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萍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14）

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分布广泛，影响深远。其中，民歌作为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是劳动人民的口头诗歌创作，表现力丰富，感情真挚，与劳动人民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不管是在横向的文化发展史还是纵向的文化构建层面上，民歌在传统文化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从诗歌的发展历程分析

我国第一部诗集是西周到春秋中叶的《诗经》，它收集整理了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民歌。其中《国风》是最具影响力和地方风格的民歌，来自15个不同地区的歌谣，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抒发了劳动者真实的思想情感，具有鲜明的写实主义特征。比如《七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录了奴隶们劳动生活的真实历史；《伐檀》以控诉的口吻质问剥削者的不劳而获；《硕鼠》直接表达了对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懑；《伯兮》《君子于役》从侧面反映了徭役和兵役带给劳动者的痛苦和不幸。这些诗词的语言和形式整齐划一，大多采用四言句式，隔句押韵；也有少量采用二言、五言、七言、八言句式，《伐檀》就是典型的变化句，这样的句式更适合谱曲与歌唱。

到公元前4世纪时，伟大诗人屈原创作的诗歌集《楚辞》出现于长江流域。它以神话故事、传说为素材，采用浪漫、夸张的创作手法，结合楚地方言，铸就了句法活泼多变的新诗体——骚体诗，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论是《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是《渔父》中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以及《九歌》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和《国殇》中的“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等佳句，不仅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也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作品保存在《乐府》诗集里，诗体更加自由，内容也更为丰富。有描写具体人物的《陌上桑》、讲述事件发展过程的《战城南》和《东门行》、还有戏剧性很强的《木兰辞》《孔雀东南飞》，作品大多是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写照和情感寄托。唐宋诗词发展突飞猛进，形成了“田园诗”和“边塞诗”两大流派。如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夜归鹿门歌》，王维《山居秋暝》等均属田园风格；而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人的边塞诗最为知名。值得一提的是宋词的格式需依从于固定的词牌，以便于演唱。自元代开始，戏曲和说唱等民间音乐开始流行。明清时期，民歌的体裁和内容不断扩宽，极大地推动了民歌的创作发展。

以上的民歌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民歌和劳动人民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歌所蕴含的生活历史、风土人情、审美心理、精神气质等，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艺术魅力[1]。

二、从社会形态的变更分析

民歌起始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劳动号子，当时的“歌声”是为劳动服务的，旋律和节奏单一，没有实词，只有少许的衬词。进入到奴隶社会后，出现了专门为奴隶主服务的乐奴，民歌和贵族音乐开始有一定的分化。封建社会时期，从汉代起，民歌逐渐从宫廷音乐剥离出来，并且随着记谱法的出现，形成了专业和民间两大类别。宫廷乐师们根据自身的专长，为皇宫的各种祭祀、礼仪、欢宴、节日等进行创作和表演。唐宋以后，在民歌影响之下逐渐产生了曲艺、戏曲、说唱及民间百戏，进一步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清代晚期的中华民族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之下，民歌更是劳动人民进行反抗的精神武器。其中最振奋人心的是广东民歌《林则徐禁鸦片谣》，歌中唱道：“林则徐,禁鸦片,焚烟土,在海边。开大炮,打洋船,吓得鬼子一溜烟。”歌词慷慨激昂，体现了人民乐观向上、赢取胜利的信心，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20世纪早期，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歌更加成熟和顽强。新社会的民歌空前繁荣，其创作也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反映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气概和欣欣向荣的社会风貌，充满了向上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现如今，民歌还在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为世界文化艺术增添新的光彩。民歌不仅带动和滋生了新的文化艺术门类，还反映了不同时期传统文化的特色融合，充分体现了民歌在华夏文明中的基础和重心地位。

三、从传统文化的构建层面分析

传统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神农时代以前，那时的部落首领是“巫”，其权利和能力高于一切，“巫”既是领导者又是科学家。由于荒古时代的先民尚未开化，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会心生疑虑和恐惧，如山川河流、雷鸣电闪、狂风暴雨等，于是就会去向“巫”请教。“巫”在经过一番观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是：凡此种种，均由神灵掌控。不仅如此，“巫”还要解答人们关于“病理”和“心理”的事项，面对庞杂的棘手问题，聪明的部落首领开始用间接和隐晦的语言来应对，比如用形象的比兴手法来回答人们的问题，而传递这些信息的载体就是歌曲民谣。

之后产生了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道家和儒家的道德礼教及其思想文化体系。那么承载思想文化和精神面貌的载体是什么呢？除了论著以外，更加生动形象、喜闻乐见、传播便捷的艺术形式就是民歌了。《诗经》就是在时代环境下应运而生的诗词歌集，其音乐成分按照功能和类别可划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从十五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大部分是民歌；《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和《小雅》；《颂》诗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国风[2]。

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诗歌，实际上是创新化的“变风”“变雅”，这里的“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骚体诗”的长句自由体，形式不拘一格，表现力丰富；二是诗歌在写实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抒情和浪漫主义色彩。以“歌辞”为主体的《乐府》诗集进一步拓展了民歌的内容和题材，具有记载历史、叙述故事、交际礼仪、教诲育人的强大功能。

清代时期的民歌在曲风上很接近“小调”，如蒲松龄的《聊斋俚曲》就是典型的例子，歌词折射出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及渴望，同时也从侧面揭露了统治者的黑暗。

现代民歌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手法新颖独特，风格不尽相同，极富新时代的气息和文化特征，开拓了欣赏者的审美视野，提升了民歌的审美价值。作为传统文化发展的精华，民歌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表现力。

总的来讲，民歌在传统文化中数量多、分布广，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传播知识技能的主要渠道，又是构成各种文化层面的顶层建筑，是思想、文化、伦理观点的集中体现和高度统一，对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