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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栏目与学术新范式平台的建立——《天中学刊》“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评议

2020-01-07陈宏

天中学刊 2020年1期
关键词:叙事文学刊范式

陈宏

特色栏目与学术新范式平台的建立——《天中学刊》“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评议

陈宏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天中学刊》“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围绕着宁稼雨教授提出的研究范式展开,带有鲜明的学者个人色彩。在理论探索、学术个性等方面,具有一般特色栏目所不具备的特点。受制于栏目所依托的研究范式尚未跃出学者项目的藩篱而成为普适性的研究方法,本栏目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

《天中学刊》;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特色专栏;研究范式;学者个性

近年来,为了改变高校学报“全、散、小、弱”的不利状况,提高高校学报的学术影响力,打造有知名度的特色栏目渐成一种趋势。一般而言,特色栏目的建设基本遵循两个模式:一是依据地缘特征、地方人文特色,或借刊物得天独厚的优势,或趁地方名人效应之东风,如《延边大学》的“东北亚研究”专栏、《渭南师院学报》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的“船山研究”专栏、《延安大学学报》“延安学研究”等。二是依托优势学科或针对学术问题形成聚集点,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心理学”栏目、《复旦学报》的“文史研究新视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人类学研究”等。这些栏目共通之处是皆属问题式的选题,界域宽泛,其特色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然而易流于拼盘式的组稿状况,栏目学术个性略显不足。

相较于上述特色栏目,《天中学刊》“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则主打学术个性化——栏目选题的设定以及组稿都带有鲜明的学者个人色彩。细论之,此专栏既非立足于地域特色,也非单纯的学术问题延展,而是围绕着某一新兴的学术研究范式——中国叙事文化学来设立。我们知道宁稼雨提出的“中国文化叙事学”,是“围绕故事类型来构想研究的体系和范式”,其最大特点就是“对于文体和单篇作品范围界限的突破和超越,它的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小说、戏曲、诗歌、散文这些文体樊笼和单个作品的单元壁垒,而是把故事主题相关的各种文体、各样作品中的相关要素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个案”[1],因此这一学术构想实际上综合了主题学、文学叙事学、民俗学、神话学、人类文化学等众多学科,尝试打通文献整理、文本阐释、文化影响诸范畴之界域,相对于传统的叙事学研究,可以视作一种方法论式的创新,而这一范式的构思及实践体现着宁稼雨一以贯之的学术凝思及治学实践。因此,该专栏也相应地带有了明显的“宁氏风格”,特色之特既包含着一定的学理实验,更意味着栏目主持者专属的学术个性。这是该栏目不同于一般学报特色栏目的独特性所在。

应该说,这一专栏的设立是《天中学刊》较为新颖和大胆的尝试,体现了刊物的理论勇气和学术担当。因为叙事文化学研究从理论构思之滥觞、理论框架之设立,到相关研究之开展,学术影响逐渐为人所知,乃历经十余年学术之积累,对这一近乎集腋成裘般动态的学术活动给予特别的关注,无疑对栏目构建者的学术眼光是一个挑战。如果没有一定的开拓精神和敢于承担的勇气,实难于“叙事文化学”相关的学术研究尚在探索之际设立专栏。而由《天中学刊》的专栏发稿量来看,自2012年至今年,始终保持着相当高的发稿密度,平均每年都有十篇以上的稿子,体现了相当的稳定性和学术柔韧性,这固然与中国叙事文化研究范式成熟化、模式化,涵摄于此之下的成果量相对丰富,足以支撑得起栏目的建设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而《天中学刊》对于此特色栏目建设的理性自觉,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是围绕新的研究范式而设立的,此特色专栏与一般以学术问题为中心的专栏,在建设思路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笔者认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至少要在以下三个层次上着力:

一是观念的更新。打破旧有体系及思维模式的制约,需要新理论、新观念之“洗脑”。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目的是“寻求新世纪中国体系的学术范式”,欲打破传统之西体中用以文体、作品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建立起以主题故事单元为内核,汇通诸种文类、文体的新的研究模式。因而,更需从最基本的理念修正着手工作。

二是方法策略、研究路径等技术层面的设计。单有理论建设,显然还是空中楼阁,而方法策略则是建筑得以稳定于大地之上的支撑,新的研究范式若真正地在学术研究中扎下根来,则具体可行的研究方法、策略、路径的拟议就格外重要。就中国叙事文化学而言,其学术关注点乃在于诸种文体之内的核心要素——叙事。主题叙事单元的分类,叙事要素不同形态、不同阶段之间的变化,其背后所牵扯的社会心理、民俗宗教、政治经济等诸多文化因子,等等,对这几部分对象所营构出的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景观进行勾勒及梳理,需要复杂而具体的研究策略。

三是典范性的研究文本。学术研究的创新,新研究范式的提出,最终一定要体现在研究成果上。从这一点看,典范性研究文本的出现,意味着相关的研究范式得到了具体的应用和实践,方法策略、研究路径也得以最直观的检验。鉴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框架宏大,其理论生发点众多,相关的成果也层出不穷,那么就更需要创作出一批具有典型意义、对后来之研究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文本,以规矩相关的研究群落,落实可操作的研究方法等。

事实上《天中学刊》专栏之设计思路即围绕着这个三个方面进行,正如其征稿启事所言:

稿件内容分为三类:一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研讨,二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主题个案研究,三为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学术研究综述。相关要求说明如下:

(1) 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研讨,主要是指围绕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问题展开研究,如主题学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关系、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方法探讨等……

(2)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个案研究,主要包括就某一个案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进行材料勾稽爬梳、主题演变中文化意蕴与文学手法的异同分析和原因总结……

(3) 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学术研究综述,主要就某一个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的学术研究情况进行综述分析,包括该故事类型的基本范围、研究价值和意义、学界研究情况综述以及可能的研究分析思路框架等。[2]

上述征稿启事中的第一类稿件要求主要指的是理论建设和研究策略,第二类、第三类稿件要求则明显针对的是具体的研究成果。这个征稿要求也同样呼应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个案勾稽与宏观构建的有机组合,理论先导,实践紧随,点面结合,齐头并进,呈现一种全面与深入兼顾的研究路径。

自2012年栏目设置以来至2018年底,前后7年时间,据笔者统计,共刊发28期80多篇文章。从已刊发的系列文章来看,栏目基本遵循着特色专栏设计思路。首先是重视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的探索,特别是宁稼雨的一些理论思考,都在专栏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呈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何要“以中为体,以西为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一》(《天中学刊》2012年第4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异同关系何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二》(《天中学刊》2012年第6期)、《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联与特质》(《天中学刊》2014年第3期)、《从“AT分类法”到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分类——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五》(《天中学刊》2015年第1期)、《关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入选标准与把握原则——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六》(《天中学刊》2015年第4期)、《目录学与故事类型的文献搜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七》(《天中学刊》2016年第3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文本研究类型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作用》(《天中学刊》2013年第6期)等。这些自出机杼的理论思考和策略构拟,体现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提出者对于自己研究范式体系的理性自觉以及宏观把握——既定义了何为叙事文化学,讨论了其“中体西用”之西方理论素材的来源和工具性改造,指明了此一本土化学术新范式在范式转换之学术大背景下的价值和意义等,也提供了对此学术新范式对应的标准、原则及可操作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理论、范式、策略、方法,几乎面面俱到,是该系列文章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此外,还辨析了叙事文化学与母体西方主题学之承袭及革新点所在,部分解答了理论边界模糊所带来的困惑。

如果说这部分文章内容是学者个性化的思考,那么汇集学术共同体中诸多大家来众眼热观、众语新评“中国叙事文化学”,则体现了热烈的学术互动关系,这些年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共约请到了郭英德、陈文新、张国风、董国炎、杜贵晨、齐裕焜、程国赋、伊永文、胡胜、苗怀明、纪德君、张培锋、王平、万晴川、李桂奎、刘畅等知名学者参与到评说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学术对话中来。通过这样的学术对话,一则增进了学术共同体对于新研究范式的理解和接纳,使得叙事文化学能够获得较为宽容的学术空间,对促进新学术范式的成长有着较好的推进作用;二则通过良性的理论质疑和商榷,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学术思考。典型的如张培锋与宁稼雨关于“叙事文化学”范畴当为“叙事之文化学”,还是“叙事文化之学”的商榷,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叙事文化学”内涵之边界[3][4];再如李桂奎《热眼旁观“中国叙事文化学”》一文,既赞赏了叙事文化学“包含着更为强烈也更为扎实的面向传统重建体系的诉求”,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这一新范式目前存在“命题偏大与口径偏小的矛盾”“具体研究容易流于套路化”等问题,认为“一旦这些人物故事类型的研究基本完成,‘中国叙事文化学’就面临生存空间告罄的危机”。同时,李桂奎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思考,提出了较为专业性的建议:“其一,由‘事件’或‘故事’主题类型向‘事情’主题类型延展”,“其二,用‘事理’类型来统摄主题类型,同时对‘中国叙事文化学’进行学理升华”[5]。且不说建议是否有效,单是针对具体问题的理论互动,便有助于在讨论中深化叙事文化学相关的理论建构。

综合审视这些年所刊发的论文,可知个案研究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栏目的稿件主体部分。栏目设立7年来,共有50篇左右的论文是属于大的个案研究范畴,占比达6成。这表明:其一,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之素材在小说、戏曲、说唱等叙事文学形态的文献搜集、整理方面相对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才能在此基础之上,对各个故事主题类型进行文化学方面的个案梳理和研究;其二,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具体研究策略及理论工具的构拟是符合学术规律的,具有适应性广、操作性强的优点,能够熟练地被运用到具体课题的研究活动中。从内容上看,个案研究论文以各类历史名人或神话角色故事单元的梳理分析为主基调,诸如目连故事、李师师故事、武则天故事、大禹治水传说、女仙杜兰香故事、东方朔偷桃故事、红线女故事、木兰故事、步非烟故事、韩寿偷香故事、凤箫故事、马周故事、唐明皇游月宫故事、张良故事、温太真玉镜台故事、宣华夫人故事、黄崇嘏故事、苏小妹故事、韩湘子故事、狸猫换太子故事、赵氏孤儿故事、汉武帝求仙故事、钱镠故事、严子陵钓台故事、明武宗游幸猎艳故事、苏秦故事、史弘肇故事、项羽故事、柳永故事、李白故事、包公故事、曹操故事、燕青故事、范张鸡黍故事、貂蝉故事,等等。栏目文章涉及面广、主题丰富。就具体的研究方法看,则基本遵循了宁稼雨所提出的研究思路,通过对于各个叙事主题的系列脉络之梳理,掌握同一主题的故事单元在诗文、民间故事、小说戏曲、说唱等文类中辗转播迁,揭示故事与宗教、民俗、社会心态等文化因子之间的交叉、互动、影响、融汇,立体勾勒出此一别具意味的叙事文化现象的面貌及背后深层次的动因。

属于个案研究领域的,还有研究综述类的论文,诸如汪泽《司马相如故事研究综述与前景展望——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天中学刊》2016年第1期)、李春燕《唐明皇故事及其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天中学刊》2016年第4期)、董艳玲《项羽故事研究综述与前景展望——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天中学刊》2017年第1期)、李万营《曹操故事研究综述及其前景展望——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天中学刊》2018年第1期)等一系列文章。从这系列论文之标题即可见出,论文的写作模式是工具化的、可重复的,其基本结构为相关研究的整理,以叙事文化学的立场对现有学术成果进行分析,并由此找出新的学术增长点。由此可知,此类文献综述的切入点乃在于叙事文化学所特有之阐释视角,是整个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环。

作为一个烙有学者鲜明特色的专栏,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栏目在理论实验、学术个性等方面,具有一般性的特色栏目所不具备的特点,同时也应看到,受制于栏目所依托的新研究范式尚未跃出学者项目的藩篱而成为普适性的研究方法,本栏目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

一是制约栏目进一步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培育和拓展稳定、多元的作者群。对于一般专栏而言,这端赖于优势学科的背后支撑。而这显然是本栏目的劣势——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尚未达到学科的地位,更遑论优势学科了。就该栏目目前的主力作者群看,主要还是与项目有关的人员,作者群的学术影响及相对归属感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学术韧性,只有随着叙事文化学走出学者的项目研究,为更多的学者接纳和采用,研究群体因之扩大、新锐学者的接续冒头,有影响、有分量的文章层出不穷的局面出现,特色栏目的发展才会有不断的新能量汇聚上来。

二是与诸多特色栏目开放性办刊、多源性的组稿不同,该栏目拘泥于新范式所设定的条框,将研究边沿界定得过于清楚,这固然容易形成学术集群,但也因此会造成研究群落相对狭窄、来稿内容略显单一的问题。如何在保有中国叙事文化学特定范式的前提下,让特色栏目向着领域扩展、问题分化、关注点深入的阶段发展,需要合作双方认真思考和对待。

总之,《天中学刊》设置“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这一特色栏目,显示了办刊者进取的学术心态。与具备影响力的学者进行合作,构建特色栏目,显然是一件互利双赢的事情。这种合作不仅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是一种推进,而且对刊物的专业化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伴随着相关新研究范式的发展和成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稿件的积累和研究的铺展深入,逐渐聚拢的人气会吸引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叙事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专家,从而使该栏目获得良好的口碑,树立起自己的鼓励创新和理论原创的品牌特色。由此,特色栏目的建设才能保持持久的活力,在求得延续生存之余获得不断外拓之空间,最终强化刊物的学术地位。

[1]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体西用”范式重建[J].南开学报,2016(4):32–37.

[2] 《天中学刊》“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征稿启事[J].天中学刊,2017(6):扉页.

[3] 张培锋.关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若干思考:以“高祖还乡”叙事演化为例[J].天中学刊,2016(6):10–15.

[4] 宁稼雨.对《关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若干思考:以“高祖还乡”叙事演化为例》的回应意见[J].天中学刊,2017(1):11–15.

[5] 李桂奎.热眼旁观“中国叙事文化学”[J].天中学刊,2018(4):11–14.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 Column and New Academic Paradigm Platform——Comments on the Column “Research on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ology” in

CHEN Ho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The special column of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ology” inrevolves around the research paradigm proposed by Professor NING Jiayu, which has a distinctive personal scholarship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However, the research paradigm is still limited within the barriers of “a scholar's project” and has not become a universal research method. There are still some space to be perfected in this column.

;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ogy; special column; research paradigm; scholar personality

2019-07-28

陈宏(1971―),男,河北唐山人,副教授,博士。

I206

A

1006–5261(2020)01–0015–05

〔责任编辑 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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