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石

1995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汉语现象论丛》学术讨论会。会议结束前，书的作者一直正襟危坐，凝神倾听的老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讲话。老人微躬身体，表情很认真地说：

我内侄孩子小的时候，他的一个同学常跟他一块上家里来玩。有时我嫌他们闹，就跟他们说，你们出去玩吧，乖啊。

如此几次，终于有一天，我听见他俩出去，那个孩子边下楼边很有些不解地问，那个老头老说我们乖，我们哪儿乖啊？

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给我的感觉我就像那小孩，我不禁要自问一声，我哪儿乖啊？

这位老人就是我们熟悉的启功先生。

庞杂简要的启功先生

谈起启功先生的治学，他称自己是“庞杂寡要”。“庞杂”不妨看成自许，“寡要”应该改成“简要”。既“庞杂”，又“简要”，这话怎么讲？

我们看启功先生的著述，不像一般的学者，选定一方水土，就持续不懈地精耕细作下去，而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像一个贪玩的游客，哪里觉得有趣，就往哪里钻。他的研究涉及古代文史、语言文学、书画文物等多方面。是为“庞杂”。但是我们发现，除注释《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参与校编《敦煌变文集》（同前）和点校《清史稿》（中华书局）外，他所有的研究成果基本包括在《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论书绝句》（三联书店）、《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启功丛稿》（论文、题跋、诗词卷，同前）几书中。我们知道粮食追求高产的风气几十年前曾经刮过，学术追求高产的风气现在正在刮，而且大有愈刮愈烈之势，听说高校中常能见到扛着“科研成果”去评职称的现象。那么比较起来，启先生的“简”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要”，我们可以举他两部专著来看。古代汉字形体方面，历来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文献记载的字体名称和实物中的字体形状往往分歧错互，给后代辨识古代文字、探索古代文字发展、判断某些文物或古籍的真伪造成很多困难。出版于1964年的《古代字体论稿》就作了条分缕析、全面充分的论述，赢得读者广泛好评。而细数全书字数，不过区区三万余字！诚如陈金先生的评价：“这是一本高容量的书，是一部由博返约的书。我认为这本书同时也可以作为写作方面的一个范例。”（《见多识广，由博返约》，《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我们又知道，汉语的声律也是一个纷繁复杂的问题，以其聚讼纷纭，有人以“马蜂窝”称之。启功先生奋起一捅，于1977年出版《诗文声律论稿》一书，而全书篇幅又不过四万余字。徐无闻先生曾向我夸赞，这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实已超过了另一位语言学家厚厚的一本同类著作。程毅中先生也说：“读到他的《诗文声律论稿》，打心底里佩服，觉得他已经把许多疑难复杂的问题轻松而巧妙地讲清楚了。”（《〈诗文声律论稿〉读书报告》，同上）

启先生的治学道路是极富特色的。他是古代文史研究家、文物鉴定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为各地博物馆收藏的书画碑帖作鉴定，足迹遍于全国。这样，他就能发挥自己兼擅“二长”的特殊优势，走一条他人力所不及的交叉研究的路子。

比如他写《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就碑帖中有关古典文学的材料作了示范性的清理爬疏。这些资料可分为三类，一是文学家所书自己的文学作品；二是书法家所书他人的文学作品；三是有关作家和作品的考证资料。这三类资料的作用又有四项：一是有助于作品的校勘；二是有助于集外的补编；三是有助于作家作品史实的考证；四是有助于创作技巧的研究。文中并对每一类资料和资料的每一项用途都各举实例加以说明。简单的一例如，樊宗师是韩愈非常推重的作家，原有文集291卷，但传至今天的只剩下《绛守居园池记》等两篇，都是几乎没法句读的怪文，所以现在对他的评价很差。而近年来出土了《樊沉墓志》，樊宗师撰文，文理平正通达，绝不那样艰涩。这不但可以补《樊绍述集》的不足，而且使我们见到唐代这位古文家的真面，对他的文学成就可以重新评价。

利用书法碑帖去促进古代文学和历史的研究，这在文物出土日富和资料检索方便的今天，无疑为人们开启了一个大有可为的新天地。反过来看，启先生是一个文史研究家，也就决定了他对于书画碑帖的态度，与那些收藏家乃至古董商迥然不同，既非把他们当作矜奇夸富甚至待价而沽的珍宝玩物，也不仅仅局限于究其字画之艺术，拓本之先后，流传之经过，而是能够顾及作品本身内容的研究，不仅从中找出于己有用的材料，同时也发现人们视而未见的问题。

书法史上有一方著名的《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是唐僧怀仁根据序文所需，从当时所存王羲之字中挑选连缀而成，序后并附《心经》等其他内容。由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历代学书者无不从中取法。然而在它作为著名法帖而被广为临习的上千年中，竟无人能察觉其文字上的白玉青蝇。在《题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中，启先生指出，唐译佛经，对音用字，俱极精审，“般若”之“般”不用“波”，“波罗”之“波”不用“般”，因为“若”字发音与“般”字元音一致，可以相接，正好用以表现连绵的梵音。而怀仁集书《心经》，于两句“波罗揭谛”咒语都作“般罗揭谛”，这在唐代石刻或写本佛经中均未曾见，此乃一不可解之事。又，《心经》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简称“般若”意为智慧，“波罗蜜多”意即到彼岸，后世误以“多心”为词，遂有人将“多心经”连称。此碑《心经》尾题作《般若多心经》，可知怀仁亦有此误，此其二。从这两条错误的发现，我们不得不叹服启先生治学的心细如发和对佛典与音韵学的谙熟于心。

纵观启先生的治学历程，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那就是脚踏实地，不为空言。今天已成为显学的敦煌变文研究，其变文的最早汇集本《敦煌变文集》就是由启先生同另外五先生共同编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至今仍无一个更完备的本子能够代替[1]。解放后由作家出版社最早印行的《红楼梦》，也是启先生负责注释的。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版，启先生又将注释全部撰写过，增加新注很多，对旧注也大都经过纠正、补充、修改、删汰和重新编排。数十年来，人们使用的都是这个本子。《红楼梦》是一部体制恢宏的社会百科全书，可以想见，要对它进行注释，非博学君子实难措手。

长期以来，启功先生对汉语中的诸问题萦绕于心，陆续写成一系列文章。他自称这些稿子只是一堆问题，这些问题又多是从汉语呈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着眼的，所以总名之曰《汉语现象论丛》。出乎作者意料的是，这本由“行外人”写的书一出，竟然引起“行内人”的高度评价。这些评价被结成《汉语现象问题讨论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专家们惊异于作者对汉语有如此之高的感悟力，他的研究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从现象到理论、从现象到规律。不管作者是否认可，他的努力实际是旨在建立完全从汉语事实出发、适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言学体系。这当然不是容易达到的目标，但可以肯定，这部新著以其广阔的视野、独特的方法，为人们开拓了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路。

启先生的文章，长可达数万言，短不过几百字。然而无论长短，无不从实处着笔，绝无大而化之之弊。前者如他的专著《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后者如《启功丛稿·题跋卷》中收入的金石书画和文史题跋。对于《红楼梦》这部巨著，启先生也始终坚持一以贯之的踏实学风，凭藉自己对清代旗籍人生活习惯的熟悉和广博渊深的历史文化知识，提出令人耳目全新的独特见解。他在《文史》第11辑上发表的《注释〈红楼梦〉的几个问题》就是如此。

薛宝钗终于做了宝玉的配偶，一般人都从封建社会对自由恋爱的压迫、对人性的桎梏去尽情发挥，启先生却认为，这固然有悲剧故事情节的必要安排，也实有封建家庭的生活背景。封建家庭中，祖父尽管是最高权威人物，但对隔辈人的婚烟究竟要尊重孙子的父母的意见，尤其是母亲的意见，因为婆媳的关系是最要紧的，贾母爱孙儿宝玉，当然也爱外孙女黛玉，何况黛玉父母已死，贾母对她的怜爱，不言而喻会更多些。如果勉强把她嫁给宝玉，自已死后，黛玉的命运还要操于王夫人之手，贾母又何敢鲁莽从事呢？宝玉的婚姻既由王夫人作主，那么宝钗中选，自然是必然的结果。另外，从前习惯“中表不婚”，尤其是姑姑、舅舅的子女不婚。如果姑姑的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叫做“骨肉还家”，更犯大忌……

像这样从与众不同的角度所做的分析，只能令人敛衽无间言。

还可以说的一点是，启功先生的文章篇幅可长可短，体裁或文或白，却无不像一件件艺术品，珠圆玉润，灵光四射，从结构到措词都精加磨炼而又臻于自然，“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借《艺概·词曲概》评古乐府语)。他的研究著述中除了对学术之真的追求外，完全贯穿着他的艺术中所体现的那种气质与性灵。可以说，他的学术研究就是他艺术创作的一种延伸，他的学术研究就是他另一种形式的艺术创作。

教外别传的启功先生

启先生是一个才思敏捷、自成风格的诗人。他在潜心书画艺术和文史研究的同时，一直不间断旧体诗词的创作。他的《论书绝句》(香港三联书店、北京三联书店)是以传统的绝句形式表达精辟的书学观点，《(启功丛稿·诗词卷)则汇集了他数十年来诗词铭赞的创作。

翻开《启功韵语》的自序，豁然在目的是这么几行：“这些语言，可以美其名曰诗，比较恰当，实应算是胡说。我们这族人在古代曾被广义地称为胡人，那么胡人后裔所说，当然不愧为胡说。”记得有人给人下的定义是“具有幽默和感受幽默这两种能力的一种动物”，如此说来，幽默便足以成为衡量一个人天资与智慧的天然标志。印证我所读过的书和结识的人，斯言实为不谬。从启先生诗词诙谐、幽默、生动、风趣的整体风格中，最能看出他超然、旷达、洒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沧海桑田的历史，他是这样歌咏的：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账，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

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龂龂争辩。檐下飞蚁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贺新郎·咏史》)

性命攸关的疾病，他是这样对待的：

旧病重来，依样葫芦，地覆天翻。怪非观珍宝，眼球震颤，未逢国色，魂魄拘挛。郑重要求：病魔足下，可否虚衷听一言。亲爱的，你何时与我，永断牵缠。

多蒙友好相怜，劝努力精心治一番。只南行半里，首都医院，似无特效，姑且周旋。奇事惊人，大夫高叫：“现有磷酸组织胺。别害怕，虽药称剧毒.管保平安。”(《沁园春·美尼尔氏综合症》)

坎凛不平的一生，他是这样评价的：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自撰墓志铭》)

一种迷人的胸襟、眼识和性情，一种对生命与历史的俯视与醒悟，一种在这种俯视与醒悟中油然生出的气韵风神！

什么是诗人的风采？这就是！

以愚之浅见拙识，启功先生的诗风与聂翁绀弩最相仿佛，其成就亦正堪与其相比肩。而环顾当代旧体诗坛，亦正以此二公为最富特色、引人入胜也。程千帆先生评聂翁诗：“作者是诗国中的教外别传，正由于他能屈刀为镜，点铁成金，大胆从事离经叛道的创造，焕发出新异的光彩，才使得一些陈陈相因的作品黯然失色。“(《读(〈倾盖集〉所见)》我以为完全可以移评启功先生的诗。

最后我要以肃敬的心情提及的是组诗《痛心篇》：

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

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

谨启功先生夫人姓章，讳宝琛，1975年逝世。《痛心篇》20首，乃作者于其两次病笃和去世之后所作。诗中一反悼亡之作的陈词滥调，用最普通、最朴素的语言，表现出与亡妻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以及丧妻的巨大悲恸。更感人的是，作者的诗句不仅是用笔写在纸上，更是用心写在世间。丧妻至今，先生一直鳏居，10年前还有《赌赢歌》问世，盖先生夫人生前与先生曾有再娶之戏言也。

从这组诗篇中，我们分明发现了启功先生的另外一面，在他那陶然于心、超然于物的人生态度的深处，是否还隐藏着一种其他的什么东西呢？而这种东西似乎也是我们许多人所缺乏的。

平易通达的启功先生

在当今这个时代，架子与地位成正比的人多，架子高于地位的人更多。启先生却反是，可以用“名声高，门槛低”六字来概括。一年四季，启先生家中几乎天天宾客盈门。求教的、访问的、谈工作的、要字的，甚至什么事也没有，就爱来听听启先生聊天的。什么样的朋友他都有，什么样的人都能见。家中客常满，常常是后到的得等前一拨走后才有容身之地。来访者中固然也有不足与言者。

听启先生聊天，与读他的文章有一种相同的感觉，即他避人之已言，道人之未言或不能言，观察问题的角度很新鲜，思路很独特，同时持论包括语言表述又很平易通达，不仅不偏不激，有时简直让人觉得过于浅白。他最反对那种神神秘秘的观点和琐琐碎碎的理论……比如执笔法，他常说，没听说有挟筷法的，怎么方便把菜饭送进嘴里，就怎么挟。写字的道理为什么不同样，怎么写得顺手，怎么写得好，就怎么执呢？这几年讨论文学史的写法，闹得不亦乐乎。有人征询启先生的意见。他总有一句话奉送：“你爱怎样写就怎样写！”

但最让我的心灵受到震动，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读者诸君不会想到，竟是一句最最普通的大白话。那是入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带着在一张报纸上临写的《冯摹兰亭序》去给他看，他坐在桌边，就着我的毛病为我讲书法。那时毕竟同启先生不太熟悉，听着老先生兴致很高，娓娓而谈，我既兴奋，又不免有些拘谨。可慢慢地，我的拘谨感不知不觉间消失了……他讲他认为结字之重要在乎用笔之上；讲每字有四中心，而非通常所谓的一个中心；讲书法结构的黄金分割说；讲结构的一些基本法则，如横平竖直是不可能的；三横划上二横紧下一横松，三竖划左二竖紧右一竖松；写楷书最好加点丝结，带点行意，等等。这些可不是教条，是启先生大量分析前贤诸家的字后发现的规律，其中也包含了自已数十年临池实践的体会。

而且启先生的讲解那样生动，我问既然欧、褚、颜、柳都符合“四个中心说”，这几家的面目为什么各不相同呢？启先生回答，我们都是人，人的骨骼基本是相同的，但每个人脸形各异，胖瘦不一，穿的衣服也各色各样，所以就不同了。一批人个子有高有矮，但坐在一条长凳上，从屁股到肩基本是一样的，高的人是在腿长，妇女是在颈脖长、眉眼细，如此而已。这么一打比方，比正面的解释还要清楚，给人的印象深极了。可最让我心灵受到震动的一句大白话是什么呢？他接着跟我说，我平时上街，见到街上的牌匾，看到某一个字好看，就停下脚步，琢磨琢磨它为什么好看，噢，原来这一笔是这样写的，以后就知道了。

他说时语调那样平常，表情那样自然，而我却简直愣住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大名鼎鼎的启功先生，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竟然会在大街上停住脚步，为的是看别人的字是怎么写的？而且他不仅这么做了，还能将它说出来，并且说得那样坦然，不觉什么“丢份”，也不是故作谦虚，一点矫情的成分都没有！

在刹那间，我的脑海里翻过很多想法。《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启先生没有想过做什么“百谷王”，也没有因为想当百谷王而有意去“下之”。启先生所以能成为“百谷王”，当然更不是仅仅由于能够“下之”。但是在我的感受里，就是那几句普通的大白话，淋滴尽致地吐露出一个真正的“百谷王”的底蕴，同时也启发我们去思考许许多多的东西，关于艺术，关于学术，关于人生的……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启先生一篇文章，那是载于《文物与考古论集》的《书画鉴定三议》，当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听到刘盼遂先生谈过，王静安先生对学生所提出研究的结果或考证的问题，常用不同的三个字为答：一是“弗晓得”，一是“弗的确”，一是“不见得”。王先生的学术水平，比我们这些所谓“鉴定家”们的鉴定水平，恐怕谁也无法说低吧？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鉴定家。

我才恍然大悟，不仅启先生为然，一切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其所从事的专业或有不同，所走的道路或有相异，其自身所具备的质素，的确是有着共通之处的！

谑而不虐的启功先生

学者和艺术家是不同的。这当然不是指从事专业的不同，而是指个性风格的差异。典型的学者，长在于严谨踏实，短在于刻板凝滞。艺术家则反是，激情有余，常嫌流于做作。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启功先生的性格中兼有学者的儒雅和艺术家的洒脱，却绝无学者的板滞和艺术家的狂诞。并且我敢肯定，凡是熟识启先生的人都会和我有同样感受的。

不知启先生同不同意，我冒昧地给他归纳了两点：聊天像做学问，做学问像聊天，当学者像艺术家，当艺术家又像学者。这话怎么说呢？凡是听过启先生闲聊、读过启先生的文章、看过启先生写字的人，都会明白。每次听启先生聊天，我都忍不住要惊叹他惊人的记性、广博的知识、明晰的思维和强大的说服力；看启先生写字，才知道“启体”那特有的遒媚、隽永，是在多么认真的态度、严肃的神情中创作出。那字字精警中显示出来的深厚功力，岂是借口才思横流而乱涂乱抹的“花架子”可比。

而读他的文章呢，感觉却全然相反。虽然他的文章不乏精严的构思、新颖的观点、新鲜的知识、独特的思路，但更迷人的是生动的语言、流转的机锋、曲折无不尽意的漂亮的文笔，压抑不住地透出一种轻松、一种机敏、一种飞扬的才气，充分显示出作者本人豁达、诙谐的天性……不贤识小，就我个人来讲，最让我欢喜赞叹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看他分析汉语特点的一段文字：

词的用字可以伸缩加减：重字叠词，可以加强语气，这已不待言。减字加重语气，也常有的。如否定对方一个论点，应该说“不能”、“不是”、“不然”……时，急切中只说一个字“不”，先顶住对方，然后再加申述理由，这些都是与环境语气有关的。如：“你做完功课了吗？”“没！”小孩这样回答，大人听着觉得幼稚可爱。但老人见面说：“你的喘好些吗？”“没！”这准是喘的说不全这句话了。(《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

再看批评古人的一段文字：

包慎伯云；“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今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又云：“试取古帖横直画蒙其两端而玩其中截，则人人共见矣。”充此说也，则板凳、门闩、房梁、枝干，无不胜于古帖之横直画。若铁轨绵延，累千万里而不见两短，惜慎伯之不及见也。(《跋(艺舟双楫)》)

这些顺手牵出的幽默与讽刺以典雅而活泼的语句出之，正可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在启功先生的著作中比比可见。夜阑人静，灯下每读至此，不禁拊髀而笑。可这些又岂仅仅是博人一粲的玩笑？其中蕴含的学识人所易见，会心的读者难道不能从中体味到一种诗人的气质，一种哲人的眼识，一种通人的胸襟？在这里，学养固然是重要的，光有它又远远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说，学养可以日积月累，“取之有道”，气质，眼识、胸襟更多的却是关乎人的心性与禀赋，“求之无方”。

幽默是一个人天资、智慧的天然标记，谁又能说不是一个人自信，充实、乐观、坚强的人格美的外在表征呢？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启功先生

当今学界，比较值得提出的有两类人，一类是什么时髦写什么，写什么似乎就真的懂什么(而不是相反，懂什么才写什么，写什么就能让什么变得时髦)，下笔雌黄，放言高论，以通人自居，以新一代学术领袖自视的学者；一类是甘坐冷板凳、不求闻达、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的学者。前者当然可以称为“做学问”，只是这里的“做”多少有些近义于“做戏”的那个“做”。他们是将学问当成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因此总有一种“做”给人看的感觉；后者可以说真正是在做学问，他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的确令人敬佩。他们是将学问当成了一份工作，非常的敬业，但他们这种做学问的过程以及这种学问的物化形态——著述，都不能将做学问的快乐传达到读者心中，让读者产生共鸣。

这两类人的境界是大不相同的，但硬要寻其相通的一点，那就是都少了一些真性情，不是古人常说的那种“性情中人”。

启先生给人的感觉则大有异于是。我们知道，启先生是当代权威的书画鉴定家，又是当代书法界享有盛誉的书法家，又是当代卓有成就的文史学者和独具风格的旧诗词作家。他研究诗文，又创作诗文，研究书画，又创作书画，是研究和创作的两面手，又是涉足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双栖人物，那么，我们自然可以称他为艺术家，称他为学者了。但我觉得，与其说他是在“搞艺术”，“做学问”，不如说他是在“玩艺术”、“玩学问”。

这个“玩”字常常不被看成好词儿，我为什么会用上这个词呢？让我们先看一首他写的《贺新郎·癖嗜》吧：

癖嗜生来坏。却无关，虫鱼玩好。衣冠穿戴。历代法书金石刻，哪怕单篇碎块，我看着、全都可爱。一片模糊残点画，读成文，拍案连称快。自己觉，还不赖。

西陲写本零头在，更如同，精金美玉，心房脑盖。黄白麻笺分软硬，晋魏隋唐时代。笔法有、方圆流派。烟墨浆糊沾满手，揭还粘，躁性偏多耐。这件事，真奇怪！

一个沉迷于金石书法的艺术家天真不泯和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活灵活现地展示在我们的眼前。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境界，“我看着”，崇敬、景仰、饮佩、艳羡，说什么都不会错，首先却不是这些，首先是——这里用得上启先生词中的词儿了：“可爱”。

还可以读读这一组诗：

深灯醉眼尽模糊，春草诗心倦更无。夜半长吟邻舍骂，敛将酸涩入圆珠。(《自题画葡萄》)

窗下余膏夜半明，当年校史伴孤灯。可怜剩墨闲挥洒，块垒填胸偶一平。(《题旧作山水小卷》)

斗室南窗竹几竿，瞳眬晴日不知寒。风标只合研朱写，禁得旁人冷眼看。(《自题画竹》）

白露横江晓月孤，篷窗断梦醒来初。荷香十里清难写，昨夜沉吟记已无。(《题画白莲》)

瓶里孤花户外桐，绿阴扶梦醉颠翁。日斜睡起浑无事，淡墨横吹纸上风。(《睡起作画漫题》)

作诗作画时的适意，作出好诗好画的快意和按捺不住的得意，自然、真切、毫不做作地流露出来。从这里可以知道我所谓“玩”的意义了。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对于文艺创作，对于学术研究，启先生就是孔夫子说的这么一个“乐之者”！

这里所谓“乐”，不仅可理解为“乐于”，而且有“快乐”的含义。准确一点，也许该这么说，艺术、学问在启功先生是发乎本心的需求，是他学养与心性的综合外现，已成为他生活的一种方式，生命的一部分。如同水之于鱼，蓝天之于鸟，他能从那里寻得盎然的乐趣，并在创作和研究的过程中充盈着这种乐趣。这样，我们读他的艺术创作，如书画、诗歌，能感受一种人文的力量；读他的文章著述，能获得一种艺术的美感。他的为学与为艺，究其精神实质，实在是一脉相通的！

启先生夜半吟诗而招致“邻舍骂”，我则夜半搦管而担心“先生骂”。因为在我看来，启先生就是《老子》所说的“善为士者”——“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以我之拙笔浅识，来写“深不可识”的启功先生，必然不能形容他博大的精神世界于万一。但《老子》接着又云：“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所以我谨遵老子之指示，如此这番地“强为之容”——恐怕只算是“强聒不休”吧，不知能得到老先生的印可否？

注释：

[1]此段文字作于1989年。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年版)，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堪称后出转精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