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辰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呈现方式来看，人类文明的外在形态与特定时空内特定族群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紧密相关。对生活在不同区域内的人类族群来说，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积累过程、发展路径等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不同区域内的人们积淀了迥异的文化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明。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将原本散落在全球的区域文明聚拢在同一时空场域之中，区域间普遍交往而引发的文化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日益突显，已然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课题。特别是在当前“文明冲突论”等论调卷土重来、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从反思与超越的角度，理性审视“文明冲突论”的实质、局限及超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及影响

1991年底苏联解体，二战结束以来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局面终结。面对正在重组的全球政治格局，何种力量将主导当前及未来世界局势这一重大问题引发各方关注。1993年夏，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发表了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一文，提出“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①[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1页。该文一经刊发，迅速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随后，作为20世纪末以来最具争论性的议题之一，围绕“文明冲突论”进行的探讨逐渐成为整个世界范围内讨论最广泛、争论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思潮。

（一）“文明冲突论”的时代背景

作为20世纪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提出以来，之所以能迅速刺激几乎所有文明的神经，迅速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于世界发展趋势的关心，而以往的实践经验和思维模式似乎都已无法有效解释当时的、新的社会现实。在亨廷顿看来，“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①[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序言第1页。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不仅是人们理解世界运行规律和发展轨迹的理论前提，更是把握世界演进方向和未来图景的现实基础。

冷战期间，人们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理解是较为清晰的，全球政治主要包括“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②[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序言第1页。这种划分，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意识形态”为重要依据进行边界划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当原有的划分标准不再适用新的政治现实，不能有效解释和预判新的政治格局，此时，如何理解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如何把握影响世界政治演进的决定性要素，愈发成为人们的普遍关切。

在这样的背景下，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人们所需要的新的理解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他指出，“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从文明的分析视角和思维框架来看，“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③[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序言第1-2页。

可见，由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所引发的讨论，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一方面，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把握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走向，不仅是学术界、知识界的讨论热点，更是世界范围内各个文明内部的普遍关切。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关心关注，以及对世界和平发展所抱有的极大预期，使得人们不得不正视后冷战时代的风险挑战，特别是可能出现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冲突和危机。因此，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经面世，就迅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二）“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后，各种观点争高竞长，诸多讨论纷至沓来。一些人认为亨廷顿是“文明冲突论”的鼓吹者。这种“贴标签”式的做法，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容易陷入片面的泥沼。对于“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本人并未给出明确的结论。在他看来，“提出一个问题的建设性方式是陈述一个假设，这篇文章正是在作这样的尝试，而它的标题带有的问号却被普遍忽视了”。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1页。因此，在讨论“文明冲突论”时，回到亨廷顿的观点和语境本身，就十分必要。与其说，亨廷顿给出了“文明冲突”的结论，毋宁说，他提供了理解全球政治的视角。在随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提供理解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格局如何演进，世界走向何方，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亨廷顿试图构建一种文明的分析框架——即从文明的角度“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通过明确观察国际发展的文明视角，从而为研判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秩序提供支撑。

第二，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在亨廷顿看来，随着冷战结束，单纯以意识形态为边界划分国际阵营的不能有效解释新的世界格局，“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①[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页。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冷战后的世界主要由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构成。②[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4-26页。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核心国家。

第三，各文明力量的此消彼长。在亨廷顿看来，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西方文明正在逐渐衰落。“当世界走出西方阶段时，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它们的地位被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和信奉所取代。”③[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2-33页。虽然西方现在仍占“绝对优势”，并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发生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最重要的力量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第四，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以往的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将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限。”⑤[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在文化和文明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当“你站在哪一方？”的问题被“你是谁？”的问题所取代，文化认同问题成为决定立场和选择的核心要素。

第五，文明的冲突。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⑥[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亨廷顿指出了文明间冲突的两种形式，⑦“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84-185页。并进一步分析了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亨廷顿从“地区集团间的断层线冲突的不断升级”和“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两个方面，预言了可能导致核心国家发生战争的两种可能。

第六，中国和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化，“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那样至关重要”。亨廷顿进一步指出：“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以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加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⑧[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

需要注意的是，完整把握亨廷顿的思想主张可以看出，他并非简单鼓吹“文明冲突”，而是试图在思想层面为人们敲响“文明冲突”的警钟。正如亨廷顿本人所申明的立场：“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可见，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政治学家，尽管亨廷顿最早提出 “文明冲突论”，但其出发点恰恰是为了避免文明冲突。

（三）“文明冲突论”的当下回响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沉渣泛起。2019年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润·斯金纳抛出“带有浓烈种族主义色彩的‘对华文明冲突论’”。①钟声：《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对华文明冲突论”可以休矣》，《人民日报》2019年5月21日第003版。这一将美国对华关系贴上“文明冲突”标签的言论，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即使在美国，这一言论也受到广泛质疑和批评。“《华盛顿邮报》称，这一观点经不起推敲，且缺乏实证支持，文章认为其根据主要文明对国家进行分类，忽略了身份的多样性和偶然性。美国彭博社则评论说，‘文明冲突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没有容身之地，且这种冲突模式无助于美国赢得竞争。美国《外交政策》的评论一针见血指出：‘这展现出新的美国治国术中种族主义和危险的一面。’”②钟声：《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对华文明冲突论”可以休矣》，《人民日报》2019年5月21日第003版。

可见，“文明冲突论”在当下并非主流声音，但仍有一定市场，要引起足够的警惕。毕竟，“将冷战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遏制与反遏制斗争贴上‘文明冲突’的标签，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洽，而且在实践上贻害无穷”。③戴继诚：《“文明冲突论”的破解与中国新型文明观的实现》，《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虽然西方普遍认为斯金纳等政客的声音并不能代表美国主流观点，但这种将国与国之间关系理解为“文明冲突”的做法，仍需要妥善应对、严肃批驳。并且，斯金纳等政客不仅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思想进行了“改造”——突出强调“冲突”的部分，还将原本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讨论扩大到政治层面，甚至直接扩展至美国对华战略。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文明冲突论”背后的逻辑谬误。

二、“文明冲突论”的偏颇与局限

虽然“文明冲突论”本身并未鼓吹文明冲突的合理性，其初衷是为了避免冲突，但从“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中，仍能看到隐秘其中的立场和主张。恰恰是这些隐秘的立场和主张，埋藏着需要仔细甄别和充分考量的认知偏颇与理论局限。

（一）文明决定论

亨廷顿过分夸大了文明对于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影响。在他看来，“在冷战期间，任何秩序都是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阵营和影响第三世界的产物。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国已经过时，全球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重大的全球安全利益。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35-136页。可见，亨廷顿不仅夸大了文明之间的差异性，而且还夸大了这种差异性对于建立世界秩序的决定性。

需要注意的是，简单地将不同国家划分为不同文明，将文明的差异性视为影响文明间冲突、决定世界政治格局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显然是主观上的武断。一方面，并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本身决定了相互之间冲突的发生，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在资源、利益、宗教、观念等诸多方面的深层次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偏激思想和极端主张，深刻影响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如果说文化属性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民族国家间在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的差异，那么，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和深入，这种差异并非逐渐扩大，而是正在减少。今天，人们对于不同文化的饮食、服饰、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差异性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包容性越来越强。因此，并不能简单地把文明间的差异理所应当地看作是不同文明间发生冲突的决定性原因。

此外，亨廷顿过分强调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⑤[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虽然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仍时有发生，但这些冲突的发生，并不仅仅是文化或文明决定的，其背后往往是由资源掠夺、资本扩张等利益所驱动。因此，这种夸大文明冲突的悲观论调显然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实际。

（二）区域中心论

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前言中阐述了自己的写作立场：“我是以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这样两种身份写作本书……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有时是会有冲突的……但仍需提醒读者，我对于这些现象的选择和说明很可能还是受到我的爱国心的影响，因为我希望发现它们在美国的过去及其可能的未来所具有的意义。”①[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2页。亨廷顿的思想难免带有特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其主张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应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研究指出“文明冲突论”不过是“西方强权政治彻头彻尾的遮羞布”。②戴继诚：《“文明冲突论”的破解与中国新型文明观的实现》，《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同时，从亨廷顿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其保守主义立场和主张非常鲜明。在他看来，“美国人应当重新发扬盎格鲁一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为正是它们三个半世纪以来为这里的各人种、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所接受，成为他们自由、团结、实力、繁荣以及作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义领导者的地位的源泉”。③[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3页。因此，亨廷顿给出的药方是强化以“美国信念”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的纯洁性，通过“重振美国特性”，以保持美国的国家地位。

历史上，囿于交往的局限以及视野的狭窄，许多文明都曾以“中心”自居，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但时至今日，这种“中心主义”立场显然并不可取。亨廷顿曾言，“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3页。虽然亨廷顿也指出“这种单一文明的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相关和无用”，⑤[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3页。但显然其本身的思想和主张也并未跳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三）高低优劣论

历史地看，文明的产生源于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历史积淀。由于不同区域内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差异，不同文明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性，既是人类延绵不绝、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换言之，文明间的差异，本是自然进化和长期积淀的结果，无所谓高低优劣之分。

然而，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将原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明聚拢在同一时空维度。原本互不相干的区域文明因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交通工具的迭代而被连接成一个日益普遍交往的“地球村”。此时，在资源和利益的驱动下，不同民族间的地位和处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本是文化和文明间的“差异”，慢慢演变为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差距”，原本相互平等的关系，逐渐演化为“强”与“弱”的关系。此时，强势文明通过科技、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先发优势，将空间上的“左”与“右”、时间上的“先”与“后”、地位上的“强”与“弱”，进一步拓展到文化和文明层面的“高”与“低”、“优”与“劣”。

因此，“西方中心论”的另一面就是“西方优越论”。有人认为“先发”代表“先进”，“后发”代表“落后”，有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些错误认识，都是片面地理解“区域文明”，狭隘地看待“发展与进步”的表现，而这些错误认识背后，是“西方优越论”的价值立场。

显然，亨廷顿在探讨“文明冲突论”时，是站在美国的立场，特别是维护美国优先地位的立场来提出自己观点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事实上，在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亨廷顿看来，横亘在‘文化’之间的，不止是边界，还有等级。”①关凯：《超越文明冲突论：跨文化视野的理论意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因此，“文明冲突论”的偏颇和局限之处，还体现在片面、狭隘地理解文明间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演化为高低优劣之分，进而为文明冲突和文化扩张寻找借口。

三、“文明冲突论”的扬弃与超越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②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9年5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长时期的发展实践和历史演进中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只有尊重彼此差异、平等相待，以开放包容的胸怀相互借鉴、互促共进，才能更好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这既是扬弃和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一）尊重差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长时间积淀和传承的智慧结晶。文明因多元而丰富，文化因多样而精彩。文明文化的多元多样性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4页。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悖谬，首先要承认文明多元并存的历史和现实，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70多亿人口，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④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57页。文明间的差异性以及由差异性引发的彼此交往、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

彼此尊重是平等交流的前提。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一是要克服“中心主义”倾向，从多元主体的角度，客观看待不同文明的风俗习惯、生活样态、价值理念、发展主张；二是要摒弃冷战思维、对抗思维，摒弃零和博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避免冲突对抗，相互合作共赢；三是要加强交流，通过平等对话、充分沟通，消除文化壁垒，超越文明隔阂。

（二）开放包容：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是冲突还是对话、是对抗还是合作？”这恐怕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为紧迫、最为重大的时代课题。中华民族数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演进，积淀了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从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完成“凿空之旅”，到郑和七下西洋，开拓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开放包容、和平共处、交流互鉴等理念和主张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⑤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9年5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页。这些重要理念和主张，为解决今天的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开放包容的立场态度，面对不同文明间的差异，以互学互鉴的务实举措，超越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这不仅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潮流方向，也是符合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普遍诉求。“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⑥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4页。加强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一方面，要克服封闭、狭隘的文明观。长期自我封闭、隔绝于世的文明，必然走向衰落。试图以自己的文明替代其他文明，也必然走向失败。在2019年5月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页。

另一方面，要保持空杯心态，以互学互鉴、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正如生命有机体一样，补充养分、新陈代谢是维持生命体正常运转的基础。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互鉴，既是规避误解、消解隔阂的有效方式，也是避免对抗、化解冲突的重要途径。

（三）互促共进：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生存与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当前，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世界不确定性加剧等大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好”。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09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立场，从“文明和谐论”的角度重新审视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共同课题，在互促共进中开创新的未来。

一方面，各个文明要超越“中心论”和“优劣论”的狭隘，从命运与共、风月同天的角度，理解和把握不同文明的差异。不同文明间应该扬弃冲突之论，摒除优劣之分，搁置分歧、存异求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待彼此。另一方面，面对世界性的难题，各个文明、各个国家应携起手来、凝心聚力、共同应对。特别是面对“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③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9年5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页。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超越“文冲突论”的藩篱，实现“天下大同，协和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