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丙玉

摘 要： 《围城》着力揭露知识分子道貌岸然之虚伪面目，小说中个性鲜明的配角人物李梅亭，为人处事皆以“利益”为权益衡量标准：首先是对个人“身份”的虚构，使其在困城中备受崇媚;其次是对“色欲”的纵逐，使其在困城中怡享逸趣;再次是对“私利”的攫敛，使其在困城中游刃自在。《围城》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生活在“围城”之中，唯独李梅亭可以做到“围而不困”。通过对小说中李梅亭片段进行文本细读，可以撅起人物言行之间的反差，表里之间的抵牾，达到对这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形象的立体解读，以对当下知识分子的灵魂素养、学术态度、为人风骨及人格品质给予一定的反面镜鉴，具有促进当下学术生态反思和净化的前沿意义。

关键词： 李梅亭;《围城》;利益;人物形象;人格精神

《围城》是钱锺书先生创作的一部长篇讽刺小说，笔触涉及知识分子群体，着力描写学术界各种人物言行相悖、滑稽荒诞的个性特征。自其问世以来，评论界对这部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研究从未间断，但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等几位主要人物的分析上，对一些个性鲜明、蕴含着极为深厚的人性内涵的次要人物，如李梅亭等人物的分析较少。本文主要从“名”附剑背、“色”悬剑尖、“私”着剑刃三个方面深度分析李梅亭这一人物形象，层层剥开其以“利字做剑”，在生活的围城中处处得以“围而不困”的真相，撅起这一人物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和人性力量，达到对人物的立体和全面解读。同时为学术界对《围城》的分析增添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厚度，破开《围城》的分析壁垒，将研究的眼光引注到配角人物，丰富《围城》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

一、“名”附剑背，围中得媚

小说《围城》为读者构筑了一个“理想生活永远在彼岸”的人生哲理困境。方鸿渐有自己的围城世界：婚前柔弱怜楚的孙小姐，婚后突然伶牙俐齿、逻辑清晰且坚硬异常，让方鸿渐苦闷之余无不悔思婚姻似乎是一场骗局，只有将一个人骗进这座围城里，婚姻的真相才会露出狰狞獠牙。赵辛楣也有自己的围城世界：苦等二十余年的苏小姐，突然嫁做他人之妻。此外，董斜川的围城在于具有真才实学，但为人风骨奇高，不肯折腰献媚，所以空抱文气而不得为世所用。与董斜川相对的褚慎明恰恰相反，此人没有真才实学，但善于人际公关，结交甚广，为世所用，但也是“误世”尔尔。

唯独李梅亭不受这一“围城定律”的制约。五人赴任三闾大学的行程中，历经种种艰难围困，唯独李梅亭一路上莺歌燕舞，活色活香，善于标榜身份，处处收获他人崇媚。市井风气尽现，虚伪面目穷绽。李梅亭这一人物的出场，便充满了为标榜个人“身份”而绽露的滑稽。“四十来岁，戴副墨晶眼镜，神情傲兀，不大理会人，并且对天气也鄙夷不理，因为这是夏历中旬，他穿得还是黑呢西装外套”[1]。赵辛楣请他脱衣服，他死也不肯，仿佛脱下西装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似的。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热到汗流浃背也不肯脱下西装，只为了保持自己威严的身份戏码，滑稽可笑之处尽现。在去三闾大学的途中，买票需要通关证件，方鸿渐等人都没带证件，李梅亭倒是拿出了自己早已印好的名片，上面赫然写着三行头衔“国立三闾大学主任、新闻学研究所所长、县党部的前任秘书”，名片的纸质、印刷，俨然是新华书局珍藏版的文印，显得李梅亭似乎是某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也因此得到了顾尔谦的崇拜和谄媚。李梅亭始终不忘标明自己的“身份”，炫耀身份价码。除了制作虚张声势的个人名片外，旅店中王美玉问“你们那块来的啥？”李梅亭回复道：“我们是上海来的。”说自己是上海来的，似乎身份增加了几倍，也赢得了王美玉的青睐和风尘柔情。李梅亭在标榜个人身份，重视个人“名位”这层，显得计较小心，生怕自己的身份比别人差一截，善于虚张声势、强装威严，处处把自己“制作”得很重要。以至于后来遇到苏州寡妇，李梅亭给寡妇念报纸，说日本人已经进攻长沙了，寡妇吓得娇声担忧，李梅亭倒是坦率地说：“自己这种上等人到处有办法，会相机行事，绝处逢生。”[1]社会学观点认为：“身份是一个人在系统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2]“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3]。在身份、地位与角色的关系中，“地位与位置相关，角色则与行动相关”，李梅亭的种种行为正符合学者的这一立论，其所重视的正是身份背后所代表的隐含意义。

与李梅亭自标身份同孪的是他热衷于听别人对自己的吹捧和夸赞。小说中写到李梅亭的大铁箱第一次被打开时，“这是我的随身法宝，有了它，中国书全烧完了，我还能照样在中国文学系开课程”。李梅亭此时特别想听别人的恭维话，显得像“逼着人说恭维话”。至此，一个滑稽可笑，时时不忘把“名”，即身份这种虚无之物着于剑背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因此在围城中，李梅亭可以靠着处处显示的“身份”获得他人的崇媚和吹捧，满足内心的虚荣感和对自我身份的确证。

二、“色”悬剑尖，困城有逸

李梅亭对“利”的追逐，不仅体现在“名利”上，还体现在“色利”上。对个人“身份”、地位的重视，时时标榜个人身份高人一等，不同于一般市井巷尾的无名者。但与其标榜的“上等人身份”相悖的是李梅亭在“色利”上几乎从不择食，甚至忘记长幼之序。小说中第一次描写李梅亭“色利”上心，是五人第一次住旅馆前一起聚餐，李梅亭多喝了几杯酒，居然对比自己小很多的孙小姐丑态毕露。原文对此仅一笔点到，但着色极重，留下了大量的文本空白，留给读者思忖李梅亭的人物形象。

“每一种阶级环境都产生不计其数的影响，使人形成具有持续性的人格，这种影响从一个人出生起就开始发生作用”[5]。李梅亭在最能体现“围城”意象的赴任三闾大学旅途中，為“一己之色心”，使生活中的围城效应在他身上作用甚小，甚至李梅亭可以在围城中得到不少土趣逸情。但不同于一般的庸夫俗客，即使为满足个人的色利，也是公然借着“办公务之事”的名目。如与妓女王美玉的“公关交涉”中，李梅亭觊觎王美玉，却非要找一个听上去为了“办公事”的外皮，凌晨四点去王美玉房间洽谈买票事宜。结果也是兜了一大圈子，公事自然是没办成，李梅亭从中取了何种便宜，留待读者自己想象。对金钱自私自利斤斤计较的李梅亭突然说：“今天王美玉家打茶围的钱将来归我一个人出得了。”可想而知，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吝啬鬼会突然大方起来？莫不是得到了更大的实惠？

在去南城的公共汽车上，李梅亭认识了苏州寡妇，并且吃了一长路的酸醋。李梅亭搭讪寡妇，说她不应该在人多处说自己是寡妇，不然容易引起坏人的歹念——此处实为一种折射，最先有歹念的大概是贼喊捉贼者。等其他人上车时，李梅亭已经吃上了寡妇的米粉糕，寡妇和佣人在抽李梅亭的烟。李梅亭在人群中能精准地判断出谁具有他下手的气场，江湖悠游多年的经验可见一斑。到店后寡妇和佣人阿福两人开了一间房，李梅亭“义愤填胸”得很，嘴上愤愤地讲着“男女有别，成何体统”的仁义道德，这义愤倒不像是为古典礼仪致敬，反倒像自己盯着的佳肴落入他人盘中的愤慨。有学者认为“李梅亭身上散发出陈腐的朱熹式伪道学气息”[6]。后来几人跟寡妇在旅馆吵架后，寡妇有事叫“阿福”都是嗲声嗲气，李梅亭果然在自家床上操心起别人家炕头的事来，他“为此叹了半夜的气”。这个气因何叹来？应似“心有所念、终而不得”的怅然。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评论说“淫者见淫”，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评论说“物皆着我之色彩”。诚然，一个人内心想着什么，则观万物无不具有胸中之意。李梅亭心中有淫，则看什么都有一种淫邪的意味。男女之间本应该有正常健康的关系，互相爱慕也是人性之使然，然而李梅亭对待男女之间的关系总让人感到很不舒服，把正常的交往扭曲化。“或许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让他们铭记在心，或许他们的欲求本身就不能够见光，不敢在表面上显露他们的内心欲望，而只能把内心真实的想法加以伪装，然后把这伪装过的面孔示人。但是，内心的欲求本身并没有因为伪装而消失，还会不时地显露出它的本相”[7]。李梅亭在三闾大学当训导长期间设立的种种不合规矩的规矩，种种奇奇怪怪莫可名状的规章制度，看上去是一位恪守古典礼仪教化的训导长的语重心长，其实无不是“淫者见淫”的印证。心中生淫，看什么都带着一种淫邪的意味。在对待课堂上辱犯孙柔嘉的学生处理意见上，李梅亭淫者淫心可谓毕现，在讨论会上李梅亭与其他老师说：“这学生的无礼，是因为没受导师的熏陶，愚昧未开，不知者无罪，可以原谅，记过一次了事。”说是“了事”，但其实还没“了”，他又“叫这学生到自己的卧房里密切训导了半天”——钱锺书先生善于寓深刻于不经意，注重在“遣词”上的打磨考究，使人初读只觉平实，细读而见惊鸿。再读才会发现，李梅亭是把学生叫到“卧房”训导，而且是“密切”训导。那么就有疑问，为什么不是在教研室、办公室、教室走廊训导呢？正是这种伎俩，李梅亭在困城中可以难得一逸，时时巷陌烟柳。“围城效应”于李梅亭似乎是一个例外，其有以“利”做剑，于是可以被围而不被困于其中。

三、“私”着剑刃，围而不困

小说中李梅亭的“利心”不仅体现在对“身名之利”和“色念之利”的觊觎上，还体现在对“私利”算计上。如果说“身名之利”可以为自己博得他人的崇媚和浮夸的赞赏，满足其对虚荣的渴望，“色念之利”可以让他在围城世界中得到逸趣闲情的话，那么，个人私利的算计可以真正让李梅亭“披荆斩棘”，做到“围而不困”。去三闾大学之前，五人商议订票事宜，赵辛楣原说自己买五张大菜间，但是末了李梅亭主动“请缨”，说买票的事他去办。直到上船时，才得知李梅亭只买到三张大菜间。李顾便把三张大菜间“让”给了赵辛楣、方鸿渐和孙小姐三人，而自己委屈在房舱了。得知要跟他换房舱，李梅亭倒是反驳一句：“大菜间我也坐过，并不比房舱舒服多少。”明明是自己想省钱，却卖了一个人情，好像是他大公无私把优等票让给赵辛楣等人的，是赵辛楣等人欠他的人情，而自己则作了舍己为人的主儿。堂而皇之的虚伪和掩饰，还能把事情遮掩得振振有词。即使对自己的一件雨衣，李梅亭也是宁用他人的，而省着自己的。如中途遇雨，李梅亭明明是舍不得自己新买的雨衣，却推故说雨衣在箱子底下，宁是借了孙小姐的绿色绒布太阳伞来遮雨。自私至此，也无可复加。

李梅亭为了大大小小的私欲，可谓是斤斤计较，机关算计，为满足个人私利，无所不用。如专门拉李梅亭行李的车夫，因为铁箱子太重，下坡时栽倒，李梅亭不曾想车夫的伤势，倒先心疼自己的箱子，大骂车夫，直到“车夫给他看自己血淋淋的腿，他才住了”。这里倒不是给车夫的伤情骇地“住”了，而是生怕赔钱给车夫。李梅亭对他人无同理心，只有怕自己出钱时，才会不再咄咄逼人。又如李梅亭为了自己享受睡觉，而使出自摔泥坑之计。大雨夜，鸿渐辛楣打灯照路，给后面拉人拉行李的车照路。等到换了李顾二人，不多时，李梅亭就摔倒在泥坑，鸿渐辛楣只好又换下李顾，李顾二人上车睡觉，赵方二人倒是打了一夜的灯，终于没有睡成一刻。李梅亭为了一己的睡眠私利，极尽演戏之能事，只要是能为自己的利益做打算，李梅亭断然是想不到别人的：想不到孙小姐的绒布太阳伞不宜湿雨，也无所谓赵方二人一夜得不到休息的辛苦，更是想不到自己的大铁箱给一路行程带来了无尽麻烦，因为李梅亭心中永远只装着个人得失。孙柔嘉旅途中生病，李梅亭没舍得给孙小姐一瓶药。李梅亭要带到内地高价售卖药品，最怕旅途中同伴生病，要他无偿献出自己的药。对于李梅亭为一己私利而丑相毕现的描写，小说中着色最重的当属路途中众人钱款无多，赵辛楣建议大家把钱公摊，李梅亭并没有把身上的钱都公摊出来。一伙人到了吉安后，只剩十余块钱，开始了挨饿的日子，乃至于“憋住不上厕所，为了留点东西维持肚子”。即使大家到了如此程度，李梅亭也没有任何集体意识，却背地里偷偷喂饱自己。小说写到方鸿渐清早出去买早餐，看见“脸对着墙壁”，偷吃山薯的李梅亭。倒是方鸿渐替他照顾体面，“不好意思撞破他，忙向小弄里躲了。等他去后，鸿渐才买了山薯回去”[1]。李梅亭有着知识分子的伪善面目，其所学并不能运用于生活中的为人处事，言语上之乎者也、仁义仁德，而做起事来却丑相穷尽，市井之气迸涌。至此，一个自私吝啬、只为个人利益得失而算计的人物形象已跃然纸上。

四、鉴古照今，取义其中

中国从古至今以儒家学说为宗，士大夫皆有入世情怀，上焉者是为了充实自己的人格而知识，为天下国家而知识。下焉者是为了暖衣饱食而知识，为了升官发财而知识[8]。李梅亭为了蝇头小利和政治利益而游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学术精英”趋向庸俗化、反智化并非个案，在当下社会，更值得我们深思。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然而，德不仅是故纸堆里的学问，更是一个人行为做事的立身准则。“文学的现实价值就是历史价值的新发现”[9]。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塑造李梅亭的形象，借以反刺言行不一的学术怪象。李梅亭虽为配角，但人物个性鲜明，且几乎是唯一在“围城”中“围而不困”的人物。所能者，皆在其“以利做剑”。凡有涉及个人利益得失与私欲满足之时，李梅亭无不丑相穷尽，与讲究涵养修身的中国文化相去甚远。如今学术界整体清朗，但仍有虚作空学之风，虽不普遍，亦有苗势。《围城》问世已久，但其现实参照意义仍然深远。当下正是学术圈即将迎来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应当担起怎样的道德修养、人格风骨和品操坚守，更是值得我们思考。针对李梅亭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正为这一风潮提供反面镜鉴。正如有论者谈道：“李梅亭的伦理悖论在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典型性，其形象既为历史存照，也对今天重塑大学灵魂、重塑知识分子健全人格具有一定镜鉴意义。”[7]

针对《围城》的人物形象分析，至今多有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不同的解读和分析，但对李梅亭这一鲜活形象的分析还属于评论界的研究空缺，此文旨在为《围城》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掘起《围城》人物群像中另一面新的象征形象，以抛砖引玉，求证于方家。

参考文献：

[1]钱锺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德]艾伦·G·约翰逊.见树又见林——社会学与生活[M].喻东，金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鄭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德]乔恩·威特.社会学的邀请[M].林聚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德]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张媛，翟哲.“围城”中的历史人——论李梅亭与霍华德·利克的伦理悖论及镜鉴意义[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7]熊秋菊.《围城》知识分子人格论[D].福建：华侨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2006.

[8]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