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红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2249）

“治理”中的“治”回到汉字本源是指治水，治水的秘籍是宜疏不宜堵。中国古代也有顺民意而为之的政治智慧。这些要素转化为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思路就是要注重公民的意愿，体察公民的心理，塑造合宜的政治文化。从而，获得现代政治最宝贵的资源——政治合法性。

现代城市不仅是居民生存的空间，也是一种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公民的权利落实为市民的待遇和福利。对于城市治理的研究一直是行政管理领域的重要内容，侧重探讨实践中管理的优化。本文尝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索城市治理的理论进路和现实方法。

1 政治文化：经典与后物质主义

“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标准的学术用语，起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作出的经典界定，“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1]阿尔蒙德将心理学的方法用于分析公民个人，尤其是普通公民个体。这与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有很大不同。传统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大思想家的政治理论，是“王侯将相”的宏大叙事。政治文化的兴起，将政治学研究的视角下沉到普通公民，与之相伴的行为主义研究的兴起，开启了政治科学的时代。所以，政治文化研究是一种经验性研究。

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以英格尔哈特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研究以发达工业社会为对象，以量化的方法展开研究，阐释了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他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集中于“社会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主要内容包括：美丽城市或自然、想法更重要、自由言论、人性化社会、在工作和社区中有更多话语权和在政府中有更多话语权。[2]这些内容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研究国家、合法性、权力和权利的基本框架，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将研究范围扩大至整个社会领域。生活满意度成为政治文化考察的指标。[3]

2 从城市治理到后物质主义的政治文化：联系与环节

政治文化除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之外，它在后物质主义的研究结论实际就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内容。城市治理更加具体的表现为一系列指标[4]。城市治理是后物质主义阶段城市管理的基本规范。

但是，两者的研究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城市治理研究着眼于治理的实务，以指标为框架，以绩效为结论。政治文化的研究着眼于对假设的验证，以观测公民的感受为内容，最终为政策建议提供理论基础。

当然，两者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成为城市治理的政策依据，城市治理的效果要通过政治文化的研究数据来表达。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除此之外，在基本的政治价值观方面，后物质主义政治文化和城市治理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认同公民参与的基础地位。后物质主义提出，公民应该在地方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城市治理的四个主要指标之一就是参与。

如果我们将这两种研究放在生活的场景中，就可以发现其间的联系是由一些环节构成的。以社区公共图书馆为例，它是城市治理的内容之一。如果图书馆外形别致，具有社区特色，是文化地标，而且，图书馆经常组织公共活动，促进公民之间的交流和了解。那么，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喜爱之情就会逐渐积累。反过来，居民又会出于对社区的热爱，积极参与社区的治理。由此，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互相滋养，实现良性循环。所以，公共空间与公共活动是社区治理和政治文化研究发生联系的环节。

3 微观视角：“地方芭蕾”、“地方依恋”与政治文化的测量

如前所述，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是社区治理和政治文化研究的“交叉地带”。那么，空间、场所和人的活动构成了治理和政治文化共同的研究对象。归根结底，是人的活动赋予了空间与场所以意义，这些意义又影响人的活动和观念。所以，环境心理学“地方芭蕾”和“地方依恋”理论从一个微观的视角，提供了分析的进路。这一进路是城市治理和政治文化研究“共用的”。

大卫·西蒙（David Sermon）用“地方芭蕾”来描述有着共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们在特定时空和地点相聚，完成固定身体动作的行为。因为这些动作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重复性，类似芭蕾舞蹈的动作，所以被比拟为“芭蕾”。能够形成“地方芭蕾”的空间可以给参与者提供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参与者的熟悉，而这种熟悉感是一种无意识常规的结果。[5]这时，该参与者就形成了对该地的“地方依恋”。[6]

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可以借助这两个理论观点展开。地方芭蕾的形成过程是公民获得政治认知和积蓄政治情感的过程；作为结果的地方依恋，可以对应着政治潜/无意识的成熟政治价值观，这种政治价值观是进行政治评价的基本依据。

地方芭蕾和地方依恋描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城市治理至关重要，它是治理政策制定的依据。但是如何有效的测量它？这就需要使用政治文化的量化分析方法。用抽样和问卷的方法搜集数据，从数据中分析居民政治情感和地方场所的关系。另外，定性的深入访谈法可以更加直接地了解到居民个体对地方场所的政治态度。这里的地方场所主要指代公共设施。

4 我国城市治理中的政治文化建设：基于信任的公民文化

前述的分析都是基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当把它们置于当代中国的背景下时，就会衍生出新的问题。

首先，政治文化论域中的“公民”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一国范围内，它的地区差异可以忽略不计；而城市治理是以居民为对象，居民首先是地理概念，其次是经济文化概念，它的地区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举个有趣，但可能真正发生的例子。西部某小城市的家庭有两个孩子，老大成绩优异，考上北京的大学后，在北京工作，获得北京户口，在北京安家，成为北京居民。老二在本地上了中专后，就职于当地的一家企业，成为当地居民。两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是，作为居民的待遇可能差别很大。与居民紧密相连的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和环境等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成为人才聚集地的政治原因。

户籍是被权威性分配的一种“价值”。在北京实行的积分落户政策，使这种分配更趋合理。这是城市治理进步的表现。

第二，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个年头，人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一些大都市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生活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国际化水平。这也意味着管理城市的水平要提高，与国际标准看齐。那么，在城市治理中，应该着重建设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文化作为城市的软实力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效力，是城市活力的源泉。政治文化是城市共同体具有吸引力，使居民保有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愿意为城市付出的心理基础。

笔者认为，城市治理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建设可以围绕政治信任展开。政治信任可以分解为居民的政治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方面。在政治认知方面，治理者应该全面准确地提供政策信息，使得被治理者获得全面准确的政治认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知情权。同时，治理者自身也要不断更新现有的政治认知，了解最新的政策信息。治理者与被治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应该消除，代之以服务关系，促进两者之间的互相了解。在政治情感方面，感恩和忠诚要让位给以理解和宽容为基础的政治信任。这种信任既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态度，也是治理者之间的态度，更是被治理者之间的态度。这种信任是建立在理性的考量基础上，表现为依照规章办事之上的稳定预期。在政治评价方面，培养公民们，包括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树立客观和统一的评价标准。这样才能建立起多元共治的氛围。政治文化作为公民的心理积淀，不是朝夕就能养成，这也是治理作为高明的政治策略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