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文 琦

（吉林大学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2002年，中国当代学院派女作家阿袁以一部探索男女间复杂情感关系的小说《长门赋》初涉文坛并引起强烈反响，该小说随即入选2002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榜，并获得《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自此之后，阿袁更是笔耕不辍，相继创作出《郑袖的梨园》《汤梨的革命》《俞丽的江山》等一系列相关题材的中短篇小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通过对明代人情小说的考察提出了“世情书”的概念：“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1]186根据鲁迅的描述，所谓“世情书”指的是内容上主要以普通男女之间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和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为题材的小说创作。阿袁本人无疑是一位对当代世俗生活充满痴迷的作家，她常常以精致细微的观察视角、幽默风趣的叙事语调、工笔白描的写作手法、古今杂糅的审美风格，在各种极其平淡且琐屑的世俗生活中，将一个个亦真亦假、令人啼笑皆非的“惊世大戏”挖掘出来。在这些“惊世大戏”中，上演着情感的纠葛、利益的冲突、欲望的翻腾以及人性的复杂。由此观之，阿袁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创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当代世情书”。

一、才子佳人的另类宿命

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一直是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该类型的文学作品以描写才子与佳人之间的婚恋故事为主，且具有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随后传诗递简，中经小人拨乱离散，最终得以团圆的固定情节范式。自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之后，才子佳人小说经过不断的发展，在明清之际由兴盛而至于蔚为大观并成为明清世情小说的一大类型。然而，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数量虽多，但均集中于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肯定人生大欲，歌颂爱情神圣，强调‘情’在男女交往之中的重要作用”。

阿袁也是擅写爱情的高手，在她看来，“世上最美的，莫过于风花雪月。但如果这世上有比风花雪月更美的东西，那就是爱情。”[2]42正因为爱情美丽，所以“看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那真是一个美妙无比的过程，比芙蓉花初开更美，比白雪轻舞更美，看一辈子，也看不厌。”[2]42因此，阅读阿袁的小说，仿佛看到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和佳人施施然地从古代社会来到了当代社会。才子们除去长袍马褂，换上西装革履，摇身一变，化身为校园中英俊潇洒的青年讲师或学富五车的硕导、博导，佳人们则褪下凤冠霞披，穿上T恤牛仔，改头换面，出落成校园中多愁善感的妙龄学生或风韵犹存的青年少妇。可是，在声色犬马的当代社会中，曾经被才子佳人们所追求的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又价值几何？阿袁无疑是十分清醒且尖锐的。在一篇创作谈中，阿袁指出，“经济决定一切，不仅决定我们的衣食住行，决定我们的社会地位，也决定我们的爱情婚姻。”[3]58虽然阿袁无与伦比地向往那风花雪月的爱情，那风花雪月的婚姻，但她没有沉沦在爱情婚姻的幻境之中。相反，阿袁的小说恰恰从男女间的复杂关系中挖掘出当代世俗社会的消费主义对爱情婚姻的侵蚀。

师大教师老孟是个有些迂的书生，不懂得人情世故，在四十二岁那年被老婆休了，本以为会一人孤独终老，却阴差阳错地迎来了第二春——娶了小他十多岁的保姆小青，而小青之所以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老孟的原因就在于她从老孟客厅里的大电视中隐约看到了自己日后锦衣玉食的生活（《老孟的暮春》）；清秀的鄢雉是一个不甘心一辈子守在辛夷小镇的女性，她坚信女性改变身份，靠的是嫁人，为此，她巧设计谋嫁给了离异的教授孟一桴，甚至听从孟一桴的建议改名为鄢红，但是，因为缺乏爱情的基础，她的日子过得并不快乐，更谈不上幸福（《师母鄢红》）；文学博士顾言有一套独特的“婚姻经济学”，即“婚姻可以实现资源共享，降低生活成本。不管宏观地从整个社会经济来考虑，还是微观地从个人的经济来考虑，还是从生态、从能源意识出发，一个人，都必须结婚。这是责任，也是良知”。同时，面对更加楚楚动人的女学生鲍敏的追求，顾言也没有选择和妻子离婚，因为在顾言的“婚姻经济学”中，“一个男人怎么能轻易离婚呢？离婚是最彻底的破产，这太不经济了”（《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都脱离不开一个“情”字，然而，阿袁笔下的才子佳人们则处在一个充斥着浮躁喧嚣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当代市井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斩钉截铁的誓言，没有一成不变的爱恋，没有至死不渝的忠贞，只剩下世俗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心机和无穷无尽的欲望，阿袁的小说由此充分揭示出当代社会中男女之间情感的空洞与苍白。

二、儒林外史的重新上演

明清时期的世情小说创作，除去主要描写才子佳人婚恋故事的一脉之外，还有一类专注于讥讽儒林、官场的腐朽黑暗的小说创作。《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作者吴敬梓以写实主义的手法描绘儒林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汲汲追求，真实地揭示出人性堕落的过程和原因，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但是，晚清讽刺小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得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至言过其词以迎合时人的嗜好，最终从“讽刺”走向了“谩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指出：“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1]345

阿袁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阿袁不断地追求一种静穆的气质，她渴望借助小说飞遁离俗，其小说创作缺乏强烈的“天地精神”；另一方面，阿袁虽然是一名女性，但她的性格中又暗藏着如剑客般不可思议的洒脱，在朋友眼中，“阿袁爱说笑，本不是一个安静的人，擅长天马行空，擅长家长里短，每次都可以和朋友清谈到半夜。”[4]34所以，阿袁的小说创作又势必要对社会现实中的黑暗与不公进行介入与揭露，小说由此成为阿袁的“出世与入世之门”。直率热忱的性格使得阿袁的小说对社会现实中的黑暗与不公进行深刻的批判与揭露，而温婉恬静的追求又不断地吸引阿袁回归于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结果，阿袁的小说创作又重返《儒林外史》的“旨微语婉”的讽刺道路，再次与明清世情小说中的讽刺一脉实现了精神上的贯通，正如阿袁在一次访谈中所言：“我确实会在我的小说里对社会问题有所指涉，虽然不敢说那是社会批评，但至少是以讽喻的形式，表达了我对当下社会的忧虑。”[5]37

在阿袁笔下，古时的国子监和衙门经过一番“现代化改造”，成为当下的校园与官场，一幕幕一桩桩令人啼笑皆非的“惊世大戏”咿咿呀呀地在这里上演着。某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苏不渔性格桀骜不驯，颇具魏晋风骨，对于校园中的功名利禄和学术官僚不屑一顾，始终坚守严谨的教学态度和学术精神。而该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陈季子却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典型的学术官僚，渴望权力，为人圆滑，深谙社会潜规则之风气，经常利用各种场合向校领导献媚。于是，二人之间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结果，单纯的苏不渔终究没能斗过老谋深算的陈季子，最终惨遭陈季子的陷害，由一位资深教授沦为了资料室里看管一堆杂物的资料员（《子在川上》）；古代的科举考试具有很大的操作性，当代的选拔考试同样如此，考博是最容易玩猫腻的，因为一张专业卷子就那么一两道论述题，好不好，还不是由导师说了算？毕业论文答辩也是如此，一样有猫腻，因为答辩委员都是导师请来的，私交自然不错，无论如何也不会刁难导师的心爱弟子，即便学生的文章写得一塌糊涂，他们也不会一语道破，因为打狗要看主人面，这是人情世故，也是这行的规矩。一旦逾了规矩，下次谁还敢请你呢（《鱼肠剑》）？

阿袁的小说往往是从校园出发，运用幽默中带着讽刺的笔触，对商品化大潮中所产生的种种怪诞现象进行书写。小说看似在写校园，但揭示的决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以小见大、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最终，阿袁的小说创作将讽刺的矛头直指生活在商品大潮裹挟下的芸芸众生，在轻松的笑声中，促人警醒，让人深思。

三、古今杂糅的审美风格

阿袁的一系列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称得上“当代世情书”，除在内容层面上关注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之外，还在于小说创作中所流露出的古今杂糅的审美风格。评论家臧策指出，“阿袁的叙述语言就像莲藕，又像拔丝苹果，总能带起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记忆。总能把当下的人和事，与诗经，与唐诗宋词，与京剧昆曲打成一片，从而极具张力。”[6]37其实，阿袁小说中古今杂糅的审美风格的形成得益于阿袁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迷恋，阿袁曾经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是因为古典诗词而爱上我们祖国的……读到韦庄的《菩萨蛮》‘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我会惊叹，天哪！能写出这么美的诗词的国家你能不爱它？我甚至会因此害怕，假如我不是中国人，那我就和这些诗词错过了！”[5]37

阿袁小说中古今杂糅的审美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人物命名上。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塑造人物最简单的方式是给人物命名。每一个‘称呼’都可以使人物变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和个性化。”[7]245阿袁小说中的男男女女虽然都生活在当代，但往往有着一个古典雅致的名字，而名字的内涵也往往象征着这个人物的性格或命运。

鄢雉的雉在《辞海》的定义中是野鸡的学名，孟一桴嫌她的名字过于寒碜，遂帮她改为鄢红，即选自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代表作《牡丹亭》中的名曲《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可惜的是，即便改换了名字，鄢红在婚姻生活中依然未能走出“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困境（《师母鄢红》）；西汉思想家桓宽在《盐铁论》中指出“古之仕者不穑，田者不渔”。意为每个人都应当做好本职工作，不应当将所有利益一网打尽。某大学副教授苏不渔可谓是做到了“教者不渔”，在浮躁的学术环境中依然坚守严谨的教学精神，然而却不幸被“贬”，沦为了一个底层的资料员（《子在川上》）。除此之外，阿袁的小说中还有笑靥如花、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虞美人（《虞美人》）；拥有一双光滑细嫩的玉手的郑袖（《郑袖的梨园》）；倾国倾城、沉鱼落雁的姜绯玉（《长门赋》）……阿袁正是通过典籍型和历史型的命名方式，使得小说显得典雅、脱俗，不仅暗示出命名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命运走向，同时，更表现出汉语文学中最具传统民族风格的一面。

其次是古今意象的融会贯通。郑袖的闺房在沈俞眼中成为了古时的“梨园”，而郑袖也任由沈俞在她的闺房中充当醉生梦死的李后主，看她在台上演一折又一折的好戏（《郑袖的梨园》）；现代书籍和藏品可以被化作中国古代的“屏风”，当季尧隔着“屏风”瞥见周黍泛红的脸颊和细长的眼睛时，几乎有一种“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感觉涌上心头，也就在那一刹那，他对她，生出了男人对女人的喜欢之意（《婚姻生活》）；苦苦追求鄢雉的陈良生在劝说鄢雉买粉色蚊帐的刹那间能够由蚊帐联想到白居易《长恨歌》里的词句：“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并又由此联想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芙蓉帐”也应当是粉红色的（《师母鄢红》）。在阿袁的小说中，既富有对当代世俗生活的工笔描绘，又在白话叙事里夹带着大量传统意象，使得小说流溢着现代气息的同时又富有古典的韵味，从而展现出鲜明的古今杂糅的审美风格。

四、结语

阿袁的小说创作既同明清世情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并非是对明清世情小说的完全复制，而是大踏步地走进了当代的世俗生活，对欲望都市中的芸芸众生进行了一番深层次的窥探。阿袁写市井却不落俗套，而是俗中透雅，以精致细微的观察视角、幽默风趣的叙事语调、古今杂糅的审美风格挖掘当代世俗生活中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惊世大戏”并从中展现出对当代社会的深刻思考，因此，阿袁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创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当代世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