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振， 朱文广

(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119；长治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 山西 长治 046000)

庙宇是反映宗教与民间信仰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义或具体的神灵信仰仪式上，涉及庙宇分布及修废情况的研究相对少见。近年来，随着田野调查工作的不断推进，一些一度被淹没于乡间村镇的神灵庙宇重新得到了系统考察，这为我们民间信仰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雨神信仰在古代普遍存在。就一般意义而言，龙王或河伯是民间普遍信仰和供奉的雨神，但不同区域根据具体情况也有所差异。晋东南地区尤其是阳城县普遍供奉的雨神即是三代圣王之一的成汤。成汤，又称汤、商汤、天乙、履，是上古圣王，殷商的开国君主。阳城县位于今山西省东南部晋城市辖区内，古称濩泽，《旧唐书·地理志》“阳城条”云：“阳城，隋濩泽县。唐武德元年，于县置泽州……天宝元年，改为阳城”[1]1 478,并沿用至今。《太平寰宇记》卷44“阳城县”条记载更为详细，云：“阳城县。西一百二十里，旧九乡，今六乡。本汉濩泽县地，属河东郡，县因濩泽以为名。……唐武德元年，于此置泽州，因后周之旧名也。……天宝元年，改濩泽为阳城县。析城山，在县西南七十五里，《禹贡》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应劭注《汉书》云：析山在阳城西南。即此也。山顶有汤王池，俗传汤旱祈雨于此。今池四岸生龙须绿草，无林木。”[2]68张守节《史记正义》中说：“《括地志》云：析城山在泽州阳城县西南七十里。《注水经》云：析城山甚高峻，上平坦，有二泉，东浊西清，左右不生草木。”[3]68后世为纪念成汤祈雨，故在其祈雨处析城山修建成汤庙。现今阳城县境内依旧留存着以析城山成汤庙为代表的，自宋金以来不同时期的成汤庙近120座。笔者根据阳城境内各个时期成汤庙留存下来的碑志，结合传世文献，对成汤祈雨的传说、历代成汤庙的修缮情况及民间基层社会组织对民间信仰的推动作用做一深入挖掘。

一、 成汤祈雨的传说与成汤祈雨地的确立

成汤成为雨神应该源自于成汤祷雨的传说。传世文献最早可溯及《墨子》，云：“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4]122-123，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关于成汤舍身祈雨的最早记载。《吕氏春秋·顺民》将此事记录得更为完整：

结合前引《太平寰宇记》材料可知，成汤在阳城西南析城山以自身为牺牲，舍身祷雨，故“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于是阳城地区百姓开始把成汤当作雨神来信仰。

成汤祷雨处阳城析城山，除了《太平寰宇记》有记载外，北宋年间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北宋政和六年(1116)所立《宋代敕封碑》记载：“政和六年四月一日，敕中书省、尚书省，三月二十九日奉圣旨析城山商汤庙可特赐广渊之庙为额，析城山山神诚应侯可特封嘉润公。”[6]1而同治年间《阳城县志》将此事系于宣和六年(1124)，其曰：“成汤庙在析城山上，宋神宗熙宁九年河东旱，通判王伾祷雨获应，上言其事，诏封山神为诚应侯，宣和六年以‘广渊之庙’题榜汤祠，加封析城山嘉润公，敕书勒石安庙壁上。”[7]171二者所载时间虽然略有差异，但所记事情相同，即至迟在北宋年间析城山因为成汤祈雨处，其山神被封为诚应侯，析城山加封嘉润公，其成汤庙获赐“广渊之庙”，从而确立了析城山商汤庙在成汤雨神崇拜中的崇高地位。另外，笔者认为，《宋代敕封碑》为实物史料，较后世文献资料当更为可信，故予采信。关于此事，阳城本地其他碑刻和地方文献中也可为证。如现位于今阳城县润城镇王村的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重修成汤庙记》，云：

然而适遭天旱，七年不雨，民皆饥色，野有饿莩。汤于斯也，不罪诸岁而罪诸己，不咎诸天而咎诸躬。于是斋戒沐浴，剪发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身为牲，祈祷于桑林之野，昭告于苍□之下。六事自责之言未毕，而上天滂沱之雨即降。[8]35

虽然此碑关于干旱时间(“七年不雨“)的记载与《吕氏春秋》(“五年不收”)略有出入，但所记内容大致相近。再比如雍正时期的《山西通志》记载：“析城山在县西南七十里……山峰四面如城，巅东岩有龙洞，有龙池、龙窠，上有成汤庙，二泉亢旱不竭，传为成汤祷雨地。”[9]730-731同治时期的《阳城县志》也说：“析城山，在县西南七十里，名见《禹贡》。山峰四面如城，有东西南北四门分析，故曰析城……今则祷雨辄应。每仲春数百里外皆来汤祠祷取神水，归以祈有年。’”[7]82可见，千百年来析城山在当地一直被奉为成汤祈雨的圣地，而析城山成汤庙也因此受到百姓的尊崇。

二、 阳城成汤庙的地理分布与时间脉络

如前文所述，至迟在北宋宣和六年，析城山成汤庙的“广渊之庙”也即本庙的地位已经得以确立。相对于析城山本庙而言，而散布阳城县全县各地的大大小小的近120座成汤庙，则被称为“行宫”。这样的格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对现存成汤庙的梳理和庙中碑志文献进行分析。

(一) 唐代

阳城最早的成汤庙究竟建于何时?唐以前的文献及唐代的文献《隋书》《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均不见记载，也没有涉及，更缺乏碑石等实物证据。目前仅在《全宋文》中有一处相关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张待问《大宋国解州闻喜县姜阳乡南五保重建汤王庙碑铭》中提到，“当州顷因岁旱，是建行宫，逾八十年”[10]271。根据这句话，由立碑时间太平兴国四年上推80年即唐昭宗光化二年(899)，距离析城山数百里外的闻喜县就已经有了成汤行宫存在，至少可以说明析城山本庙的建立一定会早于唐末这个时间。因为史料阙如，当时究竟有多少成汤庙存在尚不得而知。

(二) 宋金对峙时期

根据现存的碑石，宋代的成汤庙仅有两座，即析城山本庙和县城立平坊成汤庙。其中析城山本庙据前文可知始建年代不详，至迟在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前应已经存在，宋徽宗政和六年获敕封。县城立平坊成汤庙同样也创建于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并于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重修。

碑志记载，金占领阳城地区后，成汤庙共有5座，其中3座属于新建，分别位于固隆乡泽城村、润城镇上伏村和河北镇下交村。泽城村成汤庙修建于金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8)，上伏村成汤庙修建于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下交村成汤庙修建于金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另外两座位于东冶镇东冶村和芹池镇游仙村，始建年代不详，仅存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和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重修的记载。可见，宋金时期的成汤庙数量还比较少。

(三) 元明清时期

元朝廷成为成汤信仰扩展的重要推手。元灭南宋的次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廷下诏在析城山本庙之外，于全县建立17道(座)成汤行宫，分别为：

□右里一道、东社行宫一道、西社行宫一道、南五社众社人等行宫一道、白涧固隆行宫一道、下交村石臼冶坊众社等行宫一道、泽城府底行宫一道、芹捕栅村等孟津行宫一道、李安众等行宫一道、四侯村众社等行宫一道、洸壁管行宫一道、晋城县马村管、周村镇行宫一道、大阳东社行宫一道、大阳西社行宫一道、李村行宫一道、巴公镇行宫一道。[11]103-104

元朝初年政府大力修建成汤行宫，未尝没有安抚民心的政治目的。从其他资料来看，有元一代，元统治者并未破坏汉族地区的民间庙宇。相反，我们常可见地方官倡议立碑，甚至捐资修庙的记载。比如同为阳城县著名求雨胜地崦山白龙庙，元代就有数次官方参与的维修，如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重修显圣王庙记》所记，该碑明确提到：“迄今大元创天下以来，居民如旧，祷取圣水，旱祷则应”[12]12。

值得关注的是，元代这些成汤行宫没有设在县城、州城之中，而是多分布于村落之内，这自然是为了方便民众就近拜神祈雨。随着成汤行宫数目的增多，析城山本庙反倒由于“神宫高踞山顶，风易剥雨易蚀”[13]108而被民众逐渐忽略，维护修缮活动也随之减少。在元代之后的庙宇维修活动中，析城山成汤本庙维修记录较为少见。明代更是一次都没有，清代也只有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元年(1662)、嘉庆二十四年(1819)区区两次记录。2010年以前，析城山成汤本庙已经坍塌严重，规模和完好度远不及下交、上伏及刘庄等村的成汤行宫。相反，一些行宫的维修记录却较为频繁。如立平坊成汤庙在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重修，北留镇南留村成汤庙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重修，北留镇郭峪村成汤庙于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创立。再加上此前存在的庙宇，元代阳城已有26座成汤庙存在。

明代有关成汤庙的修建信息也相对较少，目前所见仅13座成汤庙有修建碑刻留存(见表1)。

表1 碑志所见阳城明代成汤庙重修情况表

考之前代，固隆乡泽城村、润城镇上伏村、河北镇下交村、芹池镇游仙村、北留镇郭峪村5座成汤庙长期存在。元代官方指定的行宫只有泽城村、下交村仍然存在。这表明在历史的变迁中，一些庙宇有所兴废，这也符合整个阳城乃至中国的古建筑情况，由于年代久远宋金元时期留存下来的成汤庙只有寥寥数座，大部分属明清时期的遗存。

清代对成汤庙重修或创建的记录最为集中，留存下来的庙宇和碑志记载也最为丰富，我们对阳城清代现存碑志进行了统计，可根据庙宇的出现朝代将其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清代以前已经明确存在，在清代保留有重修记录的成汤庙，这样的庙宇共有12座，前后重修共40次(其中下交村成汤庙修缮多达11次)，其存在地和重修年代及重修次数见表2。

表2 碑志所见清代阳城对前代成汤庙修缮情况表

续表2

所在地重修年代重修次数东冶村顺治十二年(1655),康熙七年(1668),康熙十二年(1673)3析城山顺治十三年至康熙元年,嘉庆二十四年2上伏村康熙四年(1665)至康熙五年(1666),康熙四十二年(1703),嘉庆二十一年(1816)3嵩峪村康熙二十年(1681),雍正十二年(1734),乾隆三十三年(1768),道光二十一年(1841),咸丰七年(1857),同治九年(1870)6下交村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雍正五年(1727)至雍正七年(1729),嘉庆十二年(1807),嘉庆十五年(1810)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十年(1830),道光十四年(1834),同治十年(1871),光绪十二年(1886)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11游仙村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1暖辿村乾隆十三年(1748)1泽城村乾隆十九年(1754),道光二十二年(1842),同治六年(1867)3刘西村约道光十年1王村 乾隆五十五年(1790)1

第二类是清代新建成汤庙，有清一代对他们的重修记录，这种碑志记录更多。据统计，除凤城镇荆底村、町店镇中峪村两座成汤庙明确记载修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道光十一年(1831)至道光十九年(1839)外，其余35座成汤庙均不见于前朝记载，也没有清朝创建时间，只留下重修记录，合计重修66次(如表3所示)。

表3 碑志所见清代阳城对清代所建成汤庙重修情况表

续表3

所在地重修年代重修次数章训村乾隆四十七年(1782)1陶河村乾隆五十七年(1792),嘉庆四年至嘉庆五年(1800)2卫家窊嘉庆七年(1802)至嘉庆十三年(1808)1中寨村嘉庆九年(1804)至嘉庆十一年(1806)1南底村嘉庆十五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三年(1911)2刘庄村嘉庆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一年,道光二年(1822)至道光五年,道光八年(1828),道光十二年,道光十八年(1838),道光二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七年(1868),约光绪三十年(1904)8蟒河村嘉庆二十二年,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三年(1823)2石臼村约嘉庆二十三年(1818)1东柳泉村道光元年1华树坪道光元年至道光三年,同治七年至同治八年(1869),光绪三十二年(1906)3西神头道光五年至道光七年(1827),道光十四年2南峪村道光七年至道光十年1桑林村道光十四年1通义村道光十四年至道光十六年(1836),约道光二十三年,同治九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3下寺坪村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十一年(1861)1梁沟村咸丰年间(1851—1861)1独泉村咸丰九年(1859)1吉德村同治十一年(1872),光绪三十一年(1905)2索龙村光绪七年(1881)1桃坪村光绪二十二年1

除上述记录外，还有此前未见的董封乡龙泉村、驾岭乡护驾村、驾岭乡三泉村、河北镇土孟村、北留镇西封村、凤城镇下孔寨村、演礼乡献义村、驾岭乡雪圪坨村、西河乡王曲村、怀古坊西庙等10座成汤庙没有创建或重修碑留存，加上清代无重修碑留存的县城东南、县城立平坊、凤城镇下芹村、芹池镇羊泉村4座汤庙，阳城县的成汤庙总数达到63座，其中新出现的庙宇47处。

从表2看，除元代庙宇外，宋代、金代、明代的全部庙宇都延续到了清代，而且又有所增加。此外，虽然从上文看，整个清代共留存有创建或重修成汤庙碑108通，且覆盖了清朝入关后的各个时期，但这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上的真实修缮情况，依然有许多成汤庙的维修碑缺失或没有留下维修记录。一座古庙能够保留到今天，本身也已经说明不断有人对其进行修缮。而且，现存庙宇均能看出清代建筑风格的痕迹，也证明了清代的维修工作。

(四) 民国时期

民国期间的庙宇少见有维修碑留存，目前仅见白桑乡刘庄村、东城办上孔村的成汤庙有相关纪录。这可能和民国存在时间较短有关，也和民国社会局势的动荡尤其是1937年以后的战争形势有关。终民国近40年，只有两通碑刻，且均在树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足可见清代形成了今天成汤庙的最终布局。

三、社与社首——成汤庙修建的主要民间推动力量

官方和民间是千百年来成汤庙得以修建和维持的主要力量。就官方的影响而言，宋代官府的敕封、元代的敕建行宫、清代重修县城内庙宇等官方行为势必对民间信仰起到推动作用，有利于庙宇的修建。不过，在留存至今的成汤庙中，除了析城山成汤本庙和泽城村、下交村两座成汤行宫为官方敕建外，绝大多数分布于乡村的成汤庙都是民间自行修建。而且从目前保存下来的众多成汤庙的分布区域来看，除却县城的5座成汤庙(县城立平坊、怀古坊西庙、县城东南、县城南神庙、县城东庙)外，都分布于村落之中，可见乡村是成汤庙的主要分布区域。

中国传统社会村落庙宇林立，甚至“有村就有庙”，恰如美国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imith)所言：“一般来说，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很难进行可靠的概括，不过，如果还有什么事情的概括比其他的事情可靠一点的话，那就是这个帝国乡村庙宇的普遍性”[14]132。庙宇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润城镇王村正德九年《重修成汤庙记》载：“春于斯而乞，秋于斯而报。御一邑之灾，捍一村之患，福一邑之善，祸一邑之淫”[8]35，可见老百姓的安危全系于此，是故“村之有庙也，犹国之有社稷也。社稷为一国之主，而庙为一村之主”(1)沁源县王和镇西沟村大庙宣统二年(1910)《重修庙碑记》。。这些乡村庙宇虽然规模不一、神主各异，但却显示了它们在民众心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修建庙宇就成为村落重要的公共事务之一。

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组织民间的修庙事宜呢？由于宋金以前的资料已经缺失，我们只能大致确定的是成汤雨神先是在民间获得信众，然后才被官方敕封。至少从金代开始，民间力量已经普遍涉入成汤庙的创建维修工作。我们不难发现，遍布于村落中的社是其主要组织与推动力量。

社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间基层组织，“国由社集合而成，社由民结集而立”[15]393。顾炎武认为：“社之名起于古之国社、里社，故古人以乡为社”[16]1 260，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且“民以结社为重”[17]467。社的职能比较广泛，“社者，农民春秋祈报之所出，地属公，故议公事者至焉。众议既兴，规条遂立，奚以劝善，奚以戒恶，奚以御侮，凡有益于民者，罔不具议”[15]393，举凡征粮纳税、修治道路、婚丧嫁娶、植树开矿等所有民间活动，都是社的管辖范围。其中，尤以祀神为重。《史记》载：“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3]1 357阳城县成汤庙同治六年(1867)的《买地公约》记载：“闻之社祀于国，所以列地利也，故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则知立社之本意，原取乎地利之无穷，以为历年祀神之资。”[18]465这里非常明确地指出，立社的本意就是为了祀神。

这一点在阳城成汤庙的修缮记载中多有体现。《下交成汤庙拜殿石柱题刻》记载，早在金卫绍王大安二年和大安三年(1211)，村社民众捐献拜殿石柱。[19]10元代敕建成汤行宫的碑志中，多有关于东社、西社、南五社、大阳东社、大阳西社等组织乡民修建庙宇的记载。明代村社负责成汤庙维修的资料更加丰富。下交村嘉靖十五年所立《重修乐楼之记》碑文记载，正德五年下交村重修成汤庙，“里人原宗志、原应瑞，因学生原应轸等会集社众曰：‘成汤，古圣帝也。乐楼芜废如此，与诸群完葺之，何如?’众咸曰：‘诺’。于是鸠工萃材，各输资力，重修乐楼一高二低四转角，并出厦三间”[20]39。王村正德九年《重修成汤庙记》也记载，正德四年，王村成汤庙遭遇火灾，“正殿三楹悉皆煨烬……于是社众人等推举省祭官王瓒耆老郭素为之总理……寒暑六迁……复立正殿三楹”[8]35。可见，社是维持庙宇修缮的基本组织。

而村社活动的组织者则是社首，即一村主管社事之人，如白桑乡刘庄村成汤庙嘉庆十二年《接替碑记》言：“村之有社庙，原为报赛地也，而必有人焉以宰之”。这里所说的“宰之”的人，就是社首，他们的名字经常被镌刻在维修碑的最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社首不是单指某个人，而是多个并存，往往同时少者三五人，多则数十甚至上百人存在。顺治年间北留镇郭峪村重修成汤庙有社首33人，嘉庆二十二年下交村重修成汤庙用到了社首32人。人数最多的是康熙二十八年，化源里重修成汤庙，制办祭祀用品，共用到社首91人。

担任社首的人，要忠厚、勤事且有德者为之。北留镇西封村玉皇庙乾隆四十七年《贾公宰社功德碑》载：“轮举社长以董理祀事，由来久已，非有德者不可”，《接替碑记》则曰，社首应该“忠厚勤慎”，要“膺其职，勤其事”[21]。其实社首往往出自于村中力量最为强大的宗族。就河北镇下交村而言，从历年的维修资料看，原氏家族掌控了村社，社首多由原姓担任，自金至清，屡有修葺之举，保证了庙宇的完整性。明成化十三年至成化十八年的庙宇修缮有15名社首参加，其中原氏独占10人。正德五年至正德十年的维修中，19名社首中原氏占12人。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清代，原氏始终占据着社首的多数。康熙四十七年到康熙五十二年负责维修的15名社首中，原氏占9人，等等。另据下交村明嘉靖十五年《重修正殿廊庑之记》载，嘉靖年间，下交村重修成汤庙，第一次修建有原宗志等社首20人。修建完毕后，族人原神山以70岁高龄再召集社首16人，共同捐资，再次修缮。

神山遂即东廊而居，寒暑昼夜食息咸在，是非有大故不去，身家之务不暇顾，若弃之。然先自出白金十两，以鸠工经始其事。……是后连值岁凶，人有饿殍流离者，神山尤经营不辍。……初，神山为是役也，时遇收获。亲诣人之家而募其粟，多寡因贫富，工以力分，用以材致，罔弗曲。当时，或用广而募不继，役急而而来者缓。神山即诣其人长跪，其人必且赧且前，心益感劝。神山特出己有以济之，躬执劳以率之。昼夜呼号，鸣金而督众。[22]41-42

由上可知，原神山为重修殿庑“经营不辍”，真可谓是劳心劳力，以身作则，保证了重修工作的顺利进行。因为中国古代乡村普遍贫穷，所以在社内负责筹措资金，进行修庙活动并不容易。在成汤庙的维修中，我们常可见“钱粮缺少，动则制肘”“木难支厦”一类的记录。据王村明天启四年(1624)《增补成汤社庙志》[23]76记载，因为该村“久称匮乏”，钱财不足，重修成汤庙的工作从万历二十四年一直进行到天启三年，前后27年才算最后完工。白桑乡刘庄村的维修庙宇工作则前后几任社首不断运筹才算完成。据嘉庆二十一年《刘家庄汤帝大社重修碑记》载，该村为重修成汤庙，在嘉庆十六年社首张印仓等人就向社众摊派，还取消了当年的夏秋祭神戏的花费，积钱120多千文。但费用仍相差较多，社首遂将其放贷收息，一年后本利合计达到230余千文。[24]366-367嘉庆十八年(1813)，接替社首王自轩等4人又捐钱130余千文，开始维修成汤庙，但资金仍不足。不得已，他们就又在社内按地亩摊派，得钱100余千文，前后共筹集资金490多千文，率领村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庙活动。可见社首的工作是非常不易的，非但没有报酬，反要带头捐资甚至多捐，遇到较大的修缮工程，自家的事务根本无暇顾及，即使这样也难以得到所有乡民的理解和支持，甚至要挨家挨户上门，跪下哀求才能完成任务。如果社首不能勤用力社事，这样的工作断难保证进行。驾岭乡南峪村成汤庙嘉庆五年《重修碑记》也说，该村成汤庙长年未修，“风雨飘摇，以致蛟漏雀穿，榱崩栋折”，8位社首为筹措资金，在社内实行平均摊派，最终将庙宇重修。

有的村庄甚至建立了较为完整规范的社首制度，如刘庄村。嘉庆六年(1801)，村内已经确定了三年一换社首的制度。此后，嘉庆九年、嘉庆十二年、嘉庆十六年、嘉庆十八年、嘉庆二十一年、道光二年(1822)、道光五年、道光八年、道光十三年(1833)、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十八年、咸丰六年(1856)、咸丰八年(1858)、同治四年、同治七年、光绪三十年、1921年、1925年都有社首更替的碑文记录，道光十八年《社首替代碑记》、咸丰八年《接替碑记》、光绪三十年《出庙始末缘由碑记》分别指出，“斯社之规为最肃，每三岁，举村中之有德者四人”[25]412为社首维护成汤庙，并说“一乡之中，立社为重。而一社之中，举人为要。从来社之定规，宰社者，三年一举”[21]450，“古来规矩，宰社者三年一替”[26]510，说明该村大体遵循了这一原则。虽然不是所有村落都像刘庄村那样有完整规范的社首轮替制度，但修庙活动中社首的存在则是常态，社首的积极工作确实推动了成汤庙的建设和重修。每一届社首都会想办法筹措资金维修庙宇，使庙宇得以较为完好的保存下来。

成汤庙的修缮，除了社首领导下的集体活动外，也有个别村民自行捐资修建的个人行为。如固隆乡泽城村乾隆二年(1737)《创建南殿西房碑记》记载，乾隆年间(1736—1795)，僧人隆芝自己募化修庙。嘉庆二十四年《补修广渊庙宇碑记》也记载了嘉庆年间(1796—1820)，道士原复昌、王复祯募集资金，对析城山成汤庙进行一次全面维修，包括重建大门，修建西房，修砌院落，修理正殿、后墙等事迹。白桑乡洪上村成汤庙康熙三十七年《绘塑汤帝圣像碑记》也记载了洪上村村民范鸣寰以私人身份出资进行修庙活动，绘塑成汤圣像一尊的事迹。

四、 结语

山西阳城县成汤庙的普及源于成汤祈雨析城山的传说。成汤庙的建设在阳城有非常久远的历史，经历了至少从唐代到民国逾千年的时间跨度，在此期间，成汤庙的普及度越来越高，清代成为其最后的稳定期。村社这一基层民间组织充当了庙宇建造与修缮主要力量，也是成汤庙遍布阳城乡野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社首是活动的带头者、组织者，在信仰传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事实上，在阳城周边地区，如高平、泽州、陵川、晋城、长子、长治、沁水等县境内也有成汤行宫存在。在这些地区，祈雨功能与阳城并无二致，如长子县阳鲁乡成汤庙康熙七年《重修商汤圣帝庙记》就提到“商汤圣帝神……祷雨以苏百姓……本村立庙祀之，岁以报赛相祀也”，泽州县上麓村成汤庙也说成汤“祈祷于桑间”。不过，其密度远不及阳城县，这也符合地方特色信仰的分布逻辑。

民间社会史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由于资料缺乏而受到限制，因为正史一般不会关注基层社会的具体运作。更由于文化的缺失，基层民众也很少在历史书写中占据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从地面保留的遗址、遗迹、遗存入手就显得尤为重要。山西是地上文物的大省，其中，碑刻与古建筑遗存对研究以往时段的基层民众生活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碑刻记载了古建筑的相关情况，遗存则给予了实在的展示，尤其是庙宇碑刻在山西各地均大量存在，为我们探讨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