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琪

对于非裔美国精英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于20世纪黑人中产阶级的转变与面临的困境方面[1-2]，对于19世纪早期非裔精英的研究涉足不深，而美国学术界对这一时期非裔精英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自由黑人面临的困境和早期非裔精英为融入白人社会所做的努力两方面，从宏观角度描述非裔精英的生存状况，鲜有关于非裔精英个体的论述[3]，然而，非裔精英个体的形象转变，对于理解这一时期非裔美国人群体的状况，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本文以理查德·艾伦为中心，考察其从18世纪末黄热病疫情消退后的非裔底层捍卫者，转变为19世纪初白人道德管家的经历，深入剖析非裔精英身份与地位的独特性，从而分析这一时期非裔美国精英转变的原因。

一、非裔群体的底层捍卫者

1793年费城黄热病疫情爆发期间，由于恐惧瘟疫的传染，大量有能力的市民逃离城市，留下众多无人料理的受难者，以理查德·艾伦等为首的非裔群体主动承担起护理病人、埋葬死者的重担。然而，疫情消退后，却遭到以马修·凯里为首的白人群体的指责，理查德·艾伦和阿布萨隆·琼斯愤而写作《黑人诉讼叙事》，作为非裔群体的底层捍卫者，他执着地为非裔群体辩护，希望赢得白人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疫情过后，凯里在《恶性发热简报》中断言：

对护士的巨大需求提供了一个强加的机会，一些最卑劣的黑人急切地抓住这个机会。对于一晚的护理费，他们敲诈两美元，三美元，四美元，甚至五美元，这在平时是一美元都是高薪的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被发现抢劫病人的房子……但是琼斯、艾伦和格雷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的服务是十分伟大的，也值得公众感激[4]。

尽管凯里指责黑人的不法行为，但是将艾伦等人视为特例，给予他们足够的认可，此时艾伦完全可以不必理会这样的诽谤，甚至赞同凯里对“最卑劣的黑人”的谴责，利用这一机会向白人群体表明，黑人精英们分享了他们创造一个稳定、守法的社会的担忧，以此来进一步稳固其在白人社会中的公民身份。然而，艾伦却选择主动为非裔群体发声，将自己视为非裔群体的一员，与底层非裔群众共进退。他在《叙事》中写道：

少数几个应该受到公众谴责的人被绳之以法，这应该已经足够，而没有必要在他小册子的“琐事”中加以详述；这会使我们更加受到挑剔，我们努力唤起公众对我们朋友和有色人种的尊敬……经验证明，恶名易得难消除[5]。

艾伦将自己纳入非裔群体的框架下进行思考，而非仅仅关注个人的发展，始终与底层黑人群众相结合，站在黑人立场上为他们发声和辩护。同时，艾伦在《叙事》中有意淡化个体的成就，突出非裔群体的作用，如文中多次以“一个可怜黑人”“一个贫穷黑人”“一位年长的黑人妇女”等，说明黑人在瘟疫中的奉献与无私，《叙事》始终以“我们”为第一人称，淡化非裔精英的个人角色，强调非裔整体的巨大作用。

18世纪末，面对白人社会的歧视与诽谤，艾伦始终以一名底层捍卫者的身份向白人社会发出请求和呼吁，希望赢得白人的尊重和认可，渴望非裔群体能够融入白人的主流社会。

二、白人的道德管家

到19世纪初，艾伦开始从黑人的底层捍卫者转变为白人的道德管家，要求黑人遵守法律，通过接受教育提升黑人的行为标准，在道德和行为上约束和管制非裔群体，使其符合白人的标准，从而减少白人的抵触和焦虑情绪。

为提高非裔的道德水平，艾伦在费城四处走动，探访那些穷苦黑人居住的狭窄庭院，和贫苦黑人交谈，敦促他们改变生活方式，指出有序生活的实际利益；他进入监狱和济贫院，参观死刑犯的牢房。在费城，他比任何一个传教士都更能给予黑人力量和帮助。1808年，两名黑人男子约翰·乔伊斯和彼得·马提亚斯抢劫并杀害萨拉·克罗斯太太，艾伦担心这样的犯罪会加剧白人对整个非裔群体的不满，他撰写并出版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两名黑人在狱中的供词)，他在册子中写道：

我恳求你们考虑一下，我们在帮助推进自由事业方面所承担的义务。我们这些知道奴隶饱受艰辛、独品苦酒的人，我们对那些仍在遭受奴役的人有何感想！对于使有色人种的敌人变得强大所采取的行动，我们的朋友会原谅我们吗？上帝会宽恕我们吗？[6]

艾伦知道，任何黑人个体的不法行为都有可能会被白人群体用作对他们不利的证据，黑人个体的犯罪就是对非裔整体的抹黑，黑人在北方犯下的可耻罪行，就是对南方奴隶同胞的间接攻击[7]。考虑到这一点，艾伦坚持认为，只要条件允许，黑人就应该承担公民的义务，遵守法规，通过自身的勤勉来赢得白人的认可，因此，艾伦时刻警惕黑人群体“不诚实、淫荡、酗酒和偷窃的倾向”，防止黑人犯罪率的进一步上升。此外，1809年，艾伦还帮助成立“压制邪恶和不道德协会”，旨在规范非裔底层群众的生活。1822年，艾伦加入一个七人委员会，其任务是调查由一个下层黑人帮派发起的犯罪浪潮。他向公众保证，少数犯罪分子的行为使非裔美国人“蒙羞”，并向他们的有色人种同胞倡导“合法行为，以确保公众的良好愿望”[8]。

19世纪初，艾伦作为白人的道德管家，企图通过规范非裔同胞的行为举止，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平，从而减弱白人对非裔的敌视与焦虑，促使非裔群体更好地融入白人主流社会。

三、非裔精英转变的原因

理查德·艾伦在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里，从非裔底层捍卫者变为白人的道德管家的原因，笔者总结如下。

艾伦和琼斯创作的《叙事》表明，费城非裔精英在1793年的阶级意识，与19世纪初大量移民使城市自由黑人人口膨胀后相比并没有那么明显。在《叙事》中，艾伦毫不含糊地强调他的黑人身份，而不是非裔领袖身份。艾伦将非裔群体中阶级差异的重要性降到最低，并联合起来为那些被凯里斥为“最卑劣的黑人”辩护。艾伦争辩道：“比起落魄的白人，在贫穷的黑人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人性，更真实的感情。”他不断表现出一个比阶级忠诚度更强的群体意识，18世纪90年代社区的小规模，使不同阶层的非裔美国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亲近感，而像艾伦这种非裔精英中的许多人最近才获得自由，刚刚开始积累财富，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黑人精英身份。因此，当白人集中攻击下层黑人时，他们不太倾向于通过与底层黑人保持距离而维护自己的尊严。

到19世纪初，非裔精英的身份开始具体化，正如杜波依斯所言，形成了他们对自己与涌入城市的“大量陷于贫困、无知的逃奴和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自由民”之间巨大的认知差异[9]。自由非裔美国人，包括最近获得解放的奴隶、从其他州和西印度群岛逃亡的奴隶，使宾夕法尼亚州的自由黑人人口从1790年的6 537人增加到1820年的32 513人[10]。非裔精英开始担心，移民的不法行为会玷污整个非裔美国人群体的声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被关押在费城核桃街监狱中的非裔人数最多，黑人囚犯的比例从1800年的29%增长到1830年的46%[11]。费城黑人因财产犯罪被起诉的人数增加了两倍，从1793年的10人，增加到1800年的30人。而针对整个州的非裔美国人的刑事诉讼，从1793年占总起诉的1%上升到1800年占总数的7%[12]。虽然起诉和监禁率不一定反映黑人犯罪活动相对于白人的比例，但它们确实反映和影响白人对非裔群体的看法。费城报纸的社论越来越多地抱怨黑人的犯罪活动，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于1813年任命一个委员会，考虑引入旨在禁止黑人移民进入该州的立法。随着反对非裔美国罪犯和移民的呼声日益高涨，非裔精英日益疏远了与自己种族中较低阶层成员的关系，并且竭力规范底层黑人的行为，避免其毁坏整个种族的声誉。艾伦在姿态上的转变，从1793年愤怒的非裔底层捍卫者到19世纪初温和的白人道德管家，反映了非裔精英作为一个具有优越价值的独特群体，其阶级自觉性逐渐压制种族群体意识。

四、结语

由于18世纪末以艾伦为首的非裔精英并未与非裔底层产生明显的阶级差异，因而非裔精英更愿意作为底层捍卫者而争取非裔的整体利益，而19世纪初，大量逃奴的涌入、自由贫困黑人的增加，导致黑人犯罪率急剧上升，成为白人社会关注和诟病的焦点，黑人精英的身份开始具体化，与非裔底层拉开距离，更多地趋向于规范非裔底层的行为，督促其合法有序的生活，从而促使白人社会接纳非裔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