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名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 汉中 723001）

六经之一的《诗》，经常被先秦诸子引以评论时局、劝谏君主，并对《诗》本身加以评论。从文献记载来看，评《诗》与引《诗》在时间序列上无明显区分，在逻辑上也形成一种同步互动关系，但都经学奠基过程产生重要作用，使经学在自觉统一的视野下进行和完成。

一、先秦儒家评《诗》引《诗》

从先秦诸子评《诗》引《诗》整个概况来看，经学奠基当以儒家为主。儒家较重视《诗》自觉统一，主客天人的普遍性价值[1]。

孔子引《诗》评《诗》虽不多，但无论引哪句必离不开《诗》自觉统一，主客天人的普遍价值之作用。孔子对于《诗》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及天道自然、人道抒发的天人交融、和乐中正品质，以“思无邪”评价之，进一步强调了这部典籍在天人关系层面具有统一初始与终极的特征和领导性地位；孔子与弟子两次讨论问题也都体现出对《诗》的普遍性价值的认可；至于“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和“《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则是孔子对《诗》自觉统一主客天人的普遍性价值的实际运用和生动体现。

孟子评《诗》更侧重以引用和解读的方式。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孟子是在证明自己既认可《诗》的观点又持人性天生必然为善的主张，由此进一步说明“秉夷”“好是懿德”之必然和可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强调《诗》关于善的主体自觉和因时而变的内在精神传承①，认为《诗》为先王史据并不受外在形式的束缚而能超越时空以主体之本善合古往今来之善，于是孔子作《春秋》而其义窃取之。孟子已把《诗》与道联系起来。至于解决“不能尽其才”的问题，孟子则提出“反求诸己”的哲学方法②，引“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与之相应证，并引“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谁能执热，逝不以濯”进一步为主体反求诸己设置客观的价值标准。

孟子的引解式评价在《诗经》学史上产生了开创性影响。如果说孔子评《诗》是与《诗》面对面地进行[2]，那么孟子则是与《诗》合二为一了。

《荀子》中引《诗》多达83处，这不仅是因为荀子主张“隆礼义而杀诗书”“以时顺修”，更在其处于时代之末从文本至道系统总结、评价《诗》的必然性。于是，“《诗》言是，其志也”③在道的层面比“思无邪”更明确《诗》统一主客天人的内涵，以圣人“道之管”视野下对“六经”的定位比“《雅》《颂》各得其所”更加明确经学奠基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更见“善为《诗》者不说”④之真谛。

从孔、孟、荀三人来看，先秦儒家强调《诗》主体自觉与客观本质相统一的普遍价值，在评《诗》引《诗》问题上体现出的同步互动关系对经学的奠基发生着重要影响。

先秦其他诸子的评《诗》引《诗》以道志”⑤，《诗》的超越性地位仍为道家所肯定，“六经”在道家看来毕竟为先王陈迹，当顺性而为、随时而变且勿固循之。因此庄子提出“养”和“忘”。《诗》与心志相合，要实现其超越性地位，对《诗》的认识就不能拘泥于一心一形一事，养志亦当如此。庄子称赞曾子“曳縰而歌《商颂》”的合天地之举，就是因为他做到了“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⑥，而《大宗师》子舆以子桑吟诗之声为怪，也暗含了庄子吟诗当自然平和而无私意的观点。庄子对《诗》虽亦未多引而评之，“《诗》以道志”一句却包含了对《诗》的运用和评价，体现出道家评《诗》引《诗》的同步互动及其对待经典的态度。

以《诗》《书》为陈旧教条的韩非子仍常引之并予以解读，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儒家孝悌之道而应与守法事君一致，以“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为治术所达至最高境地。这些解读既是对经典客体性的肯定，又是对客体自觉能动作用的体现，促进了《诗》的经学化的成熟。相反，墨子“三表”中所本之上古经典虽以《诗》《书》《春秋》为主，并认为《诗》存在“必择所堪，必谨所堪”的客观影响，引“投我以桃，报之以李”“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等诗句时也强调实现兼爱之理的自觉态度与方法，表现出借《诗》来自觉统一天、地、人做出的努力。但是墨子引《诗》论证其天志观念以维护自己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立场，却与其对《诗》的定位、评价发生了极大冲突。墨子在评《诗》、引《诗》及其相互关系上已涉及对主客统一问题的讨论，目的相同，最终因评价视野和立场的矛盾使所本之经典未达到想要的效果，墨子对《诗》认识的这一不足无疑影响了其将《诗》由文本进一步上升至主客关系的讨论、解读和传承，恰恰体现出评《诗》与引《诗》的同步互动对典籍经学化的意义。

二、关于经学奠基的自觉统一视野

文本和师承是经学奠基的两个基本要素。经学奠基过程中逻辑优先地位的体现，其实质在于文本的客观超越性与文本解读传承的主体自觉认知之间相互统一关系的实现，“统一”在此也就具有主体自觉把握、客体内容与形式、客观时代趋势以及主客相互统一等多重含义，并从先秦诸子的评《诗》、引《诗》及其同步互动中有所体现[3]。

首先就儒家而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述而不作，荀子主张学始乎《诗》《书》，引“匪交匪舒，天子所予”强调师教礼法对经典学习的必不可少。正如徐复观所说，“孔子及其后学所奠定的是经学之实”，而经学有组织且具体化的形式从荀子开始⑦，二人的理论、实践为经学奠基的内容和形式及其统一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这些都涉及到他们的评《诗》、引《诗》及其同步互动。“盖后儒治经学，咸随世俗之好尚为转移”，自两汉迄明清，谶纬清谈、心性义理及经世实学各有不同，但终归于经学核心问题——“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讨论。而这一问题的正式讨论从经学奠基时期的“以意逆志”就已开始。可见孟子的引解式评《诗》强调了其中的主体自觉与客观本质的统一，为《诗》的经学化提供长期的主体认知动力及价值方向。

最后，先秦诸子评《诗》在价值层面已上升至抽象、统一的“道”的高度，不同的人对《诗》有不同的看法，并产生不同的作用和效果。这种方法的应用正是对《诗》的自觉认知与把握，体现出经学奠基过程中的自觉统一视野[4]。

【注释】

①见《孟子·离娄下》。

②孟子引“天生蒸民”段见《孟子·告子上》。

③见《荀子·儒效》。

④见《荀子·大略》。

⑤见《庄子·天下》。

⑥见《庄子·让王》。

⑦引自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