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冉 冉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40）

邝丽莎是美国文坛具有影响力的华裔作家。她虽然只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却将自己定义为一位美国华裔作家，并创作出了大量观照美国华人移民创伤以及美国华裔生存困境的小说，《上海女孩》便是其代表作品之一, 该小说一经发表，便轰动美国文坛，连续数周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几位, 并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在该小说中珍珠及其老公山姆都曾有过难以言说的创伤体验：珍珠曾在移民途中遭受到侵华日军的欺凌，而在抵美后又陷于传统父权社会和美国霸权文化的双重打压之中，艰难地生活在社会和家庭的边缘；山姆曾是上海黄包车夫，为移民美国而不得不变成“纸儿子”，隐藏真实身份与自我，且生活在被遣返的恐惧之中。面对创伤记忆，珍珠和山姆一度陷入创伤领域，失去“声音、知识、知觉、理解力、感受能力和说话能力”[1]，但是通过见证与倾听的交流方式分享创伤体验后，他们得以正视创伤经历，并由此走出封闭与静默的创伤领域，恢复与集体和世界的联系。

一、创伤记忆

创伤是指“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个体原有的］经验被覆盖，对这些事件表现出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意识］的现象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反应”[2]，而创伤的来源既可以来自“一系列人生经历，也可以来自一次不相关联的事件——既来自拖长的暴露在危险面前[的经历]，也来自一次突然的恐惧事件; 既可以来自不断的谩骂，也可以来自一次攻击; 既来自一段时期的压抑和倒退，也来自一个打击的时刻”[3]。珍珠及山姆在移民过程中遭受的痛苦虽然不尽相同，但是这些事件却都对他们造成了极难愈合的创伤，并且经历过创伤的人群往往因为恐惧正视痛苦的经历而选择压抑这段记忆，由此导致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是创伤领域，另一个是现在的、通常生活的领域。两个世界难以沟通。”[4]例如曾为黄包车夫的山姆，以“纸儿子”的身份移民后，只能将自己的真实经历与真实身份深埋于心，以伪装的华裔形象艰苦谋生于唐人街。虽然山姆选择压抑创伤经验，使其在记忆的意象与内容中消失，但在身体方面，其记忆却仍在持续。

美国排华法案颁布之后，美国的男性华人几乎没有可能与其妻子在美团聚或在美组建家庭，因此，很多华人以探亲为由经常回国，并从中发现移民美国之法。这些华人每回中国一次，就向美国移民局表示回国生了孩子，由此获得“美国出生证”，并将其卖给那些想要移民美国却因排华法案而毫无他法的华人，使他们以其儿子的身份移民美国，这些“儿子”通常被称为“纸儿子”或者“契约儿子”，山姆便是其一。他本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2岁外出打零工，17岁接替父亲（因过度劳累而去世）的工作，成为一名黄包车夫。但是，山姆并不安于贫穷，于是他参加黄包车行会在上海办的学校，学会了吴语和一些英语单词，并且，当他从青帮那里得知，路老头有一个纸儿子名额时，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山姆毅然决定从路老头那里借2400美元来购买此名额，并通过在美所挣工资来还债。然而，“纸儿子”的身份并未让山姆白手起家的美国梦畅通无阻，反而使山姆付出了“抹灭自身真实价值存在的代价”[5]，是“一个象征性的自杀行为”[6]。山姆强迫自己忘掉他曾是黄包车夫的身份，希望以美国华裔的形象在美国获得新生，然而，由于美国社会弥漫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山姆没有机会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得到他们的认可，只能在路老头的餐馆里从事挣钱极少的服务员工作，一个月才赚9美元，一辈子也还不完路老头的债，他成为生活在社会边缘、失去身份与文化归属的他者。并且，虽然山姆极力将他过去曾是黄包车夫的痛苦记忆压抑到脑海深处，但创伤却总是在潜意识中以无语静默的方式影响着山姆的身体行为。

当山姆在上海初次见到家境优越、美丽时尚的月份牌女郎珍珠时，他的身上丝毫未显示出那个年代美国华裔因其独特身份而具有的高人一等的自豪感，反而局促不安，处处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出现分毫差错。“他们（山姆和弟弟）闷不吭声，但我迈开步后，他们都跟在后面”，“‘我以前来过这，’山姆用四邑话小声说道，他小心翼翼地试探到‘你知道这块石头是怎么到这里的吗？’”[7]27虽然珍珠从未对山姆美国华裔的身份表示过丝毫怀疑，她甚至认为山姆较黑的肤色是因为他住在好莱坞，因为“那里的明星们喜欢晒太阳，让皮肤变成古铜色”；“他的头发也不是黑漆漆的，有几缕红发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在上海，据说穷人家吃的不好，头发就会变成这种颜色。也许在美国，人们吃的又多又好，头发同样会变色”。[7]27山姆也通过穿衣打扮来掩饰其曾是黄包车夫，现为“纸儿子”的身份，“他穿的很讲究，甚至看得出来，他那身衣服是新做的”，“他把腿伸出来，脚上是一双崭新的皮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曾为黄包车夫的创伤经历依旧使山姆不能把珍珠当成约会的对象，而只能把其看作乘坐黄包车的尊贵客人。在珍珠抵达美国后，山姆潜意识深处的自卑更使他对曾是黄包车夫，且并非路老头亲生儿子的事实对珍珠缄口不敢言，由此山姆不敢抬头与珍珠说话，且只能将其对珍珠的爱隐藏在内心深处，他被迫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创伤世界，山姆卑微地爱着珍珠，渴望与珍珠一起在美国幸福生活；而在现实世界，山姆则早出晚归地忙碌工作，对珍珠示以冷漠与沉默的态度。他的记忆被“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生活记忆，具有无时性；而另一部分是创伤记忆，具有无无时性。创伤记忆因无法被移植成为一个故事，具有开始、中间和结束。创伤记忆的这种特性造成个体再身份、经验、记忆结合上的鸿沟”[8]75。此外，山姆作为“纸儿子”的个人移民创伤其实是美国排华期间所有“纸儿子”集体移民经历的一个缩影：他们为了更好地生活远离家乡与亲人，奔赴异国他乡谋求机会，却发现自己因身为华裔而机会甚少，且时刻生活在虚假的身份与被遣返的恐惧之中，此种生存困境使他们逐渐失去感受力和说话能力，也正因如此，叙事通常作为衡量创伤痊愈与否的标志。

二、创伤见证

创伤见证包括“创伤记忆的讲述、倾听、分享和传递等环节，形成了创伤记忆的传播”[8]76，它“以讲述的方式使创伤患者回忆并追述个人遭遇，而倾听者的在场使创伤见证形成了一种叙事的交流。因此见证既涉及个人心理的移情和再现；同时也是一种集体行为，其讲述过程会造成一种集体体验，并形成集体记忆”[9]，而在《上海女孩》中，山姆与珍珠就是通过讲述与倾听的交流方式分享创伤体验，从而得以正视创伤经历，修复心理创伤，并由此走出封闭与静默的创伤领域，恢复与集体和世界的联系。

在《上海女孩》第十四章谋生之苦中，由于农历新年的到来，唐人街生意火爆，黄包车行人手不足，路老头便要求山姆帮忙去拉黄包车，但遭到了山姆的极力拒绝。山姆“一个劲地摇头……路老头一把抓住他的衬衫，山姆又把路老头的手推开”[7]152。曾为黄包车夫的山姆历经磨难移民至美国就是为了摆脱黄包车夫的身份，他无法面对此段创伤的记忆，更无法让痛苦重演。然而，愤怒之极的路老头最终居高临下地看着山姆，在全家人面前对山姆喝道：“你是个黄包车夫，还属牛，所以我才把你带到这里。现在，做你该做的事。”[7]153至此，山姆在珍珠面前极力隐藏的创伤经历被路老头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山姆不安地四处扫视，看见我时，他浑身哆嗦了一下……他紧握拳头，侮辱和生气把他的脸都憋红了，但是被迫直面创伤的山姆也终于不得不打破创伤世界与真实世界的间隔，将自己的移民记忆讲述给珍珠。

讲述创伤经历其实是对此段历史的重建，并将其重新整合到经验之中，由此解决创伤对现在的困扰。山姆曾一度因其黄包车夫和“纸儿子”的身份失去声音、身份以及文化归属，但在与珍珠分享创伤记忆的过程中，山姆以此种感性与亲密的交流模式获得了表达真实自我的话语权。起初山姆以一副豁出去的口气告诉珍珠：“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在你面前总提不起头，但现在你知道了，你嫁给了一个黄包车夫。”[7]153此刻的山姆依旧无法面对自己黄包车夫的身份，但在倾听者珍珠的鼓励下，山姆开始谈起他贫穷的家乡，苦不堪言的拉黄包车经历，以及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此叙述过程使山姆拉远叙事距离，以客观化的方式重新面对过去，“并在回顾中理解并弄明白当时觉得没有意义或无法理解的事情”[8]75；他不再否定自己的过去，而是将其纳入自己的人生经历之中，由此山姆终于得以与过去达成和解，并对自己及其过往的经历产生新的理解：他曾经身份低微，历经磨难，但这并不可耻，因为他一直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至此，山姆不再因其曾为黄包车夫的事实而自卑，并将其内心埋藏已久的真实想法告诉珍珠，“现在我努力干活，还老头的债，我不仅要还自己的债，还要替你和乔伊还债。”[7]157

在山姆讲述创伤的过程中，珍珠一直作为倾听者而存在，而“创伤经历对于倾听者，尤其是处于同一集体中的成员来说有极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家庭中尤为明显”[8]76。当山姆忆及他和父亲在上海做黄包车的经历，并唱起黄包车夫之歌时，珍珠说道：“这熟悉的旋律把我带回上海街头，让我记起了上海的韵律。山姆在讲述他的苦难，而我的心里溢满了思乡之苦。”[7]155山姆对上海往事的叙述使珍珠倍感亲切，而异乡的艰难生活则使珍珠倍加思乡，但是此刻，珍珠不再孤单，因为他从山姆的叙述中感受美国华人移民这个集体的存在，并从中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随后，珍珠更是在山姆的倾诉中得知，在她和女儿到来之前，山姆一直想要攒钱回中国，但是现在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他不能把她们丢在这里不管，而且就算回中国，他也只能是黄包车夫，珍珠是月份牌女郎，且无法给女儿美好的未来，因此他打算留在美国，为自己和家人还清路老头的债，并努力赚钱，使珍珠和女儿有一个体面的生活。由此可以看出，山姆在对珍珠讲述了自己的移民创伤后，他不仅得以直面过去，正视自己，更是将过去的创伤经历作为宝贵的人生经验，并以此为鉴，在现实领域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归属：他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为家人的美好生活而打拼是他这一辈的归宿。作为聆听者，珍珠在听完山姆的故事与未来打算之后，感受到他对自己、女儿以及生活的激情与热爱，最终也鼓起勇气，将自己曾遭日本侵略者糟蹋，以及妈妈被他们杀死的痛苦记忆分享给山姆，并得到山姆的体谅、理解与安慰，他凑到珍珠耳边低语道：“我宁愿娶一块碎了的美玉，也不要一块无暇的瓦片……我母亲是个好女人，跟你一样”，“我们从来都不敢指望着幸福，但难道我们不应该努力追寻幸福吗？”[7]160至此在山姆的见证下，珍珠也完成了对移民创伤的叙述，并克服创伤恐惧，在身体上与心理上接受了山姆，对现在的珍珠而言，“做夫妻之事是因为我和山姆如此亲近，是因为我们对故土的共同思念，是对父母的怀念，是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日子如此艰难，现在，我们是永远生活在外国人统治之下的亡国奴。”[7]161

三、结语

“创伤记忆通过创伤见证、讲述和倾听的方式在家庭、集体中传播，社会因素为创伤记忆塑造了社会框架和文化语境，并引发或内在地塑造个人记忆与身份。”[8]76在《上海女孩》中，珍珠与山姆在移民过程中都遭受过难以言说的创伤，这是整个华人移民所共有的特征，并且由于恐惧面对伤痛，他们将自己的移民创伤压抑在记忆深处，使其静默消声，由此他们始终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因不敢面对而走不出去的创伤世界，与因心理创伤与种族隔离而难以启步的现实生活；他们既不想也无法面对过去的自己，但在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他们又无法找到新的身份与文化归属。但是通过对创伤记忆的讲述与倾听，他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华人移民这个集体，并从中找到归属感。“在一个集体中，不同个体述说的故事常常相互交叉，从而使这些故事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并建立了个人在集体中的认同感”[8]78，珍珠与山姆从彼此身上获得了面对创伤的勇气，并将过去的创伤经历纳入自己的人生经验之中，由此他们走出创伤领域，并认清自己在现实世界的身份与归属：他们现在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经历过移民创伤的华人移民；面对回不去的故国，与融不进的美国主流社会，他们需要在“第三度空间”中塑造属于自己的族裔文化，努力创造属于华人移民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