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祖慈

董建臣或許从未料想过家乡如今的景象：7家国内一流的滑雪度假村、齐备的娱乐度假设施、学校都兴起了滑雪课程。倘若倒回10年前，他说自己会选择去专业院校学习一套标准的滑雪教程。

10多年前，一群农民出身的崇礼青年，初踏上雪场。他们对滑雪知之甚少，常偷偷观察那些外来教练们的技术，尝试、模仿，换了很多套教学法、浪费了许多精力，一点点琢磨出相对正确的滑行方式。

“我们走了很长的弯路”，董建臣感慨，即使他已是崇礼最大一家滑雪场教练员里的中流砥柱。

但也正是这条不同寻常的弯路，转变了他们的命途。

回乡

在丰台至北京市区的路上，一辆大卡车运载着沙石、水泥，去往位于市区工地旁的一家搅拌站，这些原材料在那里将被搅拌成筑楼用的混凝土，再由卡车送到建筑施工地。2005年，这名叫作董建臣的司机初来乍到。刚满20岁的他从家乡考取货车驾照，便离开了小镇崇礼，前往北京打工。

这并非他的第一份工作，此前他在家乡的一家滑雪场做过一年厨师，负责员工餐。崇礼区的滑雪产业萌芽于1995年，起初是由中国首位滑雪冠军、时任中国滑雪协会秘书长的单兆鉴倡导开发，为在北京周边找寻一处适合大众的滑雪场，他将眼光投向了当时还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崇礼。于是在2003年底，万龙作为国内首家开放式滑雪场投入运营，董建臣也成了在里面工作的首批员工之一。

滑雪场的工作属于季节性的，到了夏天便会辞退大部分基层岗位职工，直至次年冬季再招。加之最初来滑雪的客人并不多，“最旺也就100至200人吧，估计中国那会儿刚起初滑雪，都不太了解滑雪，很多人连怎么穿滑雪板、穿上雪板怎么走路都不知道”，董建臣说。

与寡淡的生意共同留在他回忆中的，是那会儿艰苦的员工住宿条件。一栋简陋土楼里置了一个大锅灶，下面烧上煤炭或柴，董建臣他们便睡在一块塑料布搭建的大帐篷里挨过一整个冬日。此外，连饮水也没有，员工们便弄了个泵，找到一处山泉，将外层的冰刨去以抽出水来。当时董建臣没有想过还会回到那个地方。

待他6年后重返万龙，雪场中心当年还未竣工的雪具大楼已扩建过一轮，里面厨房、餐厅等设施完善，一旁还配备了星级酒店。最令他惊讶是前来滑雪的人数，少说也有一两干人，是当年的10倍。

而同极速上升的客流相对应的，是雪场匮乏的教练资源。不要求任何资格证书、只需初中毕业的学历，“你只要喜欢就可以，不会滑也没事”，董建臣便顺理成章地在那一批“滑雪教练潮”中应聘上岗，“当时就是几个简单的考核，让你滑行看看，滑一个转弯，或者是临时刹车，看你能不能做到。”

2009年，他从北京回到崇礼，成了一名全职滑雪教练。在此之前他仅在返乡时跟着朋友滑过几次，朋友早他几年便在雪场担任教练了。对他们那群人而言，滑雪就很大层面来说，仅是为了生计，当地人大多在此前从未接触过这项运动、因为贫困的关系，甚至也未曾从电视节目里看到过，更不用问什么是滑雪文化。如董建臣所说，“2003年以前，我们想都没想过能滑上雪，能会滑雪，到现在能滑得这么好、这么出色。”

雪场

滑雪运动仿佛在此从天而降一般，即使这座小镇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漫长的雪期、海拔适宜的山峦、陡缓兼备的山地坡度，然而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会将崇礼同滑雪联系在一起。

刘洋童年时常玩的一种冰雪活动颇具当地特色，即用五六条小木板组合成一大块板面，将两根比铁丝粗些的钢筋钉钉在下面，做成所谓的冰车。孩子们寒假时会找一条村里结了冰的河，带上冰车去河面滑冰。滑的时候需要跪在冰车上，用手撑着冻结的河面发力，向前滑动。

作为董建臣的同乡人，90后的刘洋年纪虽小了许多，但他在16岁就已成了万龙的兼职教练，边上学边挣些生活补助。雪场起初筹建时，因涉及拆迁和征地，除了给予一定的赔偿金，也会给当地村民一些额外的福利，包括招收农民为员工、赠家属入场券及培训员工的孩子滑雪等。刘洋的姑父、表哥等几位亲戚，原在万龙脚下的黄土嘴村从事农耕，仅几亩的农地种了些豆角、土豆和莜麦。由于村落两边被山环绕，平坦的耕地有限，因此无法拓宽耕种面积，收成也并不理想。“土豆种那么两溜，大葱种那么两溜，够家里面吃就行了，不想着卖钱”，刘洋提及当时一大家子的穷困境况，“一件衣服可劲穿，穿到什么时候烂了，可能还要给你补补再穿。”

这种情况下，相比可能朝不保夕的庄稼收成，月收入稳定且还提供五险一金的滑雪场工人待遇显然更有号召力。他的姑父、表哥等都纷纷进入雪场上班，有的负责造雪、有的看管索道或打扫卫生。

刘洋也是趁这一契机第一次去到雪场滑雪的。他觉得自己颇有天分，仅一天半的时间，便学会了转弯、控制方向和刹车。他人生中琢磨的第一个滑雪动作是“犁式换平行”，“犁式”指两只脚内八字的滑行方式，而平行是说两只脚上的滑雪板呈完全没有角度的平行状态，在两种姿势的切换间，完成转弯的动作。

他摔了无数次跤，模仿着一旁滑雪教练教别人的方法，一遍遍练习。那时的滑雪教练大多是从东北那边请来的，东北的雪场起步早，已先培养出了一批掌握高难度技术动作的教练。那日滑雪最吸引刘洋的，是带给了他一种自由自在的体验，还有速度。那种需要一定胆量才能收获到的速度感。

因父亲在镇上畜牧局工作的缘故，他被家人劝说，去到河北农业大学的畜牧业学习。毕业后，他却并未寻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反而当起一名正式的滑雪教练。

刘洋回崇礼的那年，崇礼当地增设了数座新兴滑雪场地，如2005年便投入运营的长城岭滑雪场，及2006年开业的国内第一家外商投资的滑雪场多乐美地。万龙的雪道由最初的七八条开辟至20多条。而于1997年营业的塞北滑雪场，似乎已被遗留在上一辈人的记忆。董建臣只记得那是座没有缆车的滑雪场，需要一种在当地称作212的吉普车将客人从市区拉到滑雪场所在的山头。

现在，人们对于雪场的选择多起来了，滑雪更为便利。对刘洋和董建臣这两位黄土嘴村的村民来说，从家去到万龙开车仅需几分钟的时间。

村庄

如今去到黄土嘴村，会瞧见矗立在村落旁的一栋巨大的欧式公寓，将墙面凸出来的整齐划一的窗台粗略数一数，整栋楼起码有近百个房间。那座新建的度假村紧挨着塌陷在山坳中的小小村落，显得尤为惹眼。

黄土嘴村在距崇礼县城5公里处，是去往万龙滑雪场的必经之地。村里有500多户村民，曾时兴耕作时，大部分人家还拥有牛车和马车，过着古朴的生活。但滑雪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当地的一切。

万龙在最初营业时，酒店尚未投建，为了解决客人住宿的问题，便开始在黄土嘴村的乡民中倡导他们经营农家乐的生意。起先有几户人家仅将多余的旧屋子简单打扫，再在床上铺设干净的床褥，供客人凑合一宿。商机随之而来——当时通常打工一天挣七八十元，而一晚的住宿则是一二百元一间。于是，政府也介入进来，想打造黄土嘴村这块农家乐“实验田”。

在政府出资协助的情况下，有的村民新盖了楼房、增设了房间，一时全村多出近20家的农家乐。“那会儿也不宣传，就是你盖好房子，挂个牌子，因为那会儿县城的宾馆酒店都没有，只有黄土嘴的农家院特别红火，人们上来下去，也就使我们村形成农家院一条街。”董建臣这个时候每次回到家乡，都会在自己的天赐农家院帮帮忙，房间虽然不多，但几乎每周末都能住满。

刘洋家里的农家乐也有些名声，屡次被媒体采访，甚至如今家中餐厅的墙上还挂了块写着“河北电视台采访留念”的奖状。刘洋的母亲刘春枝是位笑脸盈盈且十分健谈的东北女性。

刘春枝早年在镇中心的一家饭店做过服务员，积攒了些服务行业的经验，她做的一手好菜颇受客人们的欢迎，只要有她在便非叫她做上一桌不可。对刘春枝来说，经营农家乐的日子，除了红火的生意，剩下的便是辛苦。滑雪的客人通常起的早，她5点天未亮便要起床张罗早饭，待客人七八点用完餐，需收拾桌子打扫卫生，冬季天冷，“连烧锅炉都两个，锅炉烧足水等客人回来洗澡用，等锅炉烧到半夜停了才能睡觉。”刘春枝脚后跟时不时犯疼，正是当年落下的毛病。

农家乐好景不长。万龙很快在雪场建起了豪华酒店，而同时发展飞速的崇礼中心，一时窜出无数家各式各样的旅馆、快捷酒店，更为标准化的住宿条件挤压了村庄里农家乐的生存空间。此外，来万龙滑雪的外地客人也多为能够接受高消费的中产及以上阶层，农家乐已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到了2008年之后，黄土嘴村的农家乐由原先的二三十家，缩减至不足十家。

作为黄土嘴最后一家尚在营业的农家乐，今年刘春枝也以5万元一个雪季的价格转租给了别人，她仍旧笑盈盈地招待来家中走访的客人。她说，终于能闲下来不用做事了，往后将搬去城里住。而她家隔壁，即刘洋大姑所经营的另一家农家乐还有待被租赁，租金一个雪季仅1万元。刘洋的大姑坐在被搁置在屋外的一张沙发上，和其他村民唠嗑。

自申奥成功，近年来加大力度的基础建设及土地开发，使得崇礼所余留下的村庄寥寥无几，村民亦有许多已成为拆迁户而搬到县城或别处居住了。因修路和土地部分被划归到太子城的建设范围，黄土嘴村的房屋已被推掉一半，此时打那儿经过的人们只能见到一个尘土飞扬的黄土嘴。

村庄在消失。

冬奥

时下，崇礼当地流行一句话，我家住在黄土嘴，我家住在太子城。意思指住在这两个地方的人都发达了。

2015年7月31日，第127届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确定北京为2022年冬季奥运会举办地，张家口崇礼为共同举办地，北京负责冰上项目，崇礼承办所有雪上项目。随之，2018年太子城冰雪小镇投入开发，小镇位于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核心位置，比邻日后开通的太子城高铁站，据悉，建成后将作为冬奥会核心区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

而原先太子城所处的村落与黄土嘴村中间仅隔了一座山，如今不仅太子城的地价寸土寸金，连黄土嘴村半边连接其山底隧道的地价也比原先涨了五六十倍，村里有人一夕间成了百万甚至千万富翁。

刘洋家还没有这般运势光临，他家的房子恰巧在村中未被纳入规划用地的那一边。但这并不妨碍他关注冬奥。他原先一直担心着来自延庆的竞争，延庆为北京西北郊区，申奥那会儿，延庆的雪场正在建设中，因此能很灵活地根据赛事要求来建。在他看来，崇礼这边的滑雪场大多已建成且运营成熟，要调整起场地来免不了“伤筋动骨”。

但崇礼还是赢了。以它的山、以它雪道的条件，那些刘洋口中“硬件的东西”。刘洋报名参加了冬奥会的志愿者，将在赛道的雪坡上维护插在雪中的一支支小标杆。

在这群滑雪教练里，刘志强可能是最能从冬奥受益的一位。他的微信名叫“撸着袖子干”，他说这是因习主席的一句话，要响应主席的号召。工作起来他也确实有这番气势。与董建臣、刘洋不同的是，刘志强来自崇礼远郊的一座村子，那地方至今同滑雪产业沾不上边，有村民仍以种田为生，更多的是出来找活干的青壮年。2008年之前，刘志强在北京天通苑一带学会了开挖掘机，并为新楼打地基。后又辗转到宣化挖过矿。他是2014年学的滑雪，并成为了一名兼职滑雪教练。起因是他工地的弟兄有些成了滑雪教练，问他为何冬天不找点事做。冬日的工程处于半停滞状态，而滑雪恰巧可以为这一空闲时期带来额外的收入。

如今崇礼的奥运工程多了，政府将一些基建项目外包给拥有器械的个体户。刘志强修过新雪场，也挖过河道，作业量越来越大。当问他要不要就此放弃滑雪，一心做工程时，他回，“都离不开滑雪”。即使一夏天的工程收入达20多万，而冬季滑雪教学仅收入仅三四万。他仍记得自己第一次随朋友去滑雪时，连雪鞋都穿反了，“乱七八糟笑话一堆”，也记得每一年冬天来崇礼找他教学的回头客。

崇礼的滑雪专业逐渐起步，当地及河北省多家体育院校已设有滑雪课程，一批批青年学员通过这一渠道直接进入雪场实习或工作，而教练员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各雪场均要求教练员持证上岗，不仅需要奥体委颁发的滑雪资质证明，更要求教练获得国际专业认证。

后生可畏。对这群非科班出身的教练来说，紧迫感更多来自年纪这一客观因素。“滑雪这东西就是给年轻人准备的”，董建臣坦然道，“我們这会儿30多岁，再滑滑到40岁，就是想滑，身体体质、骨骼也都跟不上。”

但他留意到许多来雪场培训、实习的滑雪专业的学生“并非真心喜欢滑雪”，而是仅仅当作一门学分来修，“为了混毕业”。一些学生总是坐在休息室，没课时也不会主动去山上滑、去精进技术。这和他们当初刚入门时对待滑雪的态度大相径庭。即使在面对缺乏指导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偷懒、气馁。

这帮崇礼教练们并不担心来自后辈技术上的挑战，因为“滑雪这个东西，你一年两年或两年三年是学不到里面的精髓的，你只能学个皮毛”。

董建臣向往日、韩等国家那套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喜欢滑雪的孩子从小就能在这套流程中受到专业培养，迅速成长。他希望中国日后也能形成一种规范的滑雪体系、滑雪文化。

董建臣进行滑雪教学之余，也慢慢在学习滑雪场的运营，逐渐向管理层发展。而刘洋今年夏天刚刚兼职参与了一项铺设地下电缆的基建工程，他说现在快成家了，希望能多点财务积累，另外，滑雪教练干不了一辈子，他想未来开一家旅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