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恒

长期以来，学界对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专题研究，多偏重于奉系的历史事件和对外关系，却忽略了对张作霖的“反苏”缘由进行深入剖析。在张作霖与苏俄交往的过程中，受主客观等多重因素影响，其反苏立场的产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探究张作霖的反苏缘由，则是进一步研究奉系军阀史的基础，因而本文将予以重点论述。

一、维护国家利益、东北军政集团利益及个人利益的需要

近代以来，历届统治者的为政措施均有着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和个人政治地位的综合考量，张作霖也不例外。由于张作霖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和清政府腐朽无能的交困局面，因而在主政期间对外国在奉势力采取既利用又防范的态度。战争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东北的侵占掠夺，尤其是俄国对东北的巨大野心。张作霖上台后，由于对俄国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已有了充分认识，加之日本的扶植利诱，“联日制俄”成为其基本的外交策略。而苏维埃政府因在东北俄侨问题、领土争端问题、中东铁路权益归属问题等多个重大悬案上与奉天当局针锋相对，使得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对立情绪也日渐蔓延。从苏俄的角度来看，虽然在外交层面要努力呈现出新面貌，但屈从于现实需要只得以“共产主义理想”的面纱来掩盖其继承旧俄在华权益的实质。这对于张作霖来说无遗是对其内政的粗暴干涉，为收复东北地区的各项合法权益，奉苏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涉，因此，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张的反苏立场有其合理因素。而张作为东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维护东北地区领土主权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同时也直接巩固和强化了其个人政治地位。故为实现在东北的绝对统治，张作霖就必须抵制外来势力对东北的侵扰，尤其当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对满蒙有特殊兴趣时，张作霖就更为警惕和戒备。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已在事实上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由地方军阀首领转变为国家元首。从1925年开始，奉苏双方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矛盾迅速升级，根源则在于苏联通过协议间接把持了中东铁路的实权，而张作霖为收复固有权益而采取各种办法，并强化了其反苏立场。而苏联大使加拉罕来华后，先是诱使签署《奉苏协定》，引起张作霖的反感，且在郭松龄叛变后暗助郭军，给张作霖造成了巨大损失。更甚的是，加拉罕在华期间，积极联系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趁机介入中国内政，使张作霖对其深恶痛绝，以致最后竟出现驱逐苏联大使的外交事件。而苏联援助国民革命和李大钊在苏联大使馆被捕，使得奉苏双方的矛盾冲突达到了顶峰。苏联援助下的北伐战争直接危及了张作霖作为当时北洋政府国家元首的统治地位。为维护由奉系主导下的北洋政府的统治，张作霖宣称：“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公之责一日未尽。”[1]但并不能就此改变奉系军阀的颓势，最终在国民党军“二次北伐”的打击下宣告倒台。可以说，正是由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援助，才最终促使了张作霖统治的覆灭。因此，从维护国家利益、东北军政集团利益及个人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张作霖采取反苏立场有其必然性。

二、地缘政治因素

中国东北“在地缘上自成一体，与关内联系仅有西南一隅的渤海湾沿岸狭长的走廊，而且又有山海关要冲可供据守”[2]，虽然在军事上则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地位，但在沙俄向远东扩张的进程中首当其冲。由于日俄“两大强邻都以中国东北作为向外扩张的通道，使中国东北地区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中处于焦点地位”[3]，因此，张作霖在面临日本和俄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时，被迫采取既利用又防范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是采用“联日制俄”的策略，利用日本的因素来抵消俄国对东北和外蒙古的影响力，这一方面在于奉系军阀统治中心奉天(今辽宁沈阳)位于“南满”，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在于通过与俄国人的一系列接触，张作霖始终认为来自俄国的威胁大于日本，因此，通过日本最大限度地防止俄国势力对东北的渗透。此外，张作霖既是奉系军阀首领，又是一个有着进军中原、把持北京政府野心的政治家，所以他既需要将东北纳入全面掌控之下以实现对东北地区的有效统治，又需要调动东北的全部资源为日后进行军阀混战和入主中央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动力。在这一点上，张立足于“联日制俄”的战略实施，充分利用日本的扶植和帮助以壮大自身实力，并以此为基础统一东北，作为与其他派系军阀相抗衡的资本。而对于俄国，张作霖有时也利用其来平衡日本的扩张，但更多的是与之进行对抗。综上所述，为避免俄国利用东北的地缘政治优势进犯中原内地，张作霖就必须警惕和防止其在东北的利益扩张。

三、国际因素的影响

张作霖在主政奉天和北京期间，延续了清末民初外交趋向多受帝国主义影响的传统。从晚清到北洋，“在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贪图的一些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观念，一种在我看来十分可悲的观念，即总想得到某一外国的支持和援助”[4]。在这种局势下，张作霖的内政外交便要充分考虑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十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纷纷进行武装干涉，中国北洋政府亦随之派兵进入。此时的北京政府虽未被奉系掌控，但在对苏政策上已跟随西方列强亦步亦趋。而后北京政府先后被亲英美的直系和执行“联日制俄”的奉系把持，在对苏政策上因受西方的影响并无本质变化。奉系执掌北京政府后，由于维持统治秩序和镇压南方革命的需要，其反苏立场得到进一步强化，这是其内部因素。而外部因素的刺激助长了张作霖的反苏气焰，首先是日本在早期曾给张作霖提供了大量的军火和补给，是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外部基础。其次，日本扶植张作霖有着控制东北和“以华治华”的需要，并利用奉张的力量来制约俄国以实现独占东北的目的。为此，张作霖充分利用日本的扶助，事实也证明其“联日制俄”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果，削弱了俄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确保了反苏政策的顺利推行。外部因素除日本外，还有西方列强的影响。西方国家对苏维埃政权抱有强烈的敌意和恐惧，因而在把持北京政府后，为扩充军备、实现他统一全国的“皇帝梦”，“获得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成了张作霖当前的任务”[5]，所以他毫无保留地打出“反苏反共”的旗号。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及逮捕李大钊便“可作奉方与帝国主义勾结之铁证，亦可作列强反俄之实据”[6]。

四、个人及时代因素

张作霖的个人因素及其所处的时代因素是他采取反苏立场的大背景，更是他反苏的根本原因。首先，张作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早年曾加入绿林并趁机扩充地盘和军队；辛亥革命之时，因“革军起事势甚猖獗，惟恐该党窜至省城暗中暴动，而防范之法，无微不至”[7]而进驻奉天省城，维持东北社会秩序；民国成立后，通电反对迁都南京和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积极拥护袁世凯上位；在接受日本扶持的同时抵制日本势力的渗透等，因此，张作霖从一名绿林到军阀首领的华丽转变，固然有能力、勇气甚至是运气的因素，但也充分表明他在复杂险恶的局势下只能现实地去面对，在不触动权势阶层既得利益的情况下积累个人的政治资本。对于帝国主义在奉势力，尤其是面临日俄在东北的扩张，他采取联合一方来制约另一方的策略，利用修筑洮昂铁路来对抗苏俄把控中东铁路就是明证。另外，受到现实主义因素的驱动，他并不希望跟任何一方决裂，而是在利用的基础上壮大自身实力以抵御列强的威胁，这说明他有着爱国主义的一面。由于张作霖年少时的东北就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因此俄军的恶劣行径给张作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其反俄思想的形成。十月革命后，大批俄侨流入东北境内，生活艰难困苦，更加坚定了张作霖对苏俄共产主义的排斥态度。此外，就人性本质来说，无论张作霖担任军阀首领还是国家元首，他作为一个“愚昧保守的顽固军阀”[8]的本质是不变的，其“中国立国之本，厥惟孔教是赖”，“无孔教即无中国”[9]的观念是不会破除的，他对儒学的敬重还是一如既往，因而作为社会旧制度的维护者，他决不允许共产主义思想取代传统的儒家思想，更不会允许受苏联支持的中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因此，张作霖的反苏是人性使然，也是必然选择。其次，民国时期军政要人具有普遍的“反苏”倾向，而非某一个人的选择和立场。苏联积极接触中国各派政治势力，但北洋系要人大多对此态度冷淡，其根本上在于同袁世凯、张作霖一样都是“旧朝代传统哺育的人物”[10]，他们希望维持晚清北洋以来的社会秩序，对于苏俄式革命道路有着本能的抵触和反感。而晚年的孙中山对于民国初年“前朝达官遗老，藉革命之名盗窃政柄，殃国害民”[11]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失望感，转而寻求苏俄的帮助，从而与苏俄一拍即合，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实权派人物“在一定时期内服从了孙中山，在孙中山逝世之后，他就逐渐离开孙中山的既定政策了”[12]。1927年4月，在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和逮捕李大钊的同时，蒋介石也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革命由此陷入低潮，可见，“对于革命，对于工人和农民，蒋介石和张作霖都一样是仇敌”[13]。民国时期军政要人普遍的反苏立场显示出反革命力量的强大，而张作霖身为其中的重要一员，采取坚定的反苏立场符合其利益所需。

五、结论

“推拉效应”理论的分析框架具有很强的迁移性，为探究张作霖的反苏缘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一理论提出的“推力”代表一种被动因素，“拉力”则代表一种主动因素。在人生经历、政治立场和现实利益等“拉力”因素的基础上，辅之以地缘政治结构和国内外形势等“推力”因素的驱动，共同诱发、强化并确立了张作霖的反苏立场。由于苏俄的步步紧逼对于奉张集团统治的冲击，以及张作霖为维系既得利益所做出的政治选择，因而其反苏可视为“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张作霖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局势下选择了反苏立场，既充分展现了人的双重性和复杂性，也是时代背景影响下的历史进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