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塔 丽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一、 问题的提出

作为当今全球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自20世纪初，西方学者朗特里(Rowntree)最早提出“贫困”概念以来，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围绕着贫困的定义、贫困类型、贫困测量、致贫原因、贫困的政策选择等方面，展开了多维度、多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这方面的成果参见黄承伟、刘欣《“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述评》(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中的相关论述。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赘述。。在贫困的实践研究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反贫困战略的逐步实施，推动着国际反贫困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这其中包括对贫困的发生机理和致贫原因的深入研究,如英国学者R.纳克斯(R.Nurkse)从资本供给与需求方面分析了贫困产生的机理，认为造成贫困的根源主要是资本的缺乏[1]45。美国学者舒尔茨(W.Schultz)则提出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2]61。丹尼森(E.Dennison )认为, 人口贫困的关键是能力的缺失，而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低下[3]74。其后，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一个与传统收入分析不同的贫困分析框架，即基于能力、权利和福利的能力贫困理论[4]。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贫困认识的不断深化，对贫困问题研究的学术取向更多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单一性转向多维性，采取立体交叉、动态多维等结构化与多元化的研究路径；同时借助于风险社会理论模型，探讨贫困个人及其家庭致贫返贫的各种风险因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贫困的“脆弱性”概念(2)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报告中对贫困“脆弱性”概念的界定，“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并且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脆弱性包含“即遭受冲击的可能和抵御冲击的能力”两个方面。参见韩峥《脆弱性与农村贫困》，《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10期。。1995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明确推出关于贫困人口脆弱性的分析框架，认为贫困人口“脆弱性”的形成主要受3个方面因素的影响[5]，即风险因素(面临食物不足的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提供等。相关研究表明，作为贫困个人与家庭的重要特征，脆弱性与贫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脆弱性的角度考察贫困有助于深刻分析贫困的成因以及其发展变化趋势[5]。继世界银行贫困“脆弱性”概念提出之后，1998年英国国际发展署(The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即DFID)针对脆弱性贫困问题，进一步开发出可持续农户生计框架。按照这一分析框架，将农户生计资产划分为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社会资产等5种类型。运用可持续农户生计框架分析农户的脆弱性，能够比较立体、直观地呈现出农户生计脆弱的表现方式及其风险因素。多年来，该分析框架以其系统性与权威性，在国际社会扶贫政策领域及其反贫困理论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将消除贫困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但由于贫困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我国政府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治理贫困这个顽疾无疑是一场持久战。目前，我国的贫困类型包括生存性型贫困、温饱型贫困、发展型贫困、区域型贫困和个体型贫困等。其中，区域性贫困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区域资源环境的约束以及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及政策因素(3)诚如学者童星所言，连片贫困地区的出现，其原因在于:一是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差，生态严重失衡，灾害频发，资源匮乏，甚至有些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二是生产水平低下，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缓慢;三是社会发育程度低，长期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形成封闭体系;四是人口增长过快，人力资源却十分不足;五是医疗卫生状况落后，居民身体素质差，地方病、慢性病较为普遍且严重;六是其他历史与政策性因素，等。参见童星《贫困的演化、特征与贫困治理创新》，《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选择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陕南秦巴山片区农户家庭为研究的基本单元，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资源环境约束以及人与资源环境互动的视角，探讨这一区域贫困农户家庭生计现状、发展困境、影响因素，在遵循农户家庭生计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就如何因地制宜地从实践中指导贫困家庭精准脱贫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其他连片特困山区落实精准扶贫战略提供模式参考。

二、 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生计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一) 调查区概况

秦巴山区地跨甘、川、陕、渝、豫、鄂等5省1市，是全国贫困地区中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结构最复杂的地区之一。秦巴山区主体部分位于陕西省秦岭主脊以南的南部地区，俗称“陕南秦巴山区”，包括陕西省南部的汉中、安康、商洛3个地级市和关中部分县的南部地带，国土面积约7.5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899.9万人[6]。境内大部分地区为山地丘陵，可耕地面积狭小，耕地面积约占总土地面积的10%，其中，25°以上陡坡耕地占50.8%[7]。从自然条件方面看，陕南秦巴山片区属于生态脆弱的石山区，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8]。作为新时期国家颁布的14个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之一，秦巴山区有特困县76个，其中陕南秦巴山片区多达30个，占秦巴山区贫困县总数的39.5%[6]，贫困人口多达302.5万人[9]，贫困发生率37.5 %[10]348，具有明显的群体性贫困与区域性贫困的特征。

(二)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取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地点的选择范围为地处陕南秦巴山片区的陕西汉中、安康和商洛3个地级市。实地调研工作分别于2017年1—3月和2017年7—8月进行。课题组先后赴陕南3个地级市6个县16个乡镇33个村(组)采取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共发放调查问卷710份，回收问卷687份，有效样本621份，有效率为87.5%。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为获得更为深入的入户调查资料，课题组选取其中31户具有典型性的贫困家庭开展了深度访谈。最后，对问卷调查数据运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 调查结果分析

1.受访农户的基本情况

(1) 户主的性别与年龄分布。调查数据显示(表1)，86.6%的户主为男性，女性户主占13.2%。年龄结构上，18—24岁占14.3%，25—34岁占9.2%，35—40 岁占23.5%，41—55岁占40.8%，55岁以上占11.2%。说明4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构成户主的主体。

表1受访农户的性别与年龄分布情况

注：此为单选题，N=621。

(2) 户主受教育程度

表2受访农户的受教育程度

表2显示，受访户主的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占样本总数的31.6%; 初中为40.8%，高中、中专、技校为16.3%；大专及以上水平人数很少，仅为8.2%。由此可以看出，户主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

(3) 家庭人口规模

表3受访农户的家庭人口规模

注：此为单选题，N=621。

表3中的调查数据显示，受访农户家庭人口数，以4口之家所占比例最大，占样本总数的40.8%，其次为5口之家占21.3%，3口之家18.5%，6口及以上的家庭占12.3%。家庭结构方面，受访的农户家庭结构，以祖孙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所占比重最大(46.7%)，其次为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也占有较大比例(37.8%)。表3所显示的陕南秦巴山片区农户家庭人口规模与家庭结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劳动力普遍不足、生产经营大多只能维持小规模生产。

2.农户家庭生计现状及发展困境

生计作为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广泛使用的一个专业词汇，指的是人们用来谋生的手段或方式。但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学术用语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目前，国内学界在探讨农户家庭生计问题时往往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家庭生计，是指维持或满足家庭成员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收入与消费支出两个方面；广义的生计，是指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方面需要的各种内部与外部生活条件，包括生计活动(行为)、生计能力及生计后果(产出)。本文在分析和探讨农户家庭生计时，主要以狭义的生计概念为依据，同时在分析生计贫困的原因时，也会兼顾广义的生计概念。

陕南秦巴山片区农户家庭生计收入构成，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外出务工所得的工资性收入。根据调查数据和入户访谈资料，当前陕南秦巴山片区农户家庭生计现状呈现出如下特点：

(1) 家庭收入来源较为单一，打工与种粮成为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调查发现，陕南秦巴山区农户的两大主要收入来源是种粮、外出打工，家庭收入来源总体上比较单一。如表4所示，67.8%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外出打工，种粮收入占家庭收入的55.9%，而养殖业以及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所占比例仅为11.4%和11.3%，17.9%的家庭开展个体经营，另有3.9%的农户家庭有山货收入。

表4受访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注：此为多选题，N≥621, 每个选项的占比=填答数/N。

实地走访发现，当地农户家庭种植的农作物以粮食为主，种植经济林和经济作物的家庭占比不足两成，农户家庭生产种类比较单一。而农户每亩粮食产量平均为700斤，种地每年收入平均只有3 000元左右。农产品种类的单一，不利于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因此，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的贫困问题不仅表现为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低，而且表现为收入来源和收入结构的不合理。

(2) 2/3的农户家庭年收入不足10 000元，生活处于贫困状态

农户家庭的年收入水平是一个既敏感且又不易说清的问题。因为在现阶段，当地农户家庭除了种粮收入外，还包括外出打工以及其他各种经营性收入。根据农户家庭收支平衡的消费原则，我们通过询问户主一年家庭支出的主要项目及各项花费等方式，同时参照农户自身对家庭年收入在本村所处水平的自我评价，比较确切地了解到了当地农户家庭的年收入水平[11]。

通过对当地农户对自己收入水平认知与家庭年收入交叉分析(见表5)，不难发现，有10.5%的农户家庭年收入在3 000元以下，农户普遍认为属于困难户；有23.7%的农户家庭年收入在3 000—5 000元之间，农户认为属于较差水平；有58.5%的家庭年收入在5 000—10 000元之间，农户认为属于一般水平;此外，还有7.4%的家庭年收入在10 000—15 000元以上，农户认为在村中属于较高水平。但家庭收入在5 000—10 000元以及10 000—15 000元以上的部分农户，也认为自己家庭收入水平在村中处于较差水平。在调查中发现, 那些认为家庭收入处于较差水平与一般水平的农户家庭实际差距并不明显，只是相对较差而已。考虑到近年来价格上涨因素以及不同家庭的人口数、受访者个人判断误差等情况，参照国务院扶贫办新的贫困线划分标准(4)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贫困线标准是以2011年2 300元不变价为基准，每一年贫困线的标准均有不同，2018年约为3 070元。按这个新标准测量受访贫困农户家庭的年收入水平，以每户4口人测算，4人×3 070元/人=12 280元/户，即新的贫困户年收入水平应在12 280元左右。以此推测，当地受访农户家庭大约有2/3处于贫困状态。，我们统计了认为自己家庭收入水平在村中属于较差水平和困难户的数量，一共424户，占样本总量的68.2%，即有2/3以上的农户家庭处于贫困状态。

(3) 家庭消费结构不够合理，生产性消费比重偏低，生存性消费比重过高

调查发现，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消费支出项目主要有：买种子化肥(36.9%)、农机具(15.3%)、日常生活消费(53.0%)、盖房(60.5%)、看病就医(51.4%)、孩子上学(69.2%)、人情送礼(50.9%)及其他(12.9%)等方面。其中，买种子化肥(36.9%)和农机具(15.3%)属生产性消费，两项之和所占百分比为52.2%; 而家用电器和盖房在消费性质上属于家庭生存性消费，两项之和所占百分比为80.0%，高出家庭生产性消费近28个百分点(见表5)。

表5受访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自我评价与家庭年收入交叉分析

注：此为单选题，N=621, 每个选项的占比=填答数/N。

表6陕南秦巴山区农村受访农户家庭主要支出情况一览表

注：此为多选题，N>≥621, 每个选项的占比=填答数/N。

农户购买种子化肥及农机具等生产消费资料支出偏低，一方面反映出农户家庭对农业生产投入普遍不足，仅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现阶段农业生产边际效益低下，农户从事种植业的积极性不高，种粮食和水稻主要不是为了作为商品销售获取更高的利润，而是为了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当地农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自己种粮不用买，自家养猪为吃肉。”从这句话中透露出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与经营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和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的需要。

(4) 子女教育、看病、日常生活及人情消费成为区农户家庭主要生活负担

为了解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主要经济负担，我们在问卷调查表中设计了教育负担、购买农机具、日常生活、看病就医、承担公共事业费、人情送礼和其他等7个选项供受访农户填答。

表7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主要经济负担情况

注：此为多选题，N>≥621, 每个选项的占比=填答数/N。

表7显示，受访农户家庭经济负担占比最高的是教育负担(66.0%)，其次是看病就医(64.2%)，占第三位的是日常生活(53.0%)，占第四位的是人情消费(52%)。此外，其他(10.0%)和公共事业费诸如兴修水利、防洪筑坝、修建校舍等所需的费用也往往由当地农户家庭出资。这一费用所占比例(6.4%)尽管不高，但在贫困地区这些费用公摊到每户家庭承担，就使得不少农户家庭感到力不从心，成为一项额外的家庭经济负担。实地走访发现，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子女教育费用大为减少，但供孩子读书的其他费用，如住宿费、伙食费、生活费和交通费以及父母陪读费等仍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支出，尤其是高中和大学教育费用成了农户家庭新的致贫原因。沉重的教育负担之外还有建房。在当地农村很多农户盖新房的花费常常使他们的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此外，在陕南贫困山区，受传统重义轻利思想影响，当地农村盛行红白喜事送礼成风，许多农民宁可挤占生产性投入资金,也不愿欠人情债[12]；特别是遇有婚丧嫁娶等所谓农家礼仪方面，更不惜花半生积蓄[13]。所有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农户家庭的经济负担。

三、 资源环境约束对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生计的影响

资源约束也叫供给约束或资源短缺[14]，是当代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科尔奈所说的“短缺”，是排除“自然短缺”以外的制度短缺或体制短缺，即由一定的社会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短缺，与本文所指的“资源短缺”在概念内涵与外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5)本文所说的“资源环境约束”，不仅包括存量有限且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水资源及动植物资源，而且包括源于社会的制度文化或政策体制等资源供给不足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短缺”。。正如有关学者所说的，资源约束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农业发展受资源供给制约，农业生产力较低,从而出现收入与消费水平偏低的状况[15]。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生计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这与当地农户家庭生产经营长期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无关系。资源环境约束对陕南秦巴山区贫困农户家庭生计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农户生计发展的内部要素方面，包括生计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储备、家庭社会网络的结构与规模，生计发展的能力与生计资本(资产)的积累等，同时还包括生计发展所必须的外部条件或外部要素等方面，包括道路交通、电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利用与获取以及政策或制度支持环境等。以下分别加以阐述。

(一) 资源环境约束对农户家庭生计发展外部要素的影响

1. 资源环境约束下山区农村资金短缺、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信息化技术滞后，家庭经营缺乏外部支持环境

陕南秦巴山区地貌类型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开山修路成本较高，加之资金紧缺,使得道路交通、电网及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普遍不足，以至于许多地方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损坏严重,严重影响着当地农户家庭的生计活动和生计效益。据商南县某村村民反映，该村虽然适合于大面积、大范围地种植黄姜等药材，但如何将药材运出山外投入市场却是一大难题。由此可见，交通不便成为制约山区农户家庭生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山区地形上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当地居民居处分散，人口密度稀疏，相互往来不便; 加之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尚未普及，大大制约了村民与外界信息的沟通与交流。调查显示，陕南秦巴山区边远山区农村电话普及率不到31.4%，有线电视覆盖率也比较低，有40.3%的农户家庭未安装电视，宽带网络使用率不足11.2%。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贫困不仅是经济贫困的根源之一, 同时也是造成不同地区之间贫富悬殊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信息化差距和信息贫困所导致的文化贫困，已成为制约陕南秦巴山片区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16]。由于交通、通讯设备的落后，农户获得外界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此种“先天性不足”不仅直接影响着当地农户家庭生计策略的选择，而且很难避免生产经营上的盲动性与滞后性。

2.资源环境约束下山区农村市场发育缓慢，农户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十分狭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然而，边远山区农村由于受自然、经济与社会环境条件的制约, 市场化水平明显偏低; 加之贫困山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出于家庭生计发展的需要，当地农户家庭生产的农副产品一般只能进入乡镇集贸市场进行少量的、品种单一的现货交易，很难进入大型批发市场。再从要素市场来看，受利益驱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主要投向城镇地区。这样一来，个体小农户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就变得十分狭窄。其次，与城郊农民相比，边远贫困山区农户家庭的土地流转相对困难，土地边际效益难以通过市场化来体现。农户在土地交易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分享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形成的较高增值收益。此外，由于山区农户家庭经营的产业大多数都属于农业产业,生产周期长且易受季节性影响。一旦市场变化、价格下跌，农户面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只能“望变兴叹”而束手无策[17]。

3.资源环境约束下耕地资源短缺，农户家庭为谋求生计，不惜以“非理性”行为毁林垦荒，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农户生计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长期以来，受区域资源环境的制约与影响，陕南秦巴山区个体农户家庭作为谋生手段的家庭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大，其生计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始终存在着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对于山区农户家庭而言，有限的自然资源诸如土地、水、森林等是农户家庭主要的生计来源，也是贫困人口应对贫困的主要机制或手段。有研究表明，自然资源占贫困人口收入的20%—25%[18]。这意味着对于贫困家庭而言，自然资源是其维持生存唯一的资产。相关研究证明，穷人及其低收入者由于知识与技能的缺乏，他们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受教育水平高或高收入者。不仅如此，资源环境约束还对农户家庭的生计策略的选择和生计方式产生直接影响。而在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约束下，作为个体经营者，农户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以非理性行为毁林垦荒，盲目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以谋求家庭收益的增长。此种非理性的生计行为必然会加剧周边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区域性资源的枯竭，进而导致农户生计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4.资源环境约束下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推行，在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也在无形中限制了边远贫困山区农户家庭生计的机会成本与发展权

众所周知，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基于建国初期我国城市化程度不高,城市难以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实施的一套旨在维护城乡社会稳定、避免过多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一套制度化管理体系, 包括户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和用工制度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虽处于逐渐瓦解状态，但是，毋庸讳言，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一体制上的壁垒不仅造成一个城乡断裂的社会[19]123，而且造成我国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城乡差距扩大不仅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且表现在教育、医疗卫生保健、住房、就业和养老等社会福利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不仅如此，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国家将大批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利益驱动下也在不断地向城市集聚。结果，在国家急剧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的“弱质化”、农村的残破与农民的困苦等所谓“三农问题”日益显现。另一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上，在持续向城市倾斜的同时，地处边远山区的农户家庭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我积累，由此带来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正如有关学者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分化严重, 具有资源、利益和权利分配与再分配功能的制度是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映, 持主流文化的人能够或多或少地从制度中获得垄断收益; 农村贫困人口则处于边缘地位, 通常被制度所排斥[20]35。可见，城乡“二元经济”模式在不断拉大城乡收入差别的同时，也在无形中限制了边远贫困山区农户家庭生计的发展权和农户改善生计的机会成本。

(二) 资源环境约束对农户家庭生计发展内部因素的影响

1. 资源环境约束下农户家庭人口素质偏低，人力资本存量匮乏，家庭生计缺乏内生发展动力

国外反贫困理论告诉我们，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如果说物质生活的匮乏是贫困人口的外部表现的话，那么人口素质低下则是贫困人口一种深层次的内在表现[21]。长期以来，陕南秦巴山区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导致交通不畅、经济欠发达，不仅直接影响着山区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制约着当地农村人口素质水平的提高。据有关学者的调查，在国家对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政策以前，陕南秦巴山区农村家庭的子女辍学率相当高，有近1/4学生未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12]。本次调查也证实，受访农户户主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户主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低下，直接影响着他或她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掌握，也即影响其人力资本的储备状况。依据国外人力资本理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为重要。不仅如此，相关研究也表明，家庭人口素质的低下往往使劳动者缺乏改变自身状况的自信心和勇气以及缺乏在不同经济环境下适应的能力和竞争能力[21]。此外，影响农户家庭生计发展内在要素还与生计经营者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的多寡有密切关系。对于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而言，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的家庭亲属网络。调查发现，当地山区农户家庭亲属网络一般都比较简单。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向非农产业转移或从事多种经营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到家庭生计渠道的拓宽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

2. 资源环境约束下农户生产规模较小，产业结构单一，家庭增收困难

如前所述，陕南秦巴山区以山地与丘陵为主，平坝及川道等低平土地面积狭小，因此民间素有“八山一水半分田”的说法。受地形条件限制，陕南山区农村土地面积狭小，人均耕地不足1亩，加之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先天不足，这使得农户家庭所经营的传统农业生产对土地、气候等条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农户往往通过垦荒扩大耕地面积、通过追加劳动力积累财富的做法却往往在现实生活中碰壁。因为作为国家西部重大生态修复区和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区，陕南秦巴山区25°以上坡耕地属于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禁耕地。在耕地资源严重受限的情况下，个体农户家庭农业生产仅能维持小规模生产。此外，作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农户户主科技文化素质偏低，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农业耕作方式上大都采用传统的人力与畜力，而很少采用机械化进行规模化生产。其次，受陕南山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的限制，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比较困难，客观上造成农户家庭产业结构单一，传统的种植业占据较大比重，养殖业和其他产业比重则较小，而在种植业中又以传统的粮食生产居主导地位。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5年的15年间，陕南秦巴山区农业生产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多变化，粮食总产值始终占据第一位。调查发现，尽管在陕南山区农村油料种植可以为农户家庭带来直接收益，但由于受资源环境的约束特别是耕地面积的限制，种植规模和产量一直偏小；当地农户很少有剩余资金用于新增农用生产资料或改进农产品质量的投入，导致农作物品种老化，单位面积产量偏低，农业生产发展迟缓，家庭增收渠道狭窄，农户家庭收入长期停留在一个较低水平上。

3. 资源环境约束下山区农户生计模式带有较为浓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特色

长期以来，陕南秦巴山区农村受资源环境的约束，农业生产市场化、专业化程度普遍偏低。农户家庭的农产品大多自产自销，带有典型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此外，山区农户家庭生计的自然经济特色，不仅表现为农户日常生活消费品如粮食、猪肉、蔬菜等大部分由自家生产，而且更多地表现为劳动力、土地、生产工具(耕牛等)等生产要素的自给性。其次，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当地农村重农轻商的思想一直比较流行。重农思想的流行使得当地贫困农户家庭遇事轻易不敢借贷，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经商借贷是一项有风险的举动，弄不好会倾家荡产；而种田则不同，只要勤劳吃得起苦，就会有收获，就不会挨饿。在这种价值理念的支配下，使得当地农村金融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此外，现代生产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如技术、资金、信息和劳动力等，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下，更多地向交通便利、投资环境好的都市和沿海地区流动。相比之下，处于边远落后地区的陕南秦巴山区贫困农村，资金和土地都是短缺要素，贫困农户家庭所能拥有的生产要素主要是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因此，用人力替代资金、技术的投入，依靠不断追加劳动投入来扩大或维持土地产出和物质再生产，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消费等刚性需求，就成为当地贫困农户经济行为的基本模式。

四、 资源环境约束下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精准脱贫的实现路径

如前所述，作为连片特困山区，陕南秦巴山区的农户家庭生计贫困，在区域资源环境约束机制的合力作用下，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贫困、群体性贫困、生存性贫困、生态贫困与发展贫困等多维贫困的特征。基于连片特困山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与经济社会文化多元性并存的特点[22]3, 本文在遵循农户家庭生计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互动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路径选择：

(一) 加大山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当地公共服务落后面貌，为农户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陕南秦巴山区高山环抱、道路交通阻隔、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状况已持续多年。由于山区交通不便以及现代通讯网络覆盖不足，导致村民与外界信息沟通不畅，难以准确把握市场信息，进而导致农产品生产与销售往往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地理区位偏远、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捷是贫困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23]要改变资源约束机制下陕南贫困山区农户家庭生计困境，就必须加快道路交通、电网和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从整体上改变山区农村道路阻隔、信息闭塞状况。具体操作上，一是在各级党和政府的正确指导下，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引领，将山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政府精准扶贫战略总体规划中，做到科学规划、统筹安排。二是山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尊重贫困山区农户的意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将筑坝、修路、铺网线等基础设施建设视为一项为广大贫困山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解决农户生计、脱贫致富的重要举措予以高度重视。三是陕南秦巴山区地形复杂多样，客观上造成基础设施建设技术难度大、资金缺口多等现实问题。为确保基础设施建设顺利进行，建立一套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和目标管理机制，确保山区农村所有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按国家标准兴建和修缮，从而为广大的小农户家庭农产品的运输和流通渠道畅通创造必要条件。

(二) 调整产业扶贫政策，推动陕南贫困山区农村特色产业发展

陕南秦巴山区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利于农户家庭生计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当地独特的气候条件、多样性的动植物种群以及无污染的自然生态环境，具备了在当地发展多种特色产业的先决条件。将区域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是推动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一大抓手。然而，在实地调研中却发现，当地不少农户家庭仍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农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率较低。破解这一现实问题，一是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选择地方特色鲜明、富有竞争力的农林牧副等农特产品作为发展当地特色产业的突破口[24]。二是大力发展山区特色旅游业。陕南秦巴山区兼有高山、丘陵、平坝、河谷等多样化的地貌类型，加上常年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造就了当地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和历史人文等旅游资源，如商洛金丝峡、安康香溪洞、汉中武侯祠、华阳古镇等旅游文化资源等。因此，大力发展本地特色旅游业不仅可以带动交通运输业、餐饮业和商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农村家庭剩余劳动力就业，从而增加农户家庭收入。三是大力培育山区农村特色产业人才队伍。一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队伍是贫困山区特色产业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障。近年来，陕南秦巴山区农村随着男性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农村中有文化懂技术的实用型人才普遍匮乏，成为制约当地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瓶颈。要加快培育和壮大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可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在外务工的村庄精英和村里能人以及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创业，发展特色产业。另外，通过对在乡农民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发展特色产业人才的素质。

(三) 创新扶贫工作模式，探索“电商+贫困户+公司”扶贫新途径

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快速发展，利用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活动日益成为一种新业态。研究发现，在贫困地区农村发展电子商务可以有效帮助农户家庭节约生产成本和人力资源，扩大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从而增加家庭收入[25]。因此，在陕南秦巴山区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开展电子商务可以有效避免交通不便、运力成本高等短板，将本地原生态的特色农产品诸如木耳、香菇、核桃、板栗、富硒茶、黑米等优质农产品，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到全国各地，可以说是一项提高这一地区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促进其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目前，由于当地网络等基础设施落后，贫困户自身文化程度偏低，能够运用电子商务脱贫致富的很少。要改变此种情况，一是帮助贫困户转变思想观念，增强他们对电商脱贫这一新事物的认知能力; 二是在山区农村成立电商扶贫协会或公司，形成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电商扶贫协会为平台、贫困户为参与者、驻村干部为协调者的“四位一体”工作机制。三是加强农村电商专门人才培训工作。借助西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强大科技实力，利用节假日分批赴陕南贫困山区农村开展对贫困户、驻村工作人员的技术辅导和技能培训。四是选择起步早、有一定电商销售基础的乡镇和村庄，按照“先行先试”的办法给予政策优惠，取得经验后再进行普及和推广。

(四) 创新发展理念，引导贫困山区农户家庭走“绿色发展”的脱贫之路

陕南秦巴山区作为我国西部重大生态修复区之一以及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保护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如何解决长期以来该地区所面临的国家生态保护与农户家庭生计发展的瓶颈问题，却是一个长期未能妥善解决的突出问题。破解这一难题，一是要转变发展理念，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的约束机制，以党中央“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遵循适宜性、高效益、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生态、经济、政策和农户家庭等因素的相互协调中进行选择和具体设计，走出一条“经济与生态”双赢的“绿色发展”的脱贫之路。

目前，适合陕南贫困山区农户家庭发展绿色生态经济的模式主要有：一是农户庭院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利用房前屋后空地种植经济价值高、可连年收益的树种，如核桃、柑橘、黄连等。二是果木经济林栽种模式：主要利用退耕后的坡地，发展栽种一些诸如板栗、柿子、橘子和核桃等经济林。三是农作物+经济林间作模式：在林地内间作一些农作物，如在核桃树下种植一些大豆、玉米等，既可获得一定收益，亦可起到以耕代抚的作用。四是林木+中药材套作模式：林木与中药材间作的目的，在于充分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和地力，将两种不同类型、但均享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林木与中药材套作在一起，可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五是健康养殖+沼气生态系统模式：在山区农村建沼气池，发展以沼气池建设为核心的“养殖(猪、羊和家禽)→沼气→种植(果、蔬菜、中药)”的循环农业模式，可达到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的目的[26-27]。

五、 结语

本文通过对陕南秦巴山区农村贫困家庭生计发展状况的实地调查与分析，不难发现，陕南贫困山区农户家庭生计发展模式、生计策略与生计效果无不受到区域资源环境约束的影响。换言之，资源环境约束已成为当下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重要诱致因素。作为区域性贫困和群体性贫困的一个缩影，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的生计贫困，其实质是在“特定时空情境下，作为贫困主体的人及其生计活动、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维度上的剥夺或三者之间耦合失调的过程与状态”[28]14。破解这一难题，首先必须创新发展理念和扶贫工作模式，变资源约束为资源开发与利用。其次是加快贫困山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农户家庭生计发展创造外部条件。再次是大力宣传和鼓励电商扶贫，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贫困农户家庭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将区域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最后是遵循农户家庭生计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理念，引导农户家庭走经济与生态双赢的绿色脱贫之路，最终实现农户家庭精准脱贫与区域性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