿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指责修昔底德对文字过分雕琢，文章内容因此变得晦涩难懂。此外，他声称修昔底德使用文学的修辞手法，例如比喻、隐喻等，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表达。修昔底德的风格既不同于散文，又与诗篇相异，而是两种风格的结合。由此可见，狄奥尼修斯在字里行间否认修昔底德撰史语言的精准性。理论反思与修辞实践的结合，是他提出批评的基石[9](43)。

此外，狄奥尼修斯指出演说词是修昔底德才华的最佳体现[3](563)。修昔底德在事件的叙述中经常插入演说，要求读者构建演说主体的言论、决定及话语和行动所引发的后果间的联系[10](6)。狄奥尼修斯声称演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构思出的内容而非叙事，这些演说对特定场合、演讲者和听众来说是否恰当是很重要的问题。在希腊史学中，演说一直被视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往往是同一个人，这一事实强化了语言和行为之间的内在对等的重要性和价值[11](69−70)。修昔底德是一位政治家，《战争史》中的演说多是政治演说。在狄奥尼修斯看来，这些演说需要符合特定场合及说话人的身份。据此，他指出《战争史》中的一些演说有违真实且大部分演说均使用同一种语言风格[3](595)，这种风格既不适合政治演讲也不适合私人谈话及在人群或法庭上的辩论。此外，他声称修昔底德倾向于使用晦涩、奇怪而诗意的表达，塑造出复杂而不自然的人物形象[3](567)。他赞扬《战争史》中斯巴达人和普拉提亚人的对话，认为这是极其纯粹、明朗和简洁的对话，而米洛斯人的对话则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有偏差。他指出演说应当具备精准的思想、有力的表达及令人赏心悦目的构造。狄奥尼修斯并不否认演说的作用，他在《古事纪》中同样使用演说。从卷三开始，他设法在每个可能的场合都插入演说，演说几乎占据了整个文本篇幅的三分之一。他认为辩论以演说的形式呈现，通过这些演说，读者能够了解双方的论点。此外，在他的作品中，每位演说者都需要在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解释并证明自己的立场。因此，狄奥尼修斯指出历史学家所关注的是通过演说描绘出一个既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又符合传统理想的形象[12](65−66)。修昔底德在《战争史》中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狄奥尼修斯提倡用最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最准确的意思。他声称自己的作品要通过说教的方式而非富于辞藻的表达来传达观点。在他看来，修昔底德因追求作品的文学性而缺乏精确的表述。他对修昔底德的批评与希腊文化复兴观念密切相关。在亚历山大统治地中海时期，亚细亚风格(Asianism)逐渐兴起，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文法愈加趋向添加繁杂的修饰，对政治的作用弱化，渐渐失去实用性，仅展示出雄辩、诡辩的特征。公元前1世纪中期，具有简洁、实用特征的阿提卡风格(Atticism)出现，获得狄奥尼修斯的推崇，狄奥尼修斯希望复兴希腊古典时期的演说形式和历史写作形式。时间证明了希腊文化传统的意义，见证了希腊文化传统的回归。作为历史学家，他为希腊读者解释罗马的兴起；作为修辞学家，他大力提倡复兴希腊文化传统。狄奥尼修斯认为，他那个时代的罗马人体现出古典希腊文化的特征。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相关联，希腊古典风格获得罗马上层人士的拥护。因此，在复兴希腊古典主义方面，罗马的统治在狄奥尼修斯看来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他对修昔底德撰史语言的指责，反映出他提倡在罗马复兴希腊文化的愿望。当我们将这一点与他对修昔底德写作主题的批评联系起来时，会发现他的高明之处。他既通过对早期罗马历史的写作，赞扬罗马的伟大，又通过对简洁撰史语言的提倡，宣扬希腊的光荣。

针对狄奥尼修斯的指责，人们为修昔底德作出辩护，其中提到了两点：第一，他的撰史风格符合历史，其作品是写给受过教育的人；第二，他是为与他同时代人而非我们同时代人写作[2](108)。对于第一点，狄奥尼修斯争辩说这将使修昔底德的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喜爱，剥夺它对所有人的、永恒的实用性，因为很少有人能够透过这些晦涩难懂的词句完全理解修昔底德的表述。对于第二点，狄奥尼修斯指出修昔底德的语言风格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当适度运用这种语言风格时，他是无与伦比的；无法做到适度时，他必须受到责备。狄奥尼修斯认为历史不应该以一种枯燥、朴实和平庸的方式书写，而是应该包含艺术元素。然而，历史也不应完全是艺术性的，而是应该使用日常语言。即使在令人愉快的事情上，过度也是令人厌恶的，而适度在任何地方都是可取的。狄奥尼修斯声称作品不仅应呈现出作者的自我展示，还应反映出作者与读者的沟通，即作者展示的内容能够为读者接受。他的作品面向那些忙于政治辩论和致力于哲学思考以及期望静下心来阅读历史作品的人们，而修昔底德的作品只是针对哲学家和修辞学学生。此外，狄奥尼修斯坚持以实用性作为评判作品的标准。他不是随意对任何人进行批评，也不是想到哪点就随即展开论述，他的批评总是与其身份及追求的目标相一致。作为修辞学教师⑧，他多次强调作品语言的实用性，希望学生能够从他的作品中获益，因此，他对修昔底德的评论旨在对学生的教育作用。就这一点而言，他提出的批评值得肯定。

2.撰史结构不严谨

狄奥尼修斯认为修昔底德撰史结构不严谨。首先，他指责修昔底德并未详细阐述特定事件，而是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琢磨过多，对真正重要的事情则不加理会[3](495)。修昔底德对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事情讲述得尤为详细，在作品的引言中提供了用以证明其观点的详细论据，还穿插记载了特洛伊战争时希腊的情况以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古老传统。在狄奥尼修斯看来，这些内容完全没有必要出现在引言中，因为引言应该通过提供揭示内容的摘要来概括作者的论点[3](513)。在《古事纪》卷一中，狄奥尼修斯开宗明义地提出自己的论点。他直入主题，引起读者的兴趣，并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便了解所考虑的事实[11](152)。其次，他指出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修昔底德给出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真实原因，即雅典人力量的增长；另一个是斯巴达人编造的原因，即雅典人派遣盟军帮助科西拉人对抗科林斯人。修昔底德优先阐述了后一个原因。对此，狄奥尼修斯声称修昔底德应该首先给出战争爆发的真实原因，因为人们往往更关注先发生的事情，所以真实原因应该首先被提出。如果一开始修昔底德就遵循这样的方式，那么，他的作品将变得更有力量，人们不会指责他记载的这些事情不重要[3](485−491)。狄奥尼修斯在《古事纪》中多次阐明读者不仅应该了解事件的结果，还应明晰事件的起因及主要参与者的动机——事实上，就是整个事件的背景。政治家们更应该了解这些具体细节，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先例可循。由此可见，狄奥尼修斯重视对事件起因的解释，认为作者应该首先呈现出这部分内容，然后再展开叙述。最后，狄奥尼修斯强调历史学家有必要思考哪些事情应该被记录，哪些应该被省略[7](379)。在他看来，修昔底德试图将自己的叙述变得宏大，囊括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所有细节，因此难以突出重点。此外，狄奥尼修斯指责修昔底德经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设想选取、省略、篡改或曲解材料。因此，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并不能轻易领会修昔底德的意旨。在《古事纪》中，狄奥尼修斯详细叙述重要策略和重大战争，略写非重要的，展示出罗马国家的整体实力，同时，刻画出带有鲜明特点的杰出人物。他对所引材料的记载也是秉持详略得当的原则，某些材料仅稍作提及，对于那些不可信的材料，他仍呈现在作品中，以便读者自行取舍。

狄奥尼修斯强调修昔底德的叙述缺乏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叙事顺序上。他认为修昔底德将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放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显得微不足道，这场演说应该放在更重要的战役后面。他表明德谟斯提尼领导的战斗⑨中倒下的人，在数量和重要性上要高于伯利克里在葬礼上赞誉的人。他还着重指出，不是伯利克里而是修昔底德自己构思了葬礼演说[3](507−511)。修昔底德通过葬礼演说，告诉人们关于伯利克里及其统治下的雅典的一些重要事情，即雅典人没有能力应对灾难性的瘟疫及随之而来的不幸。此外，他指责修昔底德的叙事将历史事件片段化，没有呈现出完整的事实，采用非连续的叙事结构，要求读者自行辨识内容中存在的解释或因果关系。狄奥尼修斯认为叙事应该遵循特定顺序，将一件事叙述完整。正如他本人所言，关于波斯战争(Persian War)，所有人都不满足于仅知道战争的结果，即雅典人、斯巴达人及他们的盟友以十一万士兵通过两次海战和一次陆战战胜了由三百万士兵组成的蛮族军队，还想获知希腊人能够完成惊人壮举的原因，以及作战双方指挥的将领。总之，人们不想错过任何有关战争的细节。如果人们听闻政治事件，也不会满足于获知大概内容和事件结果[13](3−5)。因此，狄奥尼修斯选择在其作品中详细记载重要事件。尽管这种做法使他的叙事变得冗长，但却有利于读者从中看清事件的完整脉络。此外，狄奥尼修斯在记载完一年或一任执政官任期内发生的事情后，总是会在结尾予以强调，例如“以上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的事情”或“以上就是执政官在其任期内所做的事情”等。他在介绍一位杰出人物时，除详细述说其所做的重要事情外，还会交代其死因，以此向读者表明他已经完整地展现出全部内容。

3.撰史纪年不准确

在作品的纪年方式上，狄奥尼修斯指出修昔底德既非像希罗多德、赫拉尼库斯和其他历史学家那样，按照事件发生的地点记录，亦非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记载，而是希望构思出一种从未有人使用过的方式，选择以夏季和冬季作为时间划分[3](483)。修昔底德按照夏季和冬季标记时间的做法旨在增添叙述的准确性。然而，在狄奥尼修斯看来，夏季与冬季的纪年方式拆散了整本书的体例，破坏了叙事的连续性，导致内容的混乱和模糊。对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事情，修昔底德仅用夏季和秋季注明。此外，当前面的事情没有讲述完整时，他就转而开始谈及其他事情。读者因此难以按照事件的撰写顺序进行思考，他们的思绪被这些断裂的描述打乱。狄奥尼修斯夸赞希罗多德按照事件发生地进行写作的方式。他指出历史叙述应该以一系列不间断的事件的形式呈现，尤其当涉及大量难以理解的事件时。很明显，修昔底德的纪年方式并不适合历史，因为此后的历史学家并未在各自的著作中按照夏季和冬季标记时间，而是遵循清晰的传统纪年方式[3](485)。

狄奥尼修斯采用更加准确的纪年方式。他在作品中不仅标明罗马执政官的名字，还辅以奥林匹亚纪年和雅典执政官的名字。他通常只在每届赛会的第一年给出希腊日期，即雅典执政官的名字和赛会中竞走比赛的获胜者，而两届赛会间隔的年份则用罗马执政官的名字标记。狄奥尼修斯在理论上反对编年纪事的方法，但当他写作《古事纪》时，发现不采用编年纪事的方法是不现实的。因此，他的叙述依旧以编年的方式展开，按照国王的在位顺序讲述王政时期的事情，将各时间段所发生的事情囊括在“战争”及“和平的成就”两个标题下；按照执政官或其他主要官员的名字标记共和国初期的事情。因为这一时期的战争历时很短，所以他采用这种方法很清晰地记载了这段时期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鉴于罗马资料所提供的多属相对年代，因而有必要与奥林匹亚纪年找到联系[14](91)。狄奥尼修斯在作品中为保证罗马纪年与希腊纪年一致，在标记罗马年份后，还加注了希腊纪年。此外，当谈及重要事件时，他会标明该事件的发生时间距罗马建城的时间。对与罗马人无关的事件，他没有按照罗马时间标注年份。由此可见，狄奥尼修斯准确标明时间是为保证叙述的整体性，同时为读者呈现出完整而明晰的内容。在时间的精确记录上，狄奥尼修斯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对修昔底德的超越。

三、结语

修昔底德的《战争史》具有无穷的韵味，也许只有反复阅读，才能品出其中的意蕴。他用毕生精力撰写的作品，想必每个细节都具有精妙之处。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作品的评论，仅仅是他品读作品时发出的感悟。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指责修昔底德选择的主题，亦非作出任何贬低修氏的成功或贬损其美德的评论，而是从各方面考虑修氏的撰史风格，以此突显修昔底德的独特之处。因此，他不仅要赞扬修昔底德的优点，还要指出其缺点[3](467−469)。狄奥尼修斯从历史和修辞两方面对修昔底德提出批评。在历史学视角下，他强调历史学家应该选择崇高的主题进行写作。对希腊的热爱促使他反对那些述及希腊受到战争破坏的主题的作品。与此同时，他是生活在罗马的希腊裔学者，需要关注希腊和罗马两种情感，书写罗马的伟大与希腊的光荣。因此，他对修昔底德写作主题的批评具有目的性和指向性。在他看来，修昔底德记载雅典经历的悲惨战争，有损于雅典人的情感。在修辞学视角下，狄奥尼修斯倾向于关注作品的有用性及其词句能否为读者领会。同时，对希腊传统文化的颂扬使他对叙事语言的凝练和准确有着独特的追求。此外，狄奥尼修斯认为修昔底德的作品缺乏对当时社会的立竿见影的实用性。他对修昔底德的批评与其所处的现实环境及融入的文化圈子密切相关。

当我们审视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提出的批评时，应该了解到修昔底德是一位历史学家。因此，他虽有求真的意识，但并非像修辞学家那样深究词句，或将全部精力投放在咬文嚼字上。忽视文字的准确性是修昔底德作品的一个缺陷，但不能因此否认他的求真意识。同时，修昔底德的写作目的是描述伯罗奔尼撒这场重要的、为后来者提供经验的战争，让自己的作品具有永久的价值。人们对某一主题的评论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包括时间范围、事件背景及评论者的身份和立场。因此，当我们审视某一评论时，要对评论的背景及主体和客体有全面的认识。此外，用何种标准衡量一种评论是否有意义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离开时间就难以理解特定的历史评论。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的评论是他思想的注脚。历史学家和修辞学家的双重身份，使他能够从多方面剖析修昔底德的作品，为读者呈现出较为全面的认知和评论。因此，从史学与文学双重视域了解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撰史特点的评论，对深入研究古希腊史学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 关于修昔底德出生及死亡的准确时间，学界尚无定论。修昔底德出生于约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55年，去世于约公元前399/396年，是目前史学界基本认可的说法。

②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没有叙述完整，止于公元前411年的叙事，甚至连最后一句话都不完整。这可能因修昔底德突然病发身亡，也可能因他见证了战争的结局，为雅典的失败而感到悲伤，不愿继续写作。

③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就此问题的代表性研究论著可参见Tim Rood,Thucydides: narrative and explan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 Carolyn Dewald,Thucydides’ war narrative: A structural stud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Karen Bassi,Spatial contingencies in Thucydides’ history,Classical Antiquity,Vol.26,No.2 (October,2007).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曾德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历史研究》2017年第6 期；何元国：《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论探微》，《历史研究》2017年第6 期；杨共乐：《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书写方式探析》，《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4 期；杨共乐：《修昔底德撰史特点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 期。

④ 狄奥尼修斯自称是哈利卡纳苏斯人亚历山大的儿子。他的出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9年—公元前53年（或者可以精确到公元前62年—公元前55年）。现代学者普遍猜测他应该出生于公元前60年—公元前55年。

⑤ 近年来国外学界有关这一主题的代表性研究论著可参见 Benjamin D.Meritt,The seasons in Thucydides,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11,H.4 (October,1962); Kenneth J.Dover,Thucydides“as history”and“as literature”,History and Theory,Vol.22,No.1 (February,1983); Walter Robert Connor,Thucydid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Timothy W.Burns,Hobbes andDionysius ofHalicarnassus on Thucydides,rhetoric and political life,Polis：The Journal for Ancient Greek Political Thought,Vol.31,No.2 (August,2014).

⑥ 近年来，国外学界就此问题的代表性研究论著可参见 G.M.A.Grube,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Thucydides,Phoenix,Vol.4,No.3 (Winter,1950); Gavin Weaire,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professional situation and the“de Thucydide”,Phoenix,Vol.59,No.3/4 (Fall-Winter,2005); Casper C.de Jonge,Between grammar and rhetoric: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language,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Leiden-Boston：Brill,2008.

⑦ 公元前424年，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进攻雅典在爱琴海北岸的重要据点安菲波利斯。修昔底德指挥色雷斯舰队驰援被围困者不力,城陷后获罪流放。

⑧ 狄奥尼修斯声称第187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际、奥古斯都·恺撒赢得内战之时，他曾到访意大利。在罗马，狄奥尼修斯的身份是修辞学教师，可能做过家庭教师。

⑨ 公元前425年，雅典和斯巴达在派娄斯的战争。德谟斯提尼率领雅典士兵打败了斯巴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