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琳莎

（集美大学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自古希腊时期，地理学之父艾拉托色尼对诗歌的想象力与娱乐功能的强调奠定了文学理论评论观的发展。相继，“桂冠诗人”德莱顿提出了“诗在于使人欢愉”，也推动了文学评论观的发展。到了19世纪，唯美主义与浪漫主义将文学评论的标准局限在了形式。而真正将文学评论观确立的是20世纪“主张文本分析”的俄国形式主义与“强调文本中心价值”的英美新批评学派。这两个学派真正将文学评论体系化、科学化。

一、20世纪西方文学的评价观

作为一个“批评的世纪”，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界出现了重大的转向，一系列文学理论观点重新建构，尤其是文学评论观的文学价值。这些评论观点打破了以往传统，该转变主要表现在客观评论的转变、文学评论主体导向的转变。通过对这两个文学评论转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见证西方文论逐渐走向成熟的历程。

（一）客观评论的转变

在19世纪，客观形式的文学评论方法开始凸显。到了20世纪，为了更好地表现评价的“客观性”，西方英美新评论派把对诗歌的评论重点放在了语言文本上。该学派明确指出科学无法更好的诠释文学作品，同时强调应该扩大诗歌的文字表现形式。正如兰色姆等新批评家为了强调文学作品的文本意义，从而放弃了作者与读者的情感价值体现。其主张运用精读的方式，从文本本身来评估文学作品的好与坏。因此，在当时新批评家一度为了追求“客观”，而使文学评价偏向于批评的极端化。

到了40年代，奥斯特·沃伦与韦勒克创作了《文学理论》。该作品肯定了文学研究中对价值进行判断的不可避免：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出对价值的判断。初步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和判断[1]。这也为传统“极度客观”评论形式做了具体的论述及校正。其肯定了文学作品本身的文本意义，同时也提出了对不同作品的作者探讨及其它探讨，并强调了作者的评价权。除了《文学理论》的出现，弗莱在《批评与剖析》中也明确提出了文学批评属于一门独立的学科。弗莱主张应该结合作品环境、作者创作情绪以及读者的阅读体会，使文论评价更加强调对作品的“论”，而非“评”。

可见，西方文论文学批判观点越来越追求从客观要素进行评论，往往将评论的主体固定位在某种理想的读者，从客观角度对文学进行新的界定与阐释。

（二）文学评价的主体导向转变

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文学批评为主题的文学评论理念，被逐渐解除禁锢，从此引发出更多的评价方向及标准，主要表现在艾布拉姆斯、英伽登等人的文论作品中。

从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开始，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从作者与作品扩展增加了环境与读者，完善了研究对象，从而使得西方文学理论研究更加全面。而后西方学者根据这四个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再创造，比如读者这一对象的确立，其后读者期盼视野、陌生化、读者反映理论等也相继出现。西方的文学理论是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同时推动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前进。它从哲学层面，使得对象与诸要素之间在相互制约和联系中自组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波兰哲学家、美学家罗曼·英伽登强调一部作品的具体化过程，是作者对作品的阅读过程。对于不同的作者来说，所要传达的思想也不一样。因此，作者的思想可以通过读者塑造出不同的价值。读者总会从同一部作品中感受到不一样的意境，这与读者的阅读环境与阅读背景有很大关系。因此，该评价观完善了读者主体导向的评价标准，以历史以及自然为评价导向，全面解释了读者的阅读背景，有效地诠释了理解与感受的真正意境，以此证明读者的评价不是随意的，是具有更多延伸理论及意义的[2]。

总而言之，读者、作者、世界、作品四要素对文学评论观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在20世纪西方文论家都以不同的形式与观点阐释着文学评论观转变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客观评论的转变、主观评论的转变。从西方文论中的发展及繁衍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发展逐渐走向了多元化，其文论作品的外部价值也逐渐凸显[3]。随着评价标准的拓展，西方文学评论把标准投降了更远的方面。

二、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随着西方文论思想的引入，我国文学创作进入新时期。西方文论的繁衍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创作理念，成为了我国文学创作者表达情感、文化及社会现状的武器。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提到过“泰西文明”。因此，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大势所趋。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文论所表达的现代文学意识与其它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文学思想。

同时，西方评论家善于挖掘新事物，寻找新材料，他们不停留于对一观点的不断研究。其分析文本的思维方式是寻找未被完全探寻的要点，甚至推翻已有的观点，另辟蹊径，自成一派。这一现象为西方的学术流派众多打下坚实基础，这也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随着20世纪西方文论的传入，中国文学在创作方法、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转变。进入20世纪，随着革命文学的争论，我国现代文学开启了新的阶段。西方文化开始不断冲击着中国的文学思想，更多的写作手法被中国文学作家所借鉴。根据西方文论中读者导向的思想，以鲁迅为代表，开始把新文学与政治结合在了一起，试图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式做出革新。鲁迅吸收了西方的唯物辩证创作与新写实主义等写作手法。他主要通过作品来揭露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因此，衍生出了社会文学、灰色幽默小说及荒诞派戏剧等，如鲁迅的《阿Q正传》，其用了灰色幽默与荒诞的手法描述来刻画人物形象，以此来激发民众的觉醒。同样，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创作者，将革命理想与浪漫主义加入了更多的主观意愿，为当代的各类题材作品确定了创作模式。受20世纪西方文论影响，中国逐渐兴起了东西方文学创作方法的交流，如利用意识流、象征及讽刺等多重写手法进行叙事，以表达深刻的个人情感。可见，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的创作影响是方方面面。罗素曾说：“中西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可以从我们这里学到必不可少的实用的效率；而我们则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深思熟虑的智慧[4]。”

20世纪西方文学评论观的发展经历了从片面、偏激到多角度的评价过程，从此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中国的文学演变虽然经历了上千年，但直到打开思想大门的那天，才真正地迎来了文学的新浪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形式变得更加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