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慧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高师声乐课程”是指高师音乐教育中用于声乐教学活动的蓝本和规划。从属于音乐教育的高师声乐课程是传递音乐文化，以音乐文化作为培养人的方式的一种教育活动。它既受制于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又受制于音乐的产生与发展。

广义的音乐教育是指通过传授与学习音乐知识、技能来建构或改变受教育者的音乐文化水平的活动。具体包括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家庭音乐教育和个人音乐教育。狭义的音乐教育是指学校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音乐培养人的活动。学校音乐教育的历史较为久远，在中国古代西周和欧洲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而我国的音乐教育从官学中分离出来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真正完成全部脱离是在秦汉时期，以乐府建立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学校音乐教育，是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早在1833年，英国政府就正式确立了音乐在普通教育中的课程地位。随着20世纪初新学制的颁布，辛亥革命后为适应中小学开设音乐课的需求，在师范学校中开设了音乐课。

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师声乐教学具有音乐教育的一般特征，即情感性、形象性、愉悦性等。在实施美育教育的过程中，美育思想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主导作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审美功利主义。审美功利主义是吸收西方“审美无利害性”观点和中国儒家、道家的思想，结合当时所面临的启蒙问题而形成的。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美学和美育理论出现了追求审美、艺术独立的重要转变。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美学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美学热重新兴起，“审美功利主义“的延续性影响就相当明显了。直至今日，这种观念作为一种美学转型和思想文化建设的思考方式，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美育。

与审美功利主义并存，对我国近代美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另一美学传统是以审美和艺术作为政治斗争或道德说教的工具。这种美学上的政治或道德功利主义在中国整个20世纪里，特别是在文艺界占据着主流地位。把文艺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偏执地发掘美和艺术的阶级性，要求文艺为狭隘的政治目的服务的美学观点和文艺政策，是把中国美学自古以来的政治、道德功利主义传统推向了极端。历史证明，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做法对于中国美学的建设和文艺的繁荣都十分不利。相比之下，“审美功利主义”这种中西融合且关注人生的美学思想或许更贴近于时代和民族精神，也更符合当前人们对于提升人文素养的要求。这种美学必然关注美育，并落实于美育。或者说，这种以启蒙为宗旨、以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目的的美学，由于始终强调审美对于人和人生的价值与功效，本身是一种广义的美育思想。

与功利主义相对立，崇尚“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在某些特定时期对高师声乐课程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但却是不容忽视的。笔者认为，作为高师声乐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具有唯美主义特点的外国歌剧选段、艺术歌曲（尤其是德奥艺术歌曲）主张纯艺术，追求形式的美，显得有些脱离现实生活。

就“对美的追求”而言，象征着“现实主义”的声乐作品以本民族的史料和人民的社会生活为创作内容，采集借鉴了本民族的民间音乐曲调，塑造了民族的典型形象，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因此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现实主义（Realism），又称“写实主义”。广义的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最初起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即古希腊那种“艺术乃自然地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观念，作品的逼真性与对象的酷似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狭义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特指发生在19世纪起源于法国的现实主义运动。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摹仿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已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摹仿现实的方式，第一种便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艺家（阿尔贝蒂、达·芬奇等）坚持并发展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观点。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狄德罗和莱辛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强调艺术既要依据自然，又要超越自然的辩证关系，肯定了美与真的统一，这一观念对近代现实主义文艺的兴起产生了促进作用。首次在文学领域使用了“现实主义”一词的，是德国狂飙运动的代表席勒。俄罗斯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人别林斯基在系统地总结了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现实的诗”（现实主义文艺）和“理想的诗”（浪漫主义文艺）的联系与区别。

这些美学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高师声乐课程的教育方式和目的。无论是审美的还是功利的，是唯美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代表了人类美学思想的发展。作为一门现代化的科目，高师声乐课程的宗旨应该是培养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只有坚持这样的原则，才能使其健康合理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