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伟

历史与文化的交锋：试析姜太公的文化形象

孔伟

（新乡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姜太公因辅周、灭商、建齐而名垂千古，流芳百世。姜太公以“半生微贱，齐之逐夫”的落魄者、“渭水垂钓，待遇明主”的隐逸者、“兴周灭商，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受封治齐，英明睿智”的政治家、“兵家鼻祖，百代宗师”的武圣人、“历代封赏，立庙配享”的武成王、“斩将封神，众神回避”的神上神、“动心忍性，自强不息”的励志者、“福寿绵长，五福得享”的长寿星等诸多文化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舞台上，其美称犹如群星交相辉映，熠熠生辉，闪耀千古。

姜太公；文化形象；变迁；兴周灭商；受封治齐；兵家鼻祖

姜太公因辅周、灭商、建齐而名垂千古，流芳百世。他以多种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舞台上，既有“半生微贱，齐之逐夫”的落魄者形象，又有“渭水垂钓，待遇明主”的隐逸者形象；既有“兴周灭商，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形象，又有“受封治齐，英明睿智”的政治家形象；既有“兵家鼻祖，百代宗师”的武圣人形象，又有“历代封赏，立庙配享”的武成王形象；既有“斩将封神，众神回避”的神上神形象，又有“动心忍性，自强不息”的励志者形象，更有“得享高寿，大器晚成”的长寿星形象。姜太公的这些历史文化形象熠熠生辉，闪耀千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历史与文化的交锋为视角深入探析姜太公的文化形象及其历史成因。

一、姜太公文化形象研究概述

目前，学界研究姜太公文化形象的专著主要有《姜太公本传》《姜太公评传》《姜太公》《齐鲁诸子名家志：姜太公志》《姜太公全书》《姜太公兵法》《姜太公直钩钓天下•姜太公兵法韬略》《姜太公钓术72》《由姜太公兵法看善谋机变的智慧》《姜太公韬略全书》等[1–10]，这些著作从不同侧面探析了姜太公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形象。在学术论文方面，万晴川探析了姜子牙被塑造成一个道士化的巫师形象的历史成因[11]22–26；李秀萍、李亦辉从历时性的形象演变维度梳理了先秦典籍《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封神演义》等作品中姜子牙的形象从“睿智隐忍、英武权诈”到“仁孝智慧、恩怨分明、有仇必报”，再到“大德大智”，最后到“忠厚仁义、睿智通达”的变化情况[12]89–90；杨博认为姜太公在西周时是英勇善战的武将形象，在春秋时形象更加模糊，功勋更卓著，战国时形象更富有传奇性，由出身卑贱的武夫向谋略家转变[13]41；仝晰纲把姜太公神话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西周到秦汉的由人到神的初始时期、魏晋至隋唐的神话顶峰时期和宋元明清的神话文化积淀时期，并认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是姜太公形象神化的推手[14]60–63；刘彦彦通过探讨分析姜子牙形象演变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指出明太祖废止太公庙，推崇关公以替代姜子牙的“武神”地位，与社会潮流相适应，而《封神演义》则将姜子牙“武神”的形象直接转移到黄飞虎身上[15]100–106。

二、“半生微贱，齐之逐夫”的落魄者形象

姜尚，字子牙，俗称姜太公，别称太公望、吕尚、吕牙、师尚父等。他前半生怀才不遇，屡遭困厄，大部分时间都在贫穷微贱中度过，而后半生辅周、灭商、建齐，名垂千古，流芳百世。

（一）屠牛卖食，屡遭困厄

关于姜太公屠牛卖肉，生活贫困窘迫的记载很多。例如：“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孟津，过七年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16]31；“吕望鼓刀在列肆”[17]200；“吕望行年五十，卖食于孟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18]426；“卖肉于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废屠”[19]292，“太公之穷困，负贩于朝歌也，蓬头相聚而笑之”[20]51；“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21]1477；“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22]714；“太公望为朝歌佐屠，老妇之出夫，而寄津道客之舍人，亦奇穷矣”[23]556；“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于妻子”[24]30，等等。由上可知，姜太公经历坎坷，屠牛朝歌，屡遭困厄，卖食孟津，不名一文，默默无闻，年老而一事无成。陈鼓应认为庄子寓言中的臧丈人是姜太公[25]528。

（二）少为人婿，老而见去

关于姜太公“少为人婿”的记载有“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棘津之庸”[19]288，“太公望少为人婿，老而见去”[19]291，“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22]319，“吕尚为老妇之所逐”[26]45，“姜太公初娶马氏，读书不事生产，马求去”[27]1772等。以上文献说明姜太公曾为赘婿，为了生存历尽艰辛，又不会理家理财，故被老妇逐出家门，境遇穷困；政治上空有一腔抱负，但无处施展，经济上因不善经营而家徒四壁，情感上因妻子亲朋无人理解而孤独寂寞。许全胜认为“盖因太公少至贫贱而为人婿，又久不得赎身，遂沦为臧矣”[28]216。后来一些典籍补充了他被逐之后的情节。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太公望初娶马氏，读书不事产，马求去。太公封齐，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盆，倾于地，令妇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离更合，覆水定难收！’”[29]50南宋王楙《野客丛书》[30]415–416和明代陈耀文《天中记》[31]都有覆水难收的记载。笔者以为，覆水定难收事件是后世文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杜撰，“马前泼水”也是失意文人想象虚构的传说故事，即将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件嫁接附会到姜太公身上，经过历史与文化的层层累加使其成为一个堆积的“箭垛式”人物形象。“‘马前泼水’无论托名太公还是朱买臣，都有其社会历史背景及个人行藏性格方面令人信服的理由……由于封建礼教和士人心态的作用，‘马前泼水’故事主人公在科举盛行、戏曲崛起的宋代，由传说中的姜太公转变为朱买臣。”[32]57

三、“渭水垂钓，待遇明主”的隐逸者形象

姜太公也成为隐士见用的典型代表，“今人称隐士见用，多曰渭水飞熊”[33]。姜太公“磻溪垂竿”以待明主召见，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闻异事和成语典故。

（一）收集情报，计救文王

姜太公曾在朝歌生活过，“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21]1478。他对商纣王及商朝的各种情况极为熟悉，以至为倾商而积极活动的周文王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34]142。姜太公以计谋救周文王，为自己大展宏图奠定了基础。“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21]1478

（二）隐于渭水，待遇明主

因纣王无道，荼毒生灵，残害黎民，“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敌，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政而从周”[35]449。“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36]111，隐居避世是为了独善其身，静待其时。古代隐士“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37]186。姜太公离开朝歌后，“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38]772，“隐才于屠钓之间”[39]149，静观世事，低调处事，“入岐州，复钓于磻溪之上”[40]1，等待文王来访，共谋兴周灭商大计。“世有隐逸之民，而无独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无忧，君不可以无臣而致治。是以傅说、吕尚不汲汲于闻达者，道德备则轻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梦想乎得贤者，建洪勋必须良佐也。”[41]253古代诗人对此多有咏叹：“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42]147“言归养老，垂钓西川。”[43]813“吕叟年八十，皤然持钓钩。”[44]2401“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知？”[45]48“安知渭上叟，跪石留双骭。”[46]5

在这些诗歌中，姜太公均以隐逸者的形象出现。“直钩钓渭水之鱼，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负命者上钩来！’”[47]46当有人疑惑不解他三年不曾获鱼时，他却说：“宁可直中取，莫向曲中求。不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48]214他有着文人的志气和傲骨，虽知明君所在，却又不主动投奔，隐居在渔钓之中，钓鱼只是一种吸引西伯侯注意的手段，目的是待遇明主，“众皆钓其名，我则钓其道。众皆钓其鱼，我则钓其宝”[49]446。“用现代传播心理学解释是：为了做宣传，用炒作来得到统治者的关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现代心理学来看，他是以钓为饵，所有被他这种怪异的钓鱼现象吸引的和主动把这件怪事到处传播的人都是他钩上的鱼，当然，他钓上来最大的鱼是周文王。”[50]85据传，姜太公钓得玉璞，上面刻有“周受命，吕佐昌。德合于今，昌来提”[4]268。姬昌在出外狩猎之前，占卜一卦，卦辞说“所获霸王之辅”，“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21]1478。一个求贤若渴，一个择主心切，君臣二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昔吕尚年八十，钓于渭滨，文王载之以归，拜为尚父，卒定周鼎。”[51]134姜太公以70余岁高龄，得遇文王。“文王欲以卑弱除强暴，以为天下去残破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52]534古往今来，有识之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得遇明主，但怀才不遇也是常有之事。姜太公起于寒微，被明主赏识，奉为上宾，得以施展抱负，是无数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者的偶像，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四、“兴周灭商，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形象

兴周灭商展示了姜太公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形象。灭商兴周中，从战前准备，到牧野决战，再到战争的善后处理和周朝建立后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姜太公的决策和指挥。“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53]14

（一）为师尚父，解王之忧

姜太公辅助文王惠民爱民，轻徭薄赋，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使西周一跃成为西方大国。文王死，武王即位，太公被尊为“师尚父”。“师之，尚之，故曰师尚父。”[54]215“周之遇太公，可谓巨用之矣。”[55]168姜太公不负重托，尽心尽力辅佐武王，在周灭商的整个过程中，“太公之谋计居多”[21]1479，“师尚父谋居多”[21]1480。可以说，姜太公居功至伟，堪称西周第一功臣。

纣王无道，在宫中饮酒作乐，“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21]105，“三纲尽绝，五伦有乖，天怒人怨，自古及今，罪恶昭著未有若此者”[48]927。其倒行逆施导致民怨沸腾，唯有诛杀此等独夫民贼才能救民众于水火。自返国后，文王日夜与太公谋划兵略，修德待机，解民疾苦，“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56]24，境内大治。西周的力量大大增强后，太公提出了一系列的军事谋略、治国方略、化民政策，为倾商兴周做好全面的准备。“太公阴谋，食小儿以丹，令身纯赤，长大，教言‘殷亡’。殷民见儿身赤，以为天神，及言‘殷亡’，皆谓商灭。”[57]826为解除文王之忧，他说：“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58]219之后，姜太公便着手辅佐文王、武王倾商伐纣、兴周伐商。从此，姜太公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并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和导演[59]27。

（二）观兵孟津，会盟诸侯

周武王即位后，开始向东征伐，以试探天下诸侯的归向。姜太公说：“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21]1479公元前1048年，他组织发动了著名的“观兵孟津”军事大演习，目的是试探各诸侯的态度和商纣王的实力，为讨伐商纣王做准备。

在“观兵孟津”的大演习中，周武王利用周文王的声望，在车中供奉起周文王的神主牌，声称自己是奉文王的命令去讨伐纣王的。临行前，他神色庄重，对部下官吏训话：“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无辜吁天，秽德彰闻。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60]243随后，周武王任命姜太公为军事统帅，进行“观兵孟津”的大演习。这次演习在周朝立国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演习，周武王训练了部队，联合了各诸侯，为两年后的伐商奠定了政治和军事基础。尔后的牧野之战，基本上是按照观兵孟津大演习的部署实施的。天下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东征获得巨大成功。这次东进虽然没有与纣王直接交锋，但对殷纣王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三）牧野大战，灭商兴周

孟津会盟诸侯以后，又经过两年，殷纣王的荒淫残暴和穷奢极欲引起了诸侯方伯的强烈不满，东夷地区也发生叛乱。殷纣王倒行逆施，致使殷王朝内部“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60]400，贤臣或死或逃。姜太公认为伐商的时机已经成熟，极力建议周武王趁机灭商，于是会合微、庐、彭、濮、庸、蜀、羌、髳，东征殷商王朝。“武王伐纣，到于邢丘，轭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惧，召太公而问曰：‘意者纣未可伐乎？’太公对曰：‘不然。轭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55]86姜太公充分发挥了军事家的才华与激情，他敢于破除迷信，果断抓住战机，鼓舞士气，一举克商。在商郊牧野，两军交锋，战斗异常激烈。“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骡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60]388这段诗描绘了在推翻殷商王朝的牧野之战中姜太公的军事家形象。“纣师虽众，皆无战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卒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21]124殷人的倒戈使周武王迅速地进入殷都朝歌。纣王“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白旗，杀妲己”[21]108。“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居多。”[21]1479“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21]1480牧野之战“充分的战前准备、成功地联合诸侯、准确地把握战机、‘伐谋’的巧妙运用、严明的军队纪律、高明的战略战术，这些体现出姜太公作为军事家的卓越指挥才能”[61]119–121。姜太公是西周王朝最可靠、最忠实有力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武王死后，姜太公仍是西周王朝依赖的栋梁和支柱，他辅助周公东征，给予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以毁灭性打击。

五、“受封治齐，英明睿智”的政治家形象

“受封治齐”展示的是姜太公作为政治家英明睿智、文治武功的形象。“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21]127姜太公被封到齐国，赴国路上，客寝甚安，有人议论此非就国者之行，“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兵”[21]1480。作为齐国始祖，姜太公在治理齐国的过程中，推行了一系列合国情、顺民意、应天时、得民心的政治经济等改革措施。

（一）尊贤上功，因俗简礼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62]1324姜太公到封地齐国后，政治上采取修明的政策。

首先，去除六贼，严禁七害。姜太公认为尊贤上功必须要去除“六贼与七害”。所谓六贼即游观倡乐、不从吏教、结朋蔽贤、轻爵贱官、不重其主、凌侮贫弱等六种危害社会治安的人[63]27。所谓七害是指强勇轻战、有名无实、虚伪狡诈、虚论高议、谗佞苟得、技巧华饰、巫蛊左道等七种不利于国家建设与长治久安的行为[63]27。去除“六贼与七害”之后，品德兼优的人才有绽放的空间，优良的社会风气才得以建立，民风才能归于淳朴，基层民众才能安分守己，安于生产。君主“可怒而不怒，奸臣乃作；可杀而不杀，大贼乃发”[63]27。姜太公杀伐果断，去除“六贼与七害”，使乱臣贼子无容身之地，社会各阶层遵纪守法，各安其位。

其次，严循六守，选贤任能。齐国与鲁国的治理方式大不相同，“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62]1324。姜太公治理齐国执行“尊贤尚功”方针政策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太公受封以后，人才奇缺，单靠宗族部属难以在民族矛盾尖锐的东夷地区站稳脚跟……另一方面，太公以功臣受封，他本人文韬武略，才能优异，深知人才的重要性。”[64]24为了选贤任能，姜太公制定了六条标准，即“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63]22。而且，他还给出鉴别贤与不贤的原则：“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63]23虽然姜太公“以其超人的胆略大胆采用‘尊贤尚功’的用人方针”[65]144，但他在齐国究竟任用了哪些贤士，现已不可稽考。《韩非子》中有姜太公诛杀不臣之士狂矞、华士的记载：“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以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66]308–309《春秋繁露》也有姜太公因营荡“以仁义乱齐”而将其诛之的记载[67]456。《韩非子》与《春秋繁露》的记载或有后人附会之嫌，但姜太公“在就封国以后，采取一些灵活的政策，对东夷地区的贤才可用则用，不合作者则杀，当属史实”[68]85。可见，姜太公的杀伐果断和任人唯贤，使齐国强盛。

再次，因俗简礼，平易近民。姜太公曾亲历纣王的暴政和国家的灾难，因而对基层民众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他在受封以后，实施了“平易近民，因俗简礼”的开明政策。“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21]1480姜太公因俗简礼的政策较之“变俗革礼”的政策可以更快地安定民心。“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也。’……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21]1524“陈其政教，颁其民俗，群曲化直，变于形容。”[63]36姜太公对土著居民中的贤能之士又破例重用，这对齐国政治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21]36姜太公“任贤尚能”，“简礼从俗”，赢得了齐人的拥护，使自己政治家的政治谋略才华发挥到顶点。

（二）惠民爱民，以民为本

爱民惠民是姜太公政治思想的核心。姜太公深知“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9]40，“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治国道理，一贯坚持以民为本、仁政爱民的思想主张，反对暴政害民的无道之举。

首先，尊重民众，顺应民意。“爱民必须重民，重民必须顺民意、合民情，不可违民心、逆民情。顺民意、合民情的一个重要内容、表现是重民习、因民俗。是否尊重民众习俗，敦民化俗，是衡量当政者是否爱民、重民的一个主要标准。”[70]13姜太公意识到，只有代表民意、受民众支持才能享国长久，民心向背关系到国家兴亡，“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63]34。姜太公又指出，明君贤臣既要赢民以观天道，又要泽民以应天道，唯有如此才能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明君贤臣应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忧百姓之所忧，不能有私心杂念，而应想的是大局，思的是公共，念的是大众，忧的是社稷，修己以安百姓，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为此，姜太公提出衡量当权者修齐治平的“大、信、仁、恩、权、事”这六个标准。“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即“利、生、彻、安”天下，反之则“害、乐、穷、危”天下。“利、生、彻、安”天下即是惠民，“害、乐、穷、危”天下便是害民[63]39。

其次，以民为本，施惠于民。“惠施于民，必无忧财；民如牛马，数馁食之，从而爱之。”[63]40姜太公主张“惠民”，“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之国富仓府”[22]272。“存养天下鳏寡孤独，振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63]16–17“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63]18也就是说，国君要保护民众的物质利益，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仁爱施于民众，与民同甘共苦、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不误农时，不夺其利，不使百姓失业。此外，还要薄赋敛、少市税，各级官吏廉洁从政。

最后，保护百姓的生命。姜太公认为，为政者要做到“生而无杀”，不惩罚无罪之人，“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要爱民如子，如兄弟子侄，“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63]18。

姜太公把重民、爱民、惠民、利民、养民看成国家成败兴衰、生死存亡的根本，“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63]15。只有养民爱民，执政为民，以政利民，与民同乐，国君才能收民心，保社稷。

（三）礼法并用，赏罚分明

姜太公认为明君贤臣，治理国家，管理民众，必须礼法并重，“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71]331。礼是社会控制的软手段，具有预警功能；法是社会控制的硬手段，具有强制功能。礼法并用，宽严适度，因时制宜，刚柔相济，二者不可偏废，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以贯之”的治国安民之道。姜太公当然深通此道，并在执政治国的实践中加以实施、运用。姜太公论政、治国，重礼治，亦重法治，主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利国利民，“贵法令之上行。必行则法道通，通则民大利，大利则君德彰”[72]393。国君只有做到“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63]16，才能达到赏有功而罚有罪的目的。姜太公对赏罚的原则和目的做了具体说明：“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贵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63]30奖赏的目的是劝勉人们向善、求功、进取；惩罚的目的是警示人们去恶、改过、悔罪。要想做到赏一劝百，罚一儆百，就必须严格贯彻执行赏信罚必的原则，不论亲疏、贵贱、爱憎、好恶，都要一断于法，同等对待，这样才能使民众因对法律心存敬畏不愿犯法而得以自保自安。所以太公说：“赏在于成民之生，罚在于使人无罪，是以赏罚施民，而天下化矣。”[72]399赏罚的目的在于治国利民。姜太公礼法并用、赏罚分明的治国方略为后世统治者所推崇，刚柔相济、令行禁止的化民之策为后世广大民众所敬仰，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三宝并用，繁荣经济

只有民众丰衣足食，才利于教化的推行；只有国富财丰，利施于民，才能“化其民”。“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20]30“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62]1323姜太公因地制宜，大兴工商，植桑养蚕，得渔盐之利，改造土壤。姜太公采取“三宝并用”的策略繁荣经济。“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三宝全，则国安。”[63]23三宝并重即“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式’”[1]115，是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政策，在注重植桑养蚕的同时，充分利用境内矿藏和渔盐资源，大力发展冶炼业、渔盐业等手工业。“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21]3255姜太公利用齐国交通便利并结合齐地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通过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齐国逐步由经济落后的小国、穷国发展为国富民强的东方大国。

六、“兵家鼻祖，百代宗师”的武圣人形象

姜太公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经天纬地，大智大勇。“太公为千古兵家之主，其所以用于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23]434他的超人才智、辉煌业绩为后世所称颂，人们将他誉为“兵学鼻祖”“百代宗师”。“太公尚父，霸王之辅。渔猎以归，修德用武。学擅阴阳，韬分龙虎。黄钺白旄，挥之如尘。伐取商残，开笃周祜。后世谈兵，宗之为祖。”[40]2姜太公以奇计兴周灭商，“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21]1478。后世军事家都把他视为千古圣贤、“武圣之祖”，这确立了其武圣人地位。

（一）文伐为上，不战而胜

“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73]260姜太公深知，用兵作战的意义和目的在于止暴行义，为了达到目的，就要讲究韬略，不能单靠武力消灭敌人，清除暴行。真正的智者，其用兵之略在于运用智慧、谋略，以谋取胜，不战而胜。姜太公十分重视“文伐”，即“以文事”而非用军事手段和战争武力讨伐、征服、战胜敌人，并归纳提出十二种“文伐”的方法[63]37–38。“文伐”的旨意是采取各种方法，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收买、贿赂、分化、瓦解、离间、麻痹、削弱敌人，转化敌我情势，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态势，然后不战而胜之，或以最小的代价战而胜之，最终取而代之。只有将“文伐”与“武攻”结合起来，方能达到战胜敌人的战略目的。

（二）知己知彼，克敌制胜

姜太公深知，战争是敌我之间的生死较量，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他认为知己容易知彼难，只有完全掌握敌人的兵力部署、将士优劣、武器装备等军情，才能真正做到“知其心、知其怠、知其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观敌之变动。望其垒，即知其虚实；望其士卒，则知其去来”[63]81。首先，在充分了解对手的基础上周密谋划，合理应对，适时出击，方有取胜的可能；其次，要从敌军士气、战阵治乱、军纪严弛、行动迟速等因素来正确判断敌我之间的差距，通过这些差距就可以预见战争的胜负。“胜负之征，精神先见。明将察之，其败在人……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63]60“古之善战者……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通治乱，不可以语变。”[63]55–56

（三）抓住战机，最忌狐疑

战争是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抗和智勇竞赛。只有见机而动、抓住战机的智勇双全者，才能克敌制胜，所向披靡。《吕氏春秋》“贵因篇”记载，先是武王让人在殷商打探政局和社会状况，然后太公根据探子三次不同的汇报分析殷商动乱的程度，并选出三百兵车和三千虎贲讨伐殷商，结果大获全胜[38]933。姜太公力主隐蔽作战意图，不被敌人所制，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待时机，伺机而动；战机一到，毫不犹豫，迅速出击。“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善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63]54

（四）兵不厌诈，诱敌制胜

如何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是决战双方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由于战争的“诡诈性、多端性、多变性、无常性”不可避免，所以军事斗争具有复杂性、曲折性、反常性等特征。决战一方有时需要蓄意制造假象，欺骗敌人，诱敌上当，为我所败，即“兵不厌诈”。清代周之标认为姜子牙是“阴谋之祖”，“胸中出奇运变”[74]480。姜太公施行诡诈诱敌取胜的策略、战法主要是：其一，制造假象，声东击西；其二，击其不意，攻其不备；其三，做好准备，疾战突战；其四，妄张诈诱，荧惑敌将；其五，施行诈术，瓦解敌军；其六，运用奇兵，出奇制胜[75]24–25。此外，“奇正分合”出奇制胜法、“人神并用，胜敌无穷”克敌制胜法、“注重选将，教兵习战”克敌制胜法、“寓兵于农，富国强兵”克敌制胜法、“各个兵种，相得益彰”克敌制胜法，“天时地利，人和者胜”克敌制胜法等诸多克敌制胜法[59]182–237，无不彰显了姜太公作为“兵家鼻祖，百代宗师”的武圣人形象。

七、“历代封赏，立庙配享”的武成王形象

如果说孔子是道德文化的代表人物，那么姜太公就是谋略文化的代表人物。对于姜太公的传奇经历和丰功伟绩，历代王朝铭封其功，唐代以后至明代以前，姜太公更是以“武成王形象”展现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舞台上。

（一）周人铭于金石，歌功颂德

姜太公佐文、武灭商兴周，立了首功，故周人铭其丰功伟绩于金石。“周庙金人，缄口书背。铭之以慎言，亦所以劝进人主。勖于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诰，先王赐朕鼎出于武当曾水；吕尚作周太师而封于齐，其功铭于昆吾之冶。”[76]173–174“乃召昆吾，冶而铭之金版，藏府而朔之。”[77]31“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78]69这些都说明，由于在兴周灭商的过程中姜太公居功至伟，封于齐国，故“言时计功”而铭于金版，永垂其功德。在周代之后的历代王朝，凡是治国安邦、文武兼备而有作为的君主，都尊崇太公的治国安民之道、用兵御敌之略，称颂、效法太公的谋略，并铭封太公的功德，以为世法。

（二）唐代立庙封王，十哲配享

唐太宗年间，“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庙”[79]379。唐玄宗于开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客、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朝。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天宝六载，诏诸州武举人上省，先谒太公庙”[79]377。唐肃宗于上元元年“尊太公为武成王，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像坐待”[79]377。由上可知，从玄宗开元十九年始立太公庙，到肃宗上元元年“尊太公为武成王”[79]377，“追封太公望为武成王”，追封太公德业功绩的活动在逐步升级。“诏诸州武举人上省，先谒太公庙”“祭典与文宣王比”，并以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列于左，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列于右。以孔子为“文宣王”，为文圣人享受祭典；以姜太公为“武成王”，为武圣人享受与孔子同样规格的祭典，并以张良等十位历代名将为十哲配享。唐德宗建中三年，颜真卿奏：“冶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79]377颜真卿奏疏祭武成王太公之礼，配享者也由原来的十人增加为六十四人。唐代礼制规定，祭祀姜太公，选派上将军为奉献官分春、秋两次祭典，与祭孔子礼仪相同。而且，其规格以吉礼中祀祭之。吉礼“中祀；……文宣、武成王及古帝王、赠太子”[80]3857。至此，太公位列王侯，地位极高。唐朝的武庙祭祀将民间个人对太公的崇拜上升到国家崇拜，体现了统治者对军功的宣扬和崇拜，“是尚武信仰的强烈表现，又对当朝军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以彰显开疆拓土、镇反平叛的国家意志和抱负，引导了崇尚武功的社会潮流”[81]。

到了唐代后期，政事日非，叛军四起，割据已立，纲常大乱。于是，统治者把乱臣贼子犯上作乱、不循伦理的罪名归因于追封太公，并要取消太公的封号，使庙享降格，而贬损太公。又因“兵革未靖”，不敢对太公贬损太甚，怕有违“右武以起忠烈”和“文、武并宗”的传统[59]437。总之，姜太公的地位由唐初陪祀上升到单独立庙祭祀，再至后来礼仪规格与文庙同等，姜太公武庙的地位在唐代达到顶峰。期间虽有反复，但人们对其崇拜的热度不减。

（三）宋代追谥立庙，设立武学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宋真宗“幸曲阜县，谒文宣王庙”，祭祀孔子，“加谥孔子曰玄圣文宣王”，“追谥齐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令青州立庙”[82]139，以昭其功德。宋仁宗庆历三年五月，置武学于武成王太公庙。宋神宗熙宁五年五月，神宗诏令在武成王庙侧设立武学，体制模式、礼仪制度、教学管理等，与太学相同。宋代出于国家政治治理需要而对姜太公的追谥，既是对唐代“文武并重”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崇文抑武”传统的修正。

（四）元代保留封号，行三献礼

到了元朝，姜太公武成王的封号、祭礼依然保留。“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每岁春秋仲月上戊，以羊一、豕一、牺樽、象樽、笾、豆、俎、爵，枢密院遣官，行三献礼。”[83]1903尽管不及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83]1075的规格高，但姜太公毕竟还享受武成王封号和祭礼。元朝统治者是游牧民族，不重视中原文化但尚武，祭祀姜太公有利于推崇武学，可以提高民族的战斗力。

（五）明代除号罢庙，以关代姜

到了明代，太公的武成王封号被朱元璋废掉。明洪武二十年，礼部呈请建立武学，用武举，仍祭祝武成王庙，但被朱元璋以“文武一途”为由“去武成王号”。“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立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84]1534“太公但以祀帝王庙，去武成王号，罢其旧庙。”[85]1016–1017这种“文事武备，统归于一”，实际是消武归文。“因勋卫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学，仍宜以孔子为先师，如前代国学祀周公，唐开元改为孔子。周公尚不祀于学，而况太公乎？”[85]1018由于明太祖废武学，不用武举，去太公“武成王号，罢其旧庙”，故到了成化五年，掌武学国子监监丞阎锡“乞敕所司改为文庙”[85]1018。朱元璋不但废止太公庙，甚至还以关公替代姜子牙的“武神”地位。军队武神崇拜的必要性使得具有忠义性格的关羽“填补了国家武神信仰的空白”，进而“达到了朱元璋教化天下臣民忠于君主的目的”[86]。从政治上来说，关羽的忠义仁勇更适合统治者对臣子的要求；从信仰上来说，关羽不仅被道家奉为神仙，还被奉为儒家的武圣人，所以万历四十二年武庙正式易主为关羽。“关羽神话的出现，使姜太公的神话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变得黯然失色。”[14]62从儒家正统思想来看，姜太公曾为殷臣而助周灭殷，有不忠不孝的嫌疑，与儒家的价值取向相违背，较关羽的义薄云天则稍逊之。随着明代社会控制力度的空前加大，因不能满足禁锢民众思想意识的政治需求，姜太公不再是“纲常名教”的典型。

八、“斩将封神，众神回避”的神上神形象

虽然明代统治者取消了武成王的封号，但基层民众却赋予了姜太公驱邪避鬼的能力，将其视为保护神。从宋元时期开始，民间文学便对姜太公形象进行层层累加，从“江湖术士”的形象，到“甘守淡苦、以仁义之风化诸樵牧的处士”形象[87]81，再到“传闻于说词者之口”[88]1401的斩将封神形象。至此，姜太公的形象已经远离了历史真实，转变为神话人物。民间传说“是架通历史与文学的桥梁”[89]31。伴随着《封神演义》的横空出世，姜太公的形象被进一步巫师化、神仙化、道士化和儒士化，并在民间不断流转，影响日益深广。姜太公灭商兴周依靠法宝法术和各路神仙的下界帮忙，因而他也由以前的“武成王”一跃而成为“神上神”，神采奕奕地走上历史文化舞台。

（一）玉虚门人，代理封神

在《封神演义》中，鸿钧道人一道传三友，即老子、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而姜太公是昆仑山玉虚宫阐教教主元始天尊的弟子，在阐教门下学道40年。作为阐教弟子，姜太公善观天象，精于占卜，擅长排兵布阵，能驱使神鬼。元始天尊说：“只因五事相凑，故命子牙下山。一则成汤气数已尽；二则西岐真主降临；三则吾阐教犯了杀戒；四则姜子牙该享西地福禄，身膺将相之权：五则与玉虚宫代理封神。”[48]353姜太公奉师命下山，过起凡人世俗化的生活，隐于磻溪，在渭水边垂钓，日诵《黄庭》，悟道修真，守时待命。因为姜太公是要完成斩将封神历史使命的[48]141，所以可以说他是阐教委派下山执行封神任务的特使。

（二）法宝护身，大败商军

元始天尊送姜太公四不相、“打神鞭”和杏黄旗三件法宝护体，并向他保证：“事到危急之处，自有高人相辅。”[48]337在伐纣的战争中，姜太公攻城破阵时阐教提供人手，斗法斗阵时阐教提供法器，无论伐纣途中遭遇任何困难皆有阐教仙人源源不断地前来相助，最后会合八百诸侯进军朝歌，迫使纣王于摘星楼自焚，武王即天子位，姜子牙领元始诰敕，在封神台封神，武王封七十二诸侯。姜太公封神的故事传说充分体现了基层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和对生活安定的向往。

（三）太公在此，众神回避

传说姜太公封神时，神位已满，忘了封自己，但因其拥有打神鞭，所以他成了神上神。于是，基层民众请其护宅，或在墙上贴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标语以令百鬼闻风丧胆[90]231；或在砖上刻着“文斗星在此”以镇凶压邪[91]179，传说这样做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平安无事，大吉大利。“在中国旧社会里面，占着它确乎不拔的支配地位。‘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的纸条儿，到处都可以碰见。”[92]58姜子牙由人变成了神，因有奇异能力为民间广为信奉，被基层民众尊为“光明之神”，成为神上之神，这是其业绩所致，亦是基层民众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历史人物传说中渗透着民众的文化心理，包括对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以及风俗习惯的认知。”[93]55民众把个人愿景倾注到姜太公身上，因其韬略无疆、超然物外而奉其为天枢上相；因“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而把他尊为神上神；因他能制服任何鬼魅邪祟而把他敬为保护神；因“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而把他作为平安神，避凶挡煞，由此人们获得了心理上的慰藉。“从封建帝王到广大民众，从正史记载到民间传说，从神道宗教到世俗生活，都崇敬太公、企求太公、呼唤太公，以求保佑自己，免遭祸患，降福降祥。”[59]483

九、“动心忍性，自强不息”的励志者形象

姜太公老当益壮、大器晚成、百折不挠，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动心忍性，自强不息”的励志者形象。“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94]1053姜太公早年的失意潦倒与晚年的风光无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经历让后世怀才不遇、潦倒落魄的失意文人寻求到了心灵的慰藉，使他们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吕望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矜，以类相慕。”[52]425

（一）身处逆境，动心忍性

姜太公的励志故事可以给身处逆境的人们心灵的慰藉。姜太公在年老仍一事无成、生活穷困潦倒、妻子嫌弃离开的情况下，并不愁眉苦脸、捶胸顿足、自怨自艾、怨天尤人，依旧云淡风轻，以巨大的毅力和胸怀磨炼心性，探求豁达平和、淡泊宁静、天人合一的境界。对此，世人颇有感慨。“昔日太公曾垂钓，张良拾履在圯桥。为人受得苦中苦，脱去了褴衫换紫袍。”[95]249“文章盖世，孔子厄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钓于渭水。”[96]137“姜太公能忍把鱼钓，到了八十保周朝。”[97]248太公身处逆境而不自暴自弃，屡遭困厄而不自贬自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老而弥坚，博学笃志，大器晚成，终成大业，堪称千古励志楷模，故后世人立身处世都以太公为法。

（二）惨遭见逐，自我激励

姜太公出身寒微，又娶悍妇，被逐出家门，漂泊在外，屠牛朝歌，卖食孟津，生活坎坷，屡遭困厄，怀才不遇，但他怀有“屠国”之志，救民之心，所以他自强不息，孜孜以求，探索真知。他在困境中仍不忘自我提升，为自己日后奋发有为奠定基础。岁月的磨炼使他老而弥坚，年轮的更迭使他睿智通达，面对艰难困苦泰然处之，将非议作为成功的“佐料”，受挫折而志更坚，处困境而愈发愤，“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35]78。姜太公年过七十而弃殷，毅然西去渭滨垂钓，待遇明主，以求治国兴邦；八十飞熊鹰扬，倾商伐纣，立周八百，建立伟业，实现宏图。姜太公的经历，给人们以学习的榜样、做人的楷模、建功的典范。

（三）自强不息，等待机遇

姜太公虽然“有其才不遇其时”，不为暴君所用，又为老妇所逐，但是他怀有“治天下有余智”的雄才大略，一直为了自己的理想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等待机遇，“虽穷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污君之禄。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达”[22]706。姜太公早年出身低微，屡遭困厄，但时刻不忘自我提升，面对失意落魄选择自强不息，真正完成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98]268的飞跃。几千年来，姜太公励志者的形象成为无数读书人争相效仿的楷模，给现实生活中失意的人们提供心理慰藉，使他们重燃昂扬的斗志。“归根到底对姜太公的崇拜，尤其是对姜太公遇文王的种种赞叹，只是从侧面表达了古代中国读书人对贤明君主的期待。”[90]235

十、“福寿绵长，五福得享”的长寿星形象

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历程中，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下至田夫野老、蚕妇村翁，人人都希望长命百岁，乃至长生不老。“人间乐事有多般，算此乐、人间第一。”[99]4052健康长寿是传统社会所崇尚的生命理想和幸福观。闻一多曾说，“在人类支配环境的技术尚未成熟时，一个人不死于非命，便是大幸”，“那时的人只求缓死，求正死，不做任何非分之想”[100]153。《尚书•洪范》提出人有“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101]403。姜太公福寿绵长，五福得享，是典型的长寿星形象。“太公望年七十屠牛于朝歌市，八十为天子师，九十而封于齐”[102]243，关于姜太公的岁寿，有102岁[103]31、113岁[54]307、129岁[1]49和139岁[104]10四种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姜太公却是“人生七十刚开始”，他“八十才通明圣主，方立周朝八百年”[48]173，“渭水溪头一钓竿，鬓霜皎皎两云皤”[48]317。他得享高寿，大器晚成，“使仅赋以中寿，不有东海西伯以发其光，则朝歌之屠夫，磻溪之钓叟已尔”[23]556。所以，姜太公的长寿令无数文人墨客艳羡不已，“愿此生，长似钓璜公”[105]231。

（一）老来吉祥，福寿绵长

“中国人不看重亦不相信有另外一个天国，因此中国人要求永生，也只想永生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要求不朽，也只想不朽在这个世界上。”[106]18古人为他人贺寿之时，常常以姜太公为“老来吉祥，福寿绵长”的典范。姜太公在中国诗词史上是作为长寿星的意象呈现的，以此祝福亲友故旧福寿绵长，老来吉祥，万事如意。例如：“彩衣更著，功名富贵，直过太公以上。”[44]1487“似太公出将，卫公入相，为苍生起。”[44]1178“磊落蟠溪感遇，迢递彭笺岁月，远到漆园椿。用舍关时运，一片老臣心。”[44]1805“师尚父年浑未艾，中书令考犹为少。看画盆、岁岁浴曾玄，添怀抱。”[107]81“更十岁、太公方出将。又十岁、武公才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须腰下添金印，莫教头上欠貂蝉。向人间，长富贵，地行仙。”[108]450

（二）富贵康宁，好德善终

“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25]298很多诗词都把姜太公作为“富贵康宁，好德善终”的形象来歌咏。“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44]3085“吕叟年八十，皤然持钓钩。意在静天下，岂唯食营丘。”[44]2401“吕望岂嫌垂钓老，西施不恨浣纱贫。坐为羽猎车中相，飞作君王掌上身。”[44]5269“吕望甘罗道已彰，只凭时数为门张。世途必竟皆应定，人事都来不在忙。”[44]4956“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109]389“白发苍苍钓渭滨，宅心非是为金麟。丝纶昔日长多少，牵制周家八百春。”[4]310“磻溪老子雪眉须，肘后有丹书。被西伯载归，营丘茅土，牧野檀车。”[99]724“可想大器晚成，功名有志……寿觞五福，太公须遇文猎。”[99]4529“玉璜钓得鬓丝丝，又是飞熊应兆时，四海仰瞻天下老，两朝匡济圣人师。”[110]389“东海老叟辞荆榛，后车遂与文王亲。”[111]185“避世寻常甘钓渭，向年八十独兴周。”[4]325“水秀山青别有天，太公白发钓溪边。当年总不蒙周聘，犹作老来世外仙。”[4]337“皓首苍颜一钓翁，磻溪石上老英雄。”[4]320“八十垂垂直钓翁，鹰扬轻肯奋秋风。白头清渭无穷意，谁遣飞熊入梦中。”[4]320“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钓。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44]4807这些诗词都称赞姜太公的富贵康宁与好德善终，体现了传统文人对富贵、平安、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总之，姜太公“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48]933，他雄才大略，“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112]32。他的传奇经历和丰功伟绩使其以落魄者、隐逸者、军事家、政治家、励志者、武成王、神上神、武圣人、长寿星等多种文化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舞台上。众多文化形象犹如群星交相辉映，熠熠生辉，闪耀千古。姜太公的“民本仁政论”“官吏廉明论”“礼法并重论”“文武兼备论”“战争运筹论”“将帅素质论”等在当代社会仍具有极高的研究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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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Culture: An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Jiangtaigong's Cultural Image

KONG Wei

(Xinxiang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0, China)

Jiangtaigong is famous for his support of Zhou Dynasty(1046BC-256BC), destroy the Shang Dynasty(1600BC-1046BC) and construction of Qi Dynasty(AD479-502). Jiangtaigong takes the image of a loser in his half life, a hermit of “fishing in Wei shui, waiting for a smart leader”, a strategist of “make Zhou Dynasty prosperous and Shang Dynasty perish”, a wise politician of the state of Qi, a martial saint, a God of other gods, a longevity star, a self-improvement tough guy and other cultural images which appear on the stag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like stars shin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Jiangtaigong; cultural image; change; prosperity of Zhou Dynasty and extinction of Shang Dynasty; feudal rule of Qi Dynasty; the ancestor of military strategists

2019-08-30

孔伟（1982―），男，河南新蔡人，讲师，博士。

K221

A

1006–5261(2020)01–0118–15

〔责任编辑 赵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