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梦娟

摘 要：随着一系列社会责任缺失事件的发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那么企业为什么会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其根本动机是什么？本文有如下两种观点：一方面，它可能是一种负责任的道德行为，称之为“道德观”;另一方面，它可能是一种隐瞒坏消息的机会主义行为，称之为“工具观”。本文将从社会责任的这两种动机出发，考察履行社会责任公司的破产风险的大小，以此来证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动机是符合“道德观”还是“工具观”？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破产风险;道德观;工具观

一、引言

随着一系列社会责任缺失事件的发生，政府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政府相关部门也相应的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例如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然而获得“中国最佳企业公民奖”的万科却多次出现“毒地板事件”、“毒鞋柜”等产品质量问题事件;药业龙头地位的“纳税大户”康美药业每年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却被爆出财务造假。那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出于自身的道德行为，还是为了掩盖企业的坏消息，把社会责任作为隐瞒坏消息的一种工具？

二、文獻综述

已有文献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价值、融资约束、盈余管理等方面。关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尚未达成共识，但大多数认为两者之间正相关。Hillman and Keim（2001）的研究表明，社会责任并不是总能提高企业的价值，进一步细分进行了验证，发现承担社区关系、雇员关系和雇员多元化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显著正相关，而承担顾客满意度、环境管理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的价值负相关但不显著。而李正（2006）论证了当期来看企业承担较多的责任会降低企业的价值，但是长期来看反而会提升企业的价值。李正等（2007）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会降低当期的企业价值，两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陈煦江（2009）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出了一种U形非线性的长期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融资约束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信来降低公司内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的估计误差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Shan Xu et al.，2015），进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管亚梅（2013）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并且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所在区域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钱明等（2017）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与非首次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相比，首次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大。钱明（2018）研究发现只要选择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就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水平的高低对融资约束没有显著影响。张海燕等（2019）发现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交互影响。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负相关，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低;另一方面，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高，其更愿意进行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国内外基于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存在四种假说，包括避免短视假说、盈余可预测假说、多重目标假说、制度假说。Prior et al.（2008）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就会越积极参与社会责任的活动，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吉利等（2014）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降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支持“避免短视假说”;同时还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会促进企业进行盈余平滑，支持“盈余可预测假说”。陈国辉（2018）系统的比较了强制披露及自愿披露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且自愿披露的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显著。而Chih et al.（2008）发现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与盈余管理两者之间不存在关系。

三、研究假设

Verrecchia（2001）指出，作为非财务信息“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信息起着同样的作用，都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问题的存在，企业的外部筹资成本要高于内部筹资成本（Cheng et al.，2014），从而可能导致企业现金流缺乏，严重的话会导致企业的破产。基于信号传递理论，Fombrun and Shanley（1990）研究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并且会提高企业的价值。通常而言，声誉高的公司更容易获取银行等债权人的贷款（Goss等，2011），是企业能够以相对低的成本获得资金，维持企业的经营活动的需要。宋献中等（2017）甚至发现，社会责任的声誉保险效应比社会责任的信息效应起到的作用要大。王海兵和韩彬（2016）以2009年-2013年间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冯丽艳等（2016）发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增强企业规避的风险的能力，降低各种企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同时提高企业的声誉等来抑制企业的破产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提出H1a：

H1a：基于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降低破产风险。

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各种行为的诉求很容易会引起公众的怀疑，企业利用社会责任来隐瞒其失德行为会引发所谓的“逆火效应”（高勇强，2012），从而更严重地损害企业声誉（Yoon et al.，2003）。从代理理论来看，管理层可能会牺牲股东的利益，通过利用企业社会责任来包装自己，提升个人的职业声誉，满足自我利益的需要。Prior et al.（2008）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就会越积极参与社会责任的活动，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权小锋等（2015）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会显著提高股价崩盘的风险，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可见存在“社会责任的崩盘效应”。因此企业可能通过社会责任隐瞒坏消息，进行盈余管理等，恶化了信息的透明度，从而加剧了企业的破产风险。由此，我们提出H2a：

H2a：基于工具观，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加剧破产风险。

四、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我国2011年-2016年的深沪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了满足需要，具体样本筛选如下：（1）剔除被特殊处理ST、*ST的公司;（2）剔除银行、证券和保险类的公司;（3）剔除变量存在缺失的公司;（4）对所有数据在1%和99%分位上进行winsorize处理，剔除异常值。本文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CSR数据来自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级数据库。

2.模型设计及变量定义

关于控制变量选取了以下指标：资产负债率（Lev）、规模（Siz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产权性质（State）、净资产收益率（Roe）、市账比（M/B）、独董比例（Indep）、两职合一（Duality）、市场风险（Beta）、审计意见（Opinion）;虚拟变量选取行业（Industry）、年份（Year）。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由于版面原因部分变量的数据未全部列出。由表1可知，破产风险（Z）均值为-4.77，标准差为6.55，最小值为-46.02，最大值为-0.2，说明不同企业面临的破产风险不同。企业社会责任（CSR）均值为39.79，标准差为11.84，最小值为19.75，最大值为77.14，说明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存在很大差异。

2.多元回归结果

由于版面原因部分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全部列出。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的系数为-0.019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支持了假设H1a，说明企业社会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企业所面临的破产风险越小。同时也说明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出于企业的道德行为，而不是作为隐瞒坏消息的一种工具。

六、結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破产风险显著负相关。从理论上来说，本文从企业破产风险的视角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机的文献，验证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道德观”假说;从实践意义来说，这有助于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识别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规范和监管企业管理层的行为，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破产风险的路径有待于进一步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高勇强，陈亚静，张云均.“红领巾”还是“绿领巾”：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研究[J].管理世界，2012（08）：106-114+146.

[2]吉利，何熙琼，毛洪涛.“机会主义”还是“道德行为”？——履行社会责任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28（05）：10-25.

[3]李正.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2006（08）：324-325.

[4]钱明，徐光华，孔繁睛.企业异质性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基于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J].会计之友，2018（23）：60-65.

[5]权小锋，吴世农，尹洪英.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崩盘风险：“价值利器”或“自利工具”？[J].经济研究，2015，50（11）：4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