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钧 才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作为《西游记》的续书之一，《西游补》是从原著中旁逸斜出一段故事。作者董说，字若雨，浙江乌程人，出身于明末清初一个破落的贵族。鼎革之际带来的人心浮动自不待言，而董说的天资与家教，以及其“嗜梦”的人生体验，促使其创作了《西游补》这样一部具有超现实意义的小说。“由梦入镜，由镜历幻，由幻归梦”的叙事模式，对明季世风的鞭挞，对小说家个性的张扬，正是其价值所在。

一、由梦入镜：凿天斧与驱山铎

在《西游补》，作者构建了多重世界，各个世界之间相互关联，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内心的隐语。其中，“青青世界”是作者构建的第一重世界。按照书中所言，行者化斋不成，按落云头，却不曾直接堕入“青青世界”，而是先来到“新大唐”，面对“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孙中兴皇帝”十四个字，作者借行者之口调笑了明朝皇帝的荒淫，二十年间，皇帝更替之多，正是短命的缘故，而短命正是荒淫所致，明光宗曾因贪恋女色，大量服用红丸药助其床褥间事，三十八岁就一命呜呼，在位仅二十九天，人称“一月天子”，行者所言“若是一月一个皇帝，不消四年，三十八个全换到了”，直指其非。而后，孙行者耳闻目睹了“新天子之风流，珠雨楼之快活”，人主之荒淫，眠花卧柳，不过问朝政，大臣囿门户之见，逞口舌之利，置国家安危于度外（如女娲不去补天，四处闲话），正是万历以来，明朝廷的乱象，作者借行者在新大唐的所见所闻，对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正是由于皇帝贪一人的风流，不管百姓的死活，大臣则虚与委蛇，但知敛财，或升植同党，或打压异己，故有“踏空凿天”之事，一帮不务实的工作人员，能力底下，凿天凿差了，“把一个灵霄殿光油油儿从天缝中滚下来”，惹来天兵，他们非但不承担责任，反而嫁祸于孙行者，这推卸责任的作风，不由得让人想到崇祯朝大臣之间的“斗法”，当时的明帝国内忧外患，他们本有机会与满人议和，调动兵力镇压流寇，孰知大臣们畏首畏尾，生怕“议和”政策失败，日后反攻倒算，自己落了不是，后来李自成的军队长驱直入，崇祯皇帝本有迁都南京，保留国本的机会，仍然没有大臣愿意站出来，他们深知迁都若成，功在崇祯，迁都若稍有不虞，则言官的口水将迅速把自己淹没，明王朝的大臣们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丝毫不以家国兴亡为念，正如《西游补》中那些“执斧操斤之人”，只以为“我们听得，晓得脱了罪过，想将起来，总是别人当的罪过”，就万事大吉，而且还落井下石地对孙行者加以侮辱，董说笔笔诛心，不由得让人感慨。

大明江山风雨飘摇，正是拜这些“凿天之人”所赐，而所谓“驱山铎”，如董说在《楝花矶随笔》第四十则引《舆地纪胜》所言：“分宜钟山曾有渔人……得一钟，如铎状，举之，声若霹雳，山川震动，渔者亦沉于水，或曰此驱山铎也。”应当是一种变幻地势的神器，通过驱山铎，行者可以预先将有妖精的高山驱去，展示了行者斩妖除魔的本性，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济世情怀。此后，驱山铎成为推进情节的线索，孙行者由梦入镜，历经三界，正是为了寻找驱山铎。

通过“凿天斧”与“驱山铎”两个意象的对比，反映了作者对以“踏空儿”为代表的，国家的蛀虫的不满，通过对他们言行的描摹，表现明王朝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衰朽，而像孙行者这样以斩妖除魔，荡平寰宇为己任的英雄，作者则给予了深深的肯定，但同时，也为他们所遭受的非议而感到愤愤不平。

二、由镜历幻：美人与判官

行者堕入“青青世界”后，不明所以，误打误撞，闯入万镜楼中，《西游补》中共有三重世界，第一重乃是现实世界，第二重是“青青世界”，第三重则是“三千大千世界”，而万镜楼，则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入口。据刘伯钦所言：“小月王造成万镜楼台，有一镜子，管一世界，一草一木，一动一静，多入镜中，随心看来，应目而去，故此楼名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佛教用语，它表现出一种“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的宇宙观，而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也提到，“以镜为‘空’之喻，鉴于相当多的佛教经论”，[1]在佛教中，镜是“虚空”的代表，如果说前文作者尚未直言行者进入梦境，一切尚须有现实的逻辑，从进入万镜楼中始，作者开始自由驰骋自己的想象，其对于自己独立个性的张扬也越加恣肆。此所谓由“镜”方能历“幻”，当然这一切，都应当借由行者来完成。

在“天字第一号”镜中，行者看到了举子们的丑态，小说中借由一士子之口，说出一代科场之风气：“文章是长的，吾只选他好句子抄来。你快来同看，学些法则，明年好中哩！”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说：“我们知道明代以八股文取士，作八股的须要识得风气，知道一时的风尚，文章才不至落选。比方说《儒林外史》上马二先生说：‘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弘又是一变。’文章要变的时候，这非揣摩他的风气不可。所以一般书店就借此机会，选出几篇文章来牟利，……所以一般士子们集合起来习举业，来作团体的运动就是社，他们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2]董说二十岁时参加乡试，落第而归，次年董说受业于复社张溥门下，加入复社。《西游补》大概在这一时期写成，从中不难窥出董说当时的心态。

接着行者幻入“古人世界”，化作虞美人，戏弄项王，项羽本是英雄气概之人，见了虞美人，“慌忙跪下”“只是哭”，正是作者对天启皇帝作风的揭发，天启一朝，沉迷玩乐，且对乳母客氏言听计从，致使魏忠贤之辈权倾朝野。项王听信行者的“谗言”，将真正的虞美人斩首，不难使人联想到魏忠贤一手炮制的惨绝人寰的“六君子案”，而后天下的诸侯王对这位“色厉内荏”的项王的跪拜，讽刺了农民战争风起云涌，八旗铁骑虎视眈眈下满朝文武的唯唯诺诺。

行者一心要讨“驱山铎”，“把西天路上千山万壑扫尽赶去，妖精也无处藏身，强盗也无处着落了。”摆脱项王后，进入未来世界，却被一青衣童子扯去做阎罗天子，开始了审判秦桧的大戏。秦桧是南宋的奸相，曾谋诛岳飞，不利于抗金大业，而明季内有贼寇，外有鞑虏，与当时的状况何其相似，所以对秦桧的仇恨不可谓不深，而在秦桧伏罪的过程当中，这位奸相的劣迹触目惊心。

行者道：“我且问你，你要图成和议，急如风火，却如何等得这三日过呢？万一那时有个廷臣喷血为盟，结一‘忠臣丢命党’，你的事便坏了。”秦桧道：“爷爷，那时只有秦皇帝，哪有赵皇帝？犯鬼有个朝臣脚本，时时藏在袖中。倘有朝廷不谨，反秦姓赵，那官儿的头颅登时不见。爷爷，你道丢命忠臣，盘古氏到再混沌也有得几个？当日朝中纵有个把忠臣，难道他自家与自家结党？党既不成，秦桧便安心受用。”[3]

魏忠贤为打击异己，手头有《东林点将录》一书，网罗魏忠贤的政敌，这正对应了秦桧的“朝臣脚本”，魏忠贤曾令人编修《三朝要典》来大作翻案文章，伺机铲除异己，秦桧的手段，与魏忠贤不谋而合，可见作者是有所影射的。在阉党的威逼利诱下，齐、楚、浙党纷纷投靠魏忠贤，东林党独木难支，况且骨干成员早被清洗，于是一时间魏党权势熏天。董说寄希望的“廷臣喷血为盟，结一‘忠臣丢命党’”，也只能是黄粱大梦了。

历史界早有定论，党争是明亡的重要因素，明末时各派尚顾及君子的风度，弘光朝往后，就撕破脸了，董说应该是尚未意识到结党的危害，以为大家怀抱救世之心，就可以和衷共济，然而事实上，即使到了生死关头，不同的党派之间仍然不肯放下门户之间，尽管在江南地区，清朝军队受到顽强的反抗，各个不同的抗清集团却始终无法组织起一场像样的反击，而董说身历其境，遗老之心，可以想象了。

在“古人世界”和“未来世界”之间穿梭，行者的经历不可谓不奇，美人与判官的身份，方便了作者的叙事，在这一世界中，作者的本意并非描绘美人如何，判官如何，而是借行者之本领，镜中世界之幻，来随意切换时空，达到叙事目的。项王与秦桧的丑态，以及从中窥出的明季世风，方是此数回作者笔力所注。

三、由幻归梦：唐僧与国运

经过万镜楼中一番折腾以后，行者暂时放弃了向秦始皇讨要“驱山铎”的计划，转而去寻找师父。然而唐僧已然与小月王交好，并娶了翠绳娘为妻，流连在“关睢水殿”，看戏听词，并逐赶了八戒与沙僧，后做了新唐将军，“取经一事置之高阁”。在与西戎波罗蜜王的战斗中，行者正要大杀四方，却被虚空尊者唤醒，回到现实世界，原来是为鲭鱼精所迷，一场大梦，“牡丹树上日色还未动哩。”

这“由幻归梦”一段故事，通过描写“青青世界”的种种乱象，以及唐僧与西戎波罗蜜王的一场鏖战，表现出一种大势已去，国运不可扭转之感，“蜜王军势猛烈，直头奔入唐僧阵里，杀了小月王，回身又斩了唐僧首级。”而此时的孙行者，“无主无张，也只得随班作揖。”表现出末日来临之际，即令是行者，也空有一身本领，无用武之地。

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现象，正是由于唐僧——孙行者的信念支柱倒塌了，正如书中第十三回所描写的，当孙行者质问小月王“敢骗我师父在这里”，不但那小月王充耳不闻，“言笑如故”，就连唐僧本人“也不听得”，而当小月王问唐僧是否还要去西天时，唐僧信誓旦旦地说：“决意不去了。”这怎能不令行者寒心。后来唐僧逐赶八戒、沙僧时，问及悟空，听说悟空“另从一个师父，原到西方”，便说：“既如此，你两个路上决然撞着他，千万极力阻挡，叫他千万不要到青青世界来缠绕。”这番话一出口，是决意要堕落到底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游补》中，行者被鲭鱼精所迷，而唐僧则被“青青世界”所迷，唐僧是行者的信念支柱，如唐僧不迷，行者尚可挣扎，所以即使在鲭鱼梦中，行者依然延续着自己的“保唐僧西天取经”的信念，而当唐僧自己甘愿将取经大业抛在脑后，决意在“青青世界”流连声色后，像行者这样一心念着“精忠报国”，以岳飞为榜样的节烈之士，也只能深深感叹报国无门了。在作者心中，唐僧并不简单地代表大明王朝，而意味着当时不可挽回的国运，1640年左右的大明王朝，东北有鞑虏，西有流寇，南有一帮纸醉金迷的文人，而朝廷内部，党争严重，大臣之间相互倾轧，崇祯十四、五年，旱涝遍野，天灾人祸，末世的气氛，笼罩在每一个有济世之心的士人们心中，这才出现了一批像《西游补》这样反映时势与作者内心境遇的小说。

四、梦与镜：情与心

董说借由梦与镜，构造出一场大戏，其用诙谐的笔墨，来写末世的炎凉，而我们则从这幻化出的世界，看出董说这个没落的“华阀懿孙”，面对天崩地坼，他敏锐的神经，是怎样激烈的跳跃。董说好记梦，曾创立梦社，曾写过《昭阳梦史》一类的书籍，而他自小与佛结缘，对镜子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梦与镜，都代表着一种虚幻之感，而董说就是在这种虚幻与现实的杂绕间，写出了《西游补》这样一部瑰丽奇美的小说，正是这不经意的文字的宣泄，我们看出了情的纠葛与心的不平静。

历来研读《西游补》的学者，不是将它看作用怪诞的手法批判社会的讽喻小说，“随其梦境迷离，一枕子幻出大千世界”，就是将它视为董说意识的波动，抑或是压抑、焦虑状态下董说的自说自话，所谓“破情根，立道根”。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事实上，就如上文所言，行者被鲭鱼精所迷，而唐僧却在“青青世界”中不能自拔，董说以行者自况，又将唐僧比作国运，不幸的是，二者却遭遇了各自的魔障，董说生在晚明的江南，那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董说尚未经历国家的鼎革，自己先从一个华胄子弟堕为做“纱帽文章”的廪贡生，他虽然未曾沾染市侩之气，然而，扑面而来的浮荡之风，使他深深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可悲，于是他甘愿沉浸在一个个梦里，沉浸在奇香与幻镜之中，他曾在《楝花矶随笔》中写道：

吾生而手不曾著算子则手香，吾脚不喜踏自己一寸田园则脚香，吾眼不愿对制科之文则眼香，耳不习世道交语则耳香，舌不涉三家村学堂说话讲求则舌香。[4]

他有心补天，却对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望而却步，这个矛盾之情，应当说贯穿了董说整个青年时期，通观小说，我们知道，所谓的“情”绝非简单的男女之情，而是作者之心结，所以在《西游补答问》中，作者说：

情之魔人，无形无声，不识不知，或从悲惨而入，或从逸乐而入，或一念动摇而入，或从所见闻而入，其所入境，若不可已，若不可改，若不可忽，若一人而决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头地步。

董说的清高品质，并末消减他的济世情怀，这从他投身复社可以看出，而从书中亦能得到印证，孙行者一心寻找“驱山铎”斩妖除魔，说明他对“取经”的坚持，审判秦桧，拜岳武穆为师，说明他对奸臣的痛恨，对爱国人士的敬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一心保护的唐僧，却堕入迷津，流连在青青世界不肯离去，这使孙行者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也是董说这一代人的迷惘，国运崩塌，朝纲震荡，世风浇薄，仁人志士何去何从？正如赵红娟在《明遗民董说研究》中所说：“晚明社会内外交困，当时许多文人对国家命运产生担忧，对社会前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整个时代笼罩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悲剧气氛。董说的这一形象正是一个末世文人的形象、末世士人的精神风貌与心灵悸动在他身上得到了典型的反映。”[5]可以说，董说借由《西游补》，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命题，正如两千年前的屈原，董说曾借由行者之口，一连对天提了十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注定没有答案，末世的心与情，只能投诸镜与梦当中了。这在《西游补》的序言中早已昭示：

夫心外心，镜中镜，奚啻石火电光，转眼已尽。今观十六回中，客尘无据，主帅无皈，一叶泛泛，谁为津岸？

夫情觉索情，梦觉索梦者，聊不可得尔。阅是补者，暂为火焰中一散清凉，冷然善也。

梦与镜的幻化，乃是心与情的投影，所谓“火焰中一散清凉”，于行者而言，是取经路上的一段插曲，于作者而言，是心灵的一次洗涤。董说自比为乱世洪流中的一叶泛舟，他的彼岸，也在万卷经书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