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玉萍, 高明

(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秦兵马俑艺术，作为人类历史上杰出的文明创造，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近年来，关于秦兵马俑艺术的论述，许多专家学者通过杂志、报刊及专著等，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见解，但对秦兵马俑艺术与秦统治思想之间的关系研究未曾涉及。法家韩非的思想对秦代的统治影响很大，它对秦兵马俑艺术风格究竟有没有影响，影响有哪些？本文尝试对韩非思想与秦兵马俑艺术的内在联系进行梳理和研究。

一、韩非思想对秦的影响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是先秦后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人经验教训，探寻由弱变强之道，撰写了《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外储》等十余万言著作，系统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受到秦王嬴政的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1]2 155的感叹，对韩非的法治思想推崇备至。秦国攻打韩国，韩国派韩非出使秦国，因李斯和姚贾陷害，韩非未受重用，最后死于秦国狱中。韩非虽没有得到秦始皇的重用，但秦始皇却接受了他的思想。

韩非集商鞅的“法”治、慎到的“势”治、申不害的“术”治为一体，提出了“法、势、术”三者合一的思想，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韩非虽然身死于秦，但他的学说实为秦所采用，李斯、姚贾、秦始皇、秦二世实际上都是他的高足弟子”[2]337。韩非思想对秦国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均产生了影响。

在韩非独裁专制思想的影响下，秦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韩非在《扬权》中提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30。秦王朝实行皇帝制，并通过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为主体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来达到中央对地方统治的目的。皇帝是最高的决策者，下设百官之首：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丞相掌管行政，太尉掌管军政，御史大夫掌管检察权和其他事务，政权、军权和检察权分离。三公下设九卿，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对全国事务进行管理。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县下设乡、里、伍,相互担保，郡守受郡丞的监察。这一政治体制的设立与韩非“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3]20的观点的不谋而合。

在韩非的文化专制思想的影响下，秦以法为尊，焚书坑儒，渐渐失去了文人士大夫之心。韩非在文化上主张防患于未然，“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3]306他认为要禁奸并统治臣民的思想，理应禁言。“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3]347他认为王要统治民众的思想、言谈和行为，必须以法律为准绳。韩非思想过于注重巩固专制统治，防范臣民，似乎忽略民众的力量，将民众视为工具，渐渐地失去了士人的支持，这也是造成秦国短命、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韩非的思想不仅影响了秦始皇，对其兵马俑艺术风格也产生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二、 韩非“势”的思想与秦兵马俑艺术的宏伟气势

从韩非有关“势”的论述中，可以洞悉其所言“势”之涵义。韩非《八经》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3]330《韩非子·人主》中说：“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3]362韩非将“势”的思想概括为胜众之资，是人君借以统治众人的工具。有“势”方可推行法术，有“势”则可进而制驭天下。这从秦兵马俑的艺术形象可以看出。

1. 秦兵马俑的规模和出土的数量

秦兵马俑因其占地之多和规模之大、磅礴的气势和精美的雕刻艺术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在秦始皇陵东侧先后发现了三个兵马俑坑，分别编号为一、二、三。三坑紧密相连，总面积20 000余平方米。”[4]1秦兵马俑占地之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秦朝的“威势”。秦兵马俑的三座俑坑内埋葬了和真人真马大小相同的陶俑、陶马约8 000件(含未发掘的)(见图1)，秦兵马俑总计发掘面积14 620平方米，一号坑发掘8 000平方米“一号兵马俑坑东端的五个方共出土木质战车8乘，每乘车前驾有4匹陶马，计有陶马32匹，另外出土陶俑1 087件(其中10件系农民打井时挖出)，其中铠甲武士俑687件，不穿铠甲的武士俑(简称袍俑)400件。”[4]46二号坑发掘6 000平方米，出土兵马俑292件，其中“将军俑一件、拉车的陶马六十七匹，骑兵俑三十二件、鞍马二十九匹，步兵俑一百六十三件”[5]1。三号坑发掘520平方米，共出土武士俑68件，其中“有身高约1.9米的大型武士俑四件”[6]4和“三号坑内计出土身高1.75—1.9米的步兵铠甲武士俑六十四件”[6]5。出土如此之多的兵马俑显示了秦王的威势，是秦王的“胜众之资”，是秦王制驭天下、借以统治众人的工具。

图1 秦兵马俑

图2 秦兵马俑局部

2. 秦兵马俑采用基本形无限重复所形成的排山倒海之势

在秦兵马俑艺术的表现中，每件陶俑本身是基本形，兵马俑的外形个个相似，只有在脸型、胡须、发型、铠甲等处有细微区别(见图2)。雕刻者在秦兵马俑宏大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基本形简单无限重复的表现方法，给世人造成了一种心理效果，形成了一个排山倒海之势。这种表现方法通过“胜众之资”来突出整体的磅礴气势，把一代君王的“威势”表现到了极致。

两千多年前的秦兵马俑，其严整的队列、肃穆的军阵、浩大的工程和独特而重复的表现手法，无处无刻不体现着秦始皇的“威势”，这种“势”不仅给人一种艺术上的强烈感染，更让人深刻感受到了秦始皇震慑的威势，充分体现了秦始皇至高无上的权威。

三、 韩非“质”的思想与秦兵马俑艺术的写实风格

韩非注重功用，主张“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3]301。同时注重质美，反对文饰，他主张“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3]97。他甚至认为“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3]78。“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3]202也正是他反对幻想，尚质求真的最好说明。韩非的思想对秦兵马俑的形象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秦兵马俑艺术的造型比例

兵马俑是依照真人来做的，“陶俑通高175—200厘米”[4]46，基本与真人等高。身体比例协调，通常是6—7个头高，五官比例也近似真人。在造型比例表现上，秦兵俑体现了韩非思想的“质”，几乎没有运用夸张、变形等表现方法，比较写实，近似真人，尊重生活实际。(见图3、图4)

2. 秦兵马俑艺术的头部刻画

质的特征首先体现在对脸型的刻画上。雕塑者对秦兵马俑脸部的刻画非常写实，是对当时现实生活中人物脸型的再现。从已出土的陶俑面部特征分析，秦兵马俑有目、国、用、甲、田、由、申、风等8种基本脸形(见图5)。它的艺术来源是当时生活在北方的人，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物脸型的再现，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面部特征的共性。“国”字型脸的造型特征，是面部轮廓呈长方形，阔额宽腮，颧骨较高，下巴通常浑厚，五官粗犷，性格显得淳朴憨厚。这种脸型至今在陕西农村还比较常见。“用”字型和“国”字型的脸型相似，面庞通常是长方形，面颊及下巴宽扁。“用”字脸型的陶俑，普遍细眉长目，大口薄唇，面庞和五官统一于扁长之中，显得非常和谐。“田”字型脸是近似方形的圆形脸。此类脸型的陶俑中，面容浑厚凝重，个头通常不高，但粗壮结实，气质纯朴。“目”字型脸陶俑的数量相对于上述三种脸型的陶俑较少，但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主要特征是脸形窄长，五官较小。“申”字型脸的数量较少，颧骨部分比较宽、较高，脸的上下两部分较窄，下巴尖长，面带笑容，给人以真切的感受。在秦俑中“甲”字型脸的数量较多，上宽下窄是其特征，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说的瓜子脸。“由”字型脸陶俑所占比例很小，造型特征是面庞较长，窄额宽腮，下巴肥硕。秦兵马俑的脸型塑造来源于生活，力求与现实中人的脸型相一致，反映了韩非“质”的思想特征。

图3 中级军吏俑和鞍马骑兵俑

图4 跪射俑和高级军吏俑

图5 秦兵马俑脸型

其次体现在对胡须和发型的刻画上。秦朝武士常见的胡须有：络腮胡、长须和八字胡，还有点式胡、山羊胡。秦兵马俑胡须(见图6)的样式多种多样，胡须有的翻卷，有的飞动、竖起，妙趣横生，是雕塑者从现实生活中概括提炼而来并加以适当的艺术处理，体现了秦人颇具特色的审美观和生活情趣。对发型的刻画，变化也很多，有波浪式、螺旋纹式、蓖纹式，都非常富有生活气息。对发丝的雕刻根根分明，写实生动，惟妙惟肖。秦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头发，且秦人有尚右的习俗，在出土的秦俑中，战袍武士俑和铠甲武士俑在头顶右侧梳着圆髻，还有一部分军吏俑、御手俑和骑兵俑梳着扁髻(相对圆髻而言)，但高级军吏俑的扁髻与其他兵马俑不同，它是将头发全部梳于脑后向上折，再把头发盘成圆锥形小髻放于冠帽中并用笄固定(见图7)。雕刻者对胡须、发型、发丝的表现，注重写实，真正反映了韩非的“其质至美”。

图6 秦兵马俑胡须

图7 秦兵马俑发型

3. 秦兵马俑艺术的服饰表现

秦兵马俑的服饰主要是通过铠甲来体现的。秦俑铠甲的造型逼真，甲片的编缀与真实的铠甲编缀很相似，编缀方法也很清楚(见图8)。衣服的纹样、战袍的扣子、护腿、靴、鞋底的针眼(见图9)等细微末节，都表现得非常具体，一丝不苟，十分写实、逼真，和生活一样。关于秦俑铠甲的质地，学界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皮甲和金属甲两种类型，是对秦武士当时生活的真实反映。关于秦俑服饰的涂色技法，聂新民先生认为“秦俑敷色采取平涂法，即对照实物配好颜色，然后均匀地刷上去。而不考虑光线对物体色彩的影响所形成的明暗变化。但对照实物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要求尽可能地接近物体本来的颜色。从俑坑取出的色彩实物可说明这一点。”[7]26秦俑的服饰朴实无华，真实地再现了秦人的现实生活，对秦俑服饰的塑造，体现了秦人对秦朝服饰“质”美的追求。

图8 秦兵马俑铠甲及编缀

总之，韩非的这种尚质求真的精神潜蕴于秦兵马俑艺术的创造之中。写实主义和形神兼备是秦兵马俑艺术的鲜明特征，体现了韩非思想的质美。秦兵马俑的写实风格是通过陶塑的手段和俑的外表形象来表现的，对隐藏其中的形状和结构，则需要通过外在的形象来联想、研究。秦兵马俑的艺术造型源于生活，雕塑家并没有运用明显的夸张变形的表现方法，也没有繁杂的雕饰，艺术风格朴实无华，它是以最似现实、最似生活的形式展现出天下最宏大的精神和最震撼的力量，是韩非的“质”思想的集中体现。

四、 韩非“严刑重罚”的思想与秦兵马俑艺术的宁静、冷漠气质

韩非认为“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3]72“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3]75人性自私自利的贪欲太重，故君主在立法时应“重刑少赏”[3]364，他还认为：“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3]365在韩非看来，治国应严刑重罚，重刑少赏。

图9 秦兵马俑鞋底

图10 秦兵马俑刻字拓片

1. 秦兵马俑制作的考核制度

“勒名问责制”是当时秦兵马俑艺术的考核制度。《吕氏春秋》有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8]95这说明秦当时施行“勒名问责制”。 从出土的秦兵马俑身上，考古人员发现刻有人名、地名、编号、烧造官署的文字和符号，这些字符是为了确保兵马俑的雕刻质量而专门刻上去的，如雕刻质量不符合标准，雕塑者就要被处罚、治罪(见图10)。“从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身上及陵园出土的砖瓦上，发现许多陶文。这些陶文除个别为编号外，其余均为制造兵马俑和砖瓦的工匠名。制造兵马俑的人来源有两种： 一是来源于中央宫廷的制陶作坊，如宫强、宫系、宫得(有的简称得)、宫臧、宫进、宫朝、宫颇、宫魏……另一部分来源于地方，如咸阳午、咸阳衣、咸阳危、栎阳重……目前从陶俑、陶马身上已发现87个不同的工匠名，这些人都是技艺水平较高的工师。”[9]78这些工匠正是在“勒名问责制”的背景下创造了秦兵马俑这颗艺术明珠。张耳曾言:“秦为政虐刑，残灭天下”“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10]1 831。可见，秦国当时的“严刑重罚”制度是非常严苛的。在这样法律森严的环境中，秦兵马俑艺术的创作者所创作的作品理所当然是最为严谨、精致的。

2. 秦兵马俑宁静、冷漠的气质

秦兵马俑艺术的雕塑者作为被驱使的人，自然缺失了作为人之主体的创造性活力。在百花凋零的时代，秦兵马俑艺术的创造者只能遵从硬性的命令，被动而机械地完全照搬或复制现实，在强权政治的笼罩下，匠师艺人们无法自由发挥自己的创意与激情。正如温克尔曼所说“在自由中孕育出来的全民族的思想方式，犹如健壮的树干上的优良的枝叶一样。正如一个习惯于思考的人的心灵在敞开的门廊或在房屋之顶，一定比在低矮的小屋或拥挤不堪的室内，更为崇高和开阔通达。”[11]111因此，从雕塑气氛上看，秦兵马俑是宁静的，也可称其为静穆的伟大，但秦兵马俑的宁静是一种缺乏生机的宁静与冷漠。正是由于雕塑家处在当时法律严苛的国度中，他们的思想和灵魂未能自由绽放，才致使他们创造出的兵马俑拥有如此宁静、冷漠的气质。

综上所述，尽管韩非在秦的时间很短，但他的思想对秦影响很大，不仅体现在依法治国、严刑峻法等方面，还对秦的社会生活、文化及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兵马俑艺术的创造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表现一代中央集权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秦兵马俑艺术受韩非思想影响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其宏伟气势完美体现了韩非“势”的思想，其写实风格全面反映了韩非“质”的思想，其宁静、冷漠的气质则深刻诠释了韩非“严刑重罚”思想对匠师艺人的影响。秦兵马俑艺术，从设计到制作，从塑型到彩绘，每一道工序都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无形中渗透着以韩非思想为主流的秦国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