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郎

电影《攀登者》上映之前，针对前期宣发的内容，山友圈子里已有不少疑问和议论。

9月30日公映当晚，我坐在影院看着大银幕上显示的“编剧阿来”时，忽然意识到，这就是前几年阿来老师约我和另外三名山友聚谈的后续。阿来这些年在文坛上名声日隆，对于他编剧的电影，还是比较让人期待的吧……

如果《攀登者》仅仅是一部虚构故事片

如果《攀登者》仅仅是一部故事片，且是一部带有玄幻武侠色彩、纯虚构的故事片，或许还可以打70分。

对于不懂登山、或者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一般年轻观众——这些而今买票观影的主要客群——这部片子看着还挺热闹：探险、爱情、世界之巅、几处惊险夸张的情节、个别笑点……具备了不少讨好年轻群体的元素。

只是，男主方五洲在废旧工厂里飞檐走壁、在高山上凌空飞越这类镜头，太硬伤了——你都能“驭虚而翔”了，影片中过珠峰第二台阶，还用得着搭人梯吗？直接“凌空飞越”第二台阶，再扔一条绳子给队友，一切不就都解决了吗？

影片中，在1960年攀登时的方五洲飞身抢救摄像机、方五洲救援攀登拉练时滑坠的队友、一群人在夜晚大风中用金属梯自救、方五洲飞身背扛崩塌的冰塔林营救爱人徐缨等情节，各种凌空飞起、超人附体——这些桥段或许只能理解为徐克等主创的武侠片后遗症吧。

若抛开史实和登山常识，不动脑子看《攀登者》，该片具备一定的观赏性。但是，抛开史实和登山常识，去演义1960年、1975年两次珠峰重大攀登事件，真的合適吗？

接下来，我们先说说登山方面的一些明显失误。

《攀登者》并不是一部登山电影

首先要说的是，对于人在高海拔环境下是什么生存状态，《攀登者》呈现的过于轻松容易，并且以下几点，明显是借鉴（或者说仿效）19年前的好莱坞影片《垂直极限》——

登山队员在山上基本不戴墨镜，即使戴也是颜色特别浅、无法抵御高海拔强烈紫外线的浅色墨镜;割绳子、救同伴的情节;每个人在高海拔都是动作麻利、健步如飞，连喘气都没有。最令人无语的就是方五洲双手拿着冰镐在海拔6000多米快速奔跑、飞跃冰裂缝……宛如剑仙附体。

这些年，国外拍过不少成功的登山故事片或纪录片。且不论《珠峰：最狂野的梦》《Free Solo》《攀登梅鲁峰》等口碑颇丰的影片，就说2003年的《冰峰168小时》、2008年的《北壁》、2015年国内热映的《绝命海拔》，都是以真实事件为原型的故事片，再没出现过2000年《垂直极限》里那些虚假桥段了。都是登山探险类故事片，能不能仿个新一点儿的？

再比如，大雪崩时男主“飞”过冰裂缝那段。同一个镜头里，雪崩的前进似乎是慢节奏的，登山队员的行动却是那个海拔不可能的连续决节奏。这不符合登山常识。

况且，一帮人过了冰裂缝，就能减缓雪崩的伤害了吗？以影片里那种大型的雪崩，即使10多米宽的冰裂缝，也不可能缓解雪崩的冲击力——按照影片中呈现的雪崩规模，不论这几个人在冰裂缝的哪边，都得全军覆没。因而，这个飞跃冰裂缝、架设绳索营救队友的情节，在实际登山中既无意义、也无可能。

影片中，全体登山队员在珠峰都肤色如常，没有丝毫晒伤的迹象。看来60年前我们就掌握了超级防晒技术，而今却失传了……

至于没有参加过体能训练的文弱女医生，也能随队上到海拔七八千米;藏族女队员黑牡丹没有任何参训交代，就从场记、后勤一下子成为了登顶队员……登个珠峰实在显得太容易了。

当然，这类“大片”在登山常识方面出现毛病，并不一定影响普通观众的观感。该片在登山器材装备和山峰特征呈现上，还算比较准确、没有失分——1960年中国队首登珠峰用剩下的“阿兰”（铁锁Allen），我收藏了14个，影片中用的是同款。

然而，我们还是不能把《攀登者》作为一部登山电影来看，因为进一步说，该片在史实方面的缺陷，才是最关键的。

真实人物被扭曲变形

《攀登者》的男一号方五洲，显然对应的是1960年首登珠峰的攀登队长王富洲前辈，连名字都像。同时又把“甘为人梯”的刘连满前辈的事迹也融进去了。这样的人物设置有利于简化1960年的故事、并丰富男主的人物塑造，但是，王、刘两位在1960年之后的际遇可大不相同。

当年登顶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位前辈，后来在体制内都得到了不错的安排和发展：王富洲退休时是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屈银华一直在体育系统、并曾调回国家登山队工作;贡布也曾先后担任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等职。

而在海拔8600多米第二台阶下方甘为人梯、差点牺牲的刘连满，作为普通工人退休后晚景萧疏，他又回工厂干了6年打更的工作，还和老伴去捡破烂贴补家用。

2003年我们完成国内第一次登山爱好者组队攀登珠峰之后，由于在非典特殊时期的央视直播等因素，登山这项小众运动再次获得全国上下的重视。借此良机，中国登山协会带头发起了一个关注退休登山运动员的计划，我才由此得知刘连满前辈的一些境况。也是那几年前后，他的困境才得到了少量报道，并获得一些迟到的重视和帮助。

参加过1960年、1975年两次珠峰攀登的许多无名英雄，像刘连满这样际遇的并非特例——“比起那些现状还不如我的运动员，我很知足。”再次得到社会关注时，刘连满曾这样说过。

这种人与人际遇的差距，不是个人原因，而是那个时代缺乏对个体的足够尊重。更多只是对成功登顶者有限的“论功行赏”而已。

通过网络搜索到刘连满后半生的境况并不难，如此高成本投入的电影，不太可能找不到这么简单的资讯。因而，《攀登者》对刘连满的遗忘，对他绝命海拔、甘当人梯壮举的嫁接，让知晓个中原委的我隐隐闻到一股“成王败寇”的馊味……《攀登者》映射出的价值取向，与“攀登者”真正的精神追求相去甚远。

电影里比较不讨人喜欢的，大概要数曲松林这个角色了。影片中，他作为1960年首登珠峰的成员之一，脚部受伤致残，现实中能够对应的只有1960年因首登珠峰而10个脚趾冻伤被切除的屈银华前辈。而且二人的名字也很相关：曲、屈同音，“松林”在冬季可不就是满树“银华”嘛。

然而，曲松林不尊重科學、执拗死板的人设，与屈银华大相径庭。并且，1975年珠峰的指挥者中（队长、政委、副队长、副政委共10人），并无屈银华。这样改编一位曾经首登珠峰，为国伤残，并已过世的登山前辈，合适吗？

影片里只有黑牡丹一位藏族女性在1975年登顶珠峰，导演和编剧还给了她与新生代骨干李国梁一段莫名其妙的爱情戏——最后李国梁不幸遇难。

可是，1975年中国队登顶珠峰的女性，只有藏族队员潘多一人。当时她早已结婚，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也是登山队的一名汉族队员，后来二人白头偕老。影片中的黑牡丹和现实中的潘多前辈，存在着对应关系。如此处理，显得轻浮草率。

架空错位的虚构历史

首先，《攀登者》整个故事的主要线索或动机，是“证明中国人能够登顶世界最高峰”。影片以1960年中国人从北坡首登珠峰为引子，以1975年中国人第二次从北坡登顶珠峰为主要故事呈现。

那么，当年国际登山界对中国人1960年是否登顶的质疑，真的是1975年珠峰攀登的首要，或唯一动机吗？不是的。

登山这种在国际舆论中属于民间的、极端小众的信息源，不足以在国与国之间产生影响。在那个年代，公众几乎无法接触外界信息。彼时的国人，连帝国主义国家的百姓生活得水深火热都信，怎么可能不相信我们官方大力宣传的珠峰首登成功呢？

其实，1975年的珠峰攀登，另有两个重要诉求：人类女子首登珠峰之争和中国人要自己测绘珠峰。

女子首登珠峰之争，发生在中国的藏族女登山队员潘多和日本的田部井淳子之间。

1960年中国人虽说是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但人类首登世界之巅的荣誉已经属于1953年的新西兰人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盖了。而如果1975年潘多先于田部井淳子登顶珠峰，则中国将摘得“人类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女性”这个“人类第一”级别的荣誉。在当时，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成就。

但很遗憾的是，最后田部井淳子先于潘多登顶。即使如此，历史总还是历史。该片却回避了这一重要事件。

1975年中国人攀登珠峰的另一个目的是珠峰测绘。影片中是这么交代的，珠峰之所以在国际上叫“埃菲勒斯峰”（Everest），是因为这位英国人测量了珠峰高度。

——拜托，当年确实是英属印度测量局测出过珠峰高度，但这么命名是向前一任测量局局长George Everest上校致敬，并非测量者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珠峰。

实际上，1975年进珠峰的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极为庞大，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珠峰登山队。攀登序列125人、测绘序列74人、科考序列30人、后勤保障序列（含天气预报）70人，成员共计299人。随队进山的还有80名解放军指战员、55名民工，总规模达到434人。

当年的各项任务相互交叉、难度都非常大，其中可以挖掘的感人故事很多，完全可以挑出适合运用到影片的故事线中。《攀登者》对中国第一次珠峰测量的呈现，实在太少——偶有涉及史实的地方，却如此不严谨。

《攀登者》中还有一个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1960年由于丢失了摄像机，没能获得登顶影像，从而造成国际质疑，无法为国争光。而真实的历史上，是因为1960年中国队登顶珠峰的时间太早，凌晨4：20太阳还远未升起。因而在黑暗中无法拍摄顶峰影像。

在此，观众需要留意的是：影片中这个极其重要的情节“上一次在攀登中丢失摄像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影片由此展开的“第二次攀登李国梁成为足够强壮、携带摄像机拍摄的不二人选”、“方五洲与曲松林关于摄像机重要、还是同伴生命重要的痛苦交流”等等情节，也就毫无依据了。

影片中，那位1960年遇难、然后通过遗像不断激励后人的“老队长”（准确地说，应该是“老突击队长”），历史上并无其人。

1960年珠峰攀登，原定突击队长是许竞前辈（也是整个登山队的副队长）。由于他劳累过度，才临时换将、由王富洲接替突击队长。1964年许竞作为中国登山队队长，带队首登了14座8000米的最后一座未登峰希夏邦马峰，1975年他再次担任珠峰登山队的副队长，2011年他以84岁高龄去世。

往深里说，在1960、1975的那个年代，激励登山队员们勇攀高峰的首要动力，是高度的政治觉晤。给你参与珠峰攀登的机会，就意味着组织上的莫大信任、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虚构一个“老队长遗像”作为情节驱动，实属编造历史、画蛇添足。

“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边缘的1975年，中国人以举国之力两次创造登顶珠峰的壮举。在这样的“国家任务”中，个体是渺小的，个人情感和家庭也是必须让位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像影片中那样，在冲顶珠峰的关键阶段让男、女主角拿着对讲机在山上大肆交流个人情感。

1975年那次珠峰攀登，攀登隊长邬宗岳牺牲，严重高反、严重冻伤、受伤甚至吐血的还有很多人。影片中在高海拔营地夜晚飓风里，使用金属梯和登山绳索挂住巨石、保住大家性命的惊险情节，完全是子虚乌有。那么，号称是这一情节“人物原型”的，又不知所凭何来。

重构国家记忆，还请尊重史实

电影《攀登者》，用一种符合时下流行文化的、武侠英雄主义加上绝命浪漫爱情的方式，演义了一段对国家民族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记忆。

1960年、1975年两次珠峰攀登中，有大量感人的真实事件和真实人物。其中，国家政治、个人命运、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元素纵横交织，挖掘、改编出一个既符合真实历史、又能打动人心的好故事，真有那么难吗？

然而，该片以违背登山常识、扭曲登山人物、架空真实历史的方式试图重新构建史诗，如同拿了一瓶50年老茅台，然后把酒倒掉，再往里面装进可乐、酸奶、鲍鱼汁、火锅底汤……然后还当成50年老茅台来吆喝。

看完电影《攀登者》，笔者有一种“珠峰玄幻爱情动作片”的观感。如果把它当做一部杜撰虚构的故事也就罢了，读者们切勿认为历史就是那个样子。

那段真实的登山历史，从来不是那么轻飘飘的。那个“国家登山”所属的封闭时代，不宜用杜撰巧饰来重构赞美。

那段真实的登山历史，从来不是那么轻飘飘的。六、七十年代的登山前辈们，已经在他们的时代里做到了最好。然而，个体总是被时代笼罩。那个“国家登山”所属的封闭时代，不宜用杜撰巧饰来重构赞美。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记忆那个时代？并进一步思考：对于个体与集体、人类与自然、生命与死亡、自由与选择这些终极问题，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今天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