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与生活

薛锡祥（以下简称薛）：从10岁到26岁，这十多年对您来说，是不平凡的，既有战争的考验，也有生活的体验。

吕其明（以下简称吕）：我记得一位哲人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社会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位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来说，是创作之源、创作之本、创作之根，我们要全身心体验这千古不变的规律。文艺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人民，这是我在1944年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一直牢记不忘的信条。还有一条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这些思想早已渗透到我的血液中。

薛：多少年来，您到工厂、农村、部队体验生活，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吕：1952年，我接了《淮河》这个任务以后，就到淮河去深入生活。当时毛主席就讲，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接下来还是和《五一国际劳动节》作曲的同志一起接受了“淮河”这个活。当时是在颖上县，这是我从事电影音乐创作最深入生活的一次，体验到当时民工那种战天斗地的感情和生活，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收集了好多民間音乐素材。记得有一次，我远远地就听到有一个人在唱歌，好像唱的是山歌。听起来那么高亢，那么好听，我这就去找他了。他是颖上县一个民工，他说他唱的是自己家乡的小调。我当时搜集了很多这样的民间小调。我记得其中一首是这样唱的：“金金花，你为什么长在沟埂上，你那么香，为什么长在沟埂上，一日得了她，我把你移到高台上，家花野花一样香。”到了工地以后，我一方面是吸收生活营养，体验劳动人民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决心和意志，一方面我也搜集了很多民间歌曲。这是我正式搞电影音乐创作的开始，我不深入生活就没法下笔，这一条体会一直贯穿在我的创作中。我和其他两位同志到山东深入生活，到那里，我们就问老乡，前面是个什么地方，他说前面是个烈士陵园。到了山上，大家非常激动。远远望去，一片梯田，上面飘着白云，《谁不说俺家乡好》的词曲就自然而然从心里流出来了，那是生活奔涌出来的音符浪花。我就举这个例子来说明，生活体验是创作的源头，没有这个，都是空谈，都是痴人说梦。

薛：您从《淮河》这部作品开始就深入生活，后来又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激烈的战争场面把整个影片的“弦”绷得很紧，您是如何把握生活和艺术规律来处理这部战争片音乐的？

吕：按当时的话说，“革命的英雄主义表现得很充分，革命的浪漫主义却表现得很少”。我向导演提议，能否为影片创作一首歌，从另一个侧面表现游击队员的乐观主义精神？导演赵明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同意了。

薛：《铁道游击队》的歌曲按照什么风格写，您是怎么考虑的？

吕：我们中国有上千种地方戏，有那么多优美的民歌，多好听啊！我当年写《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旋律时，在山东找到了原型，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我是在山东度过的。在这期间，我大量学习山东民歌，对山东的民间音乐很熟悉，就把那些民间音乐素材提炼成自己的作品。《红旗颂》也是把许多中国各地民歌的因素消化以后变成了我自己的东西。

薛：您广泛积累民族音乐素材，从中提炼出中国风格的瑰宝，而不局限于哪一个省，这一点非常重要。您所有的东西都来自民间，来自民族音乐的宝库，这也是您的作品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吕：1986年夏，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在荧屏热播，主题歌《微山湖》当时由著名歌唱家陈海燕演唱，其中一句“是谁又在弹响土琵琶”又勾起了人们对《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思念。这首歌洋溢着激情和浪漫，是体现我前期风格的一首代表作。曲调激荡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在社会上广为传唱。

薛：很重要的原因是您非常接地气，汲取了山东民间音乐的丰富养分。

吕：1946到1949年，我跟随新四军部队长期驻扎在山东，熟悉鲁南、微山湖这一带游击队的生活。那些游击队员，虽然多数不识字，半兵半农，但他们有许多共同点，都有保卫祖国的情怀，都有打鬼子的顽强决心和意志。歌曲怎么写？写成什么风格？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人说写进行曲;也有人说写抒情歌曲;还有人讲，写一首像苏联影片插曲那样的歌曲，拉着手风琴，很浪漫、很潇洒。

薛：曲子怎么写，这是作者的事，当然还是由您定。

吕：后来导演也说，由小吕拿主意。最终，还是生活给了我灵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我看过很多游击队员，他们不过是“身穿百姓衣，头扎白毛巾，身挂子弹袋，手持套筒枪”的老百姓，因此，绝不能把那种洋腔洋调强加在这些“土八路”身上，这不符合他们的身份。他们只能是唱着山东民歌风格歌曲的游击队员。

薛：在创作过程中，您从来没有选择走捷径，也不套用一首什么现成的小调，简单改编成电影插曲，而是重起炉灶。

吕：在那些日子里，我利用业余时间大量搜集山东民歌、戏曲，研究当地音乐的调性和语言，将采风得来的散发乡土气息的素材变成了创作的原动力。因此，写作《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时，得心应手，灵感开闸，一发不可收。

薛：好的作品是久唱不衰，并经受得住岁月的检验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首歌早已成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至今仍魅力不减。

吕：这要感谢我的经历，感谢我所经历的战斗生活。我历经新四军、山东军区文工团，以及后来的华东军区文工团。在此后的战斗生活中，在行军途中，在宿营地，我和我的战友们，不顾疲劳与困顿，贴标语、说快板、唱革命歌曲，并冲锋在战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毫不畏惧，冒着枪林弹雨为战友们演出、鼓劲，为誓死解放全中国的将士们高唱充满激情和豪迈的战斗歌曲。伴随着他们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薛：这难能可贵的经历，是战斗岁月脚踏实地的感受，是生与死碰撞出的灵感。

吕：70多年来，我的创作确实经受住了历史的、实践的检验，也使我明白，越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艺术生命力。1957年，我为江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乘风破浪》作曲，该片由著名导演孙瑜先生任编剧兼导演，描写解放后第一批青年女海员诞生成长的故事。

薛：孙导是一位学问渊博的长者，对作曲的要求既适度又严格。

吕：是的。影片中我写了一首主题歌——《海员之歌》，孙导表示满意，另一首在晚会上独唱的歌曲因不合孙导对风格的要求而被否定了，后来用一首四川民歌来代替。对此，我心服口服。

薛：为给海员主题影片作曲，您乐此不疲地体验海员的生活。

吕：这是必须的。我和几位演员一起从上海乘一艘货轮在长江中西行，到达重庆，住了几天后，返回上海。一路上饱览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风光，特别是经过三峡的那天晚上，天气晴朗，皓月当空，两岸山连山，重峦叠嶂，经过那远处的神女峰，偶尔听到猿声，我激动得无法入睡，坐在船头，两岸的风光使我着迷。货轮过险滩时，那情景令我震撼。

薛：此时，您一定在琢磨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篇所描写的场景和意境吧？

吕：是的，这段感受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1966年5月2日早晨，我在大庆体验了近三个月生活之后去了哈尔滨，先是碰到一个问题——买不到卧铺，上了车以后就到列车长那里登记办卧铺票。回到座位上，乘务员走到我的身边，问我是不是吕其明，我说是。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叫我跟他走。我就跟着他到了列车餐厅，他叫我先在那里休息，还说只要不开饭，我就可以一直在那儿坐着休息，还一再强调说到了天津以后一定给我解决卧铺票。他说他是个影迷，对电影界的人都很关注。

在餐厅里面，我的思维就活跃起来了。回想起自己在大庆这段时间所受的教育、所经历的事情，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回放，我的灵感就自然而然来了。在餐厅，我写出了《大庆战歌》的主题音乐，歌颂大庆取得的伟大成就。火车的轰隆隆运转声和歌曲的节奏融为一体，这也是一种音乐。后来我写的一首《创业者》，主要节奏就是从列车行进中得到的启示。

薛：生活、灵感、激情、意象给了您很多连锁反应。

吕：是的。到了天津，我换到了一张硬卧下铺票。我很感谢列车员对我的照顾。到了济南，又听到列车员广播：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微山湖地区，微山湖是当年铁道游击队战斗的地方。请大家看列车旁边不远处的微山湖，接下来请听《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微山湖》。

薛：当地人民群众喜欢把《微山湖》这首歌作为当地一个名片。您听到之后，是否有为微山湖的老乡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而感到荣幸和欣慰？

吕：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应该为老百姓写更多好作品。很多好的作品都扎根于人民，这样的艺术才有生命力。

5月4日，中午前就回到上海了，出了车站，我直奔乐团。到了团里，大家看我还穿着一件老棉袄，就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问我为什么还穿着老棉袄。我说我前两天还在北方，那里很冷，是要穿棉袄的，回上海来不及脱下。回到上海以后，我又忙起来了。

薛：这种敬业精神难能可贵，正如王羲之聚精会神，忘记一切，写字时拿馒头蘸着墨水吃。

吕：我在写《大庆战歌》的同时，还写了一首交响诗《首战平型关》，随后就在“上海之春”演出了。这部作品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三个月的大庆生活给了我深刻的启迪和教育，给了我劳动中锤炼和体验的机会，我像海绵吸水一样积累着我的创作素材、灵感和激情。大庆生活，不虚此行，收获颇丰。

挑战与突破

薛：《雷雨》这部作品里，最后所有人都死了，剧情中扭曲的人性、尖锐的矛盾，最终导致悲剧。是不是传统手法已经无法表现这种悲剧性了，因此吕老您用了现代手法？

吕：直接刻画人物内心有助于剖析人性。像我写的交响诗《雷雨》，是我所有作品里的“另类”，我在这部作品中用了现代手法——序列。我觉得技巧是一种工具，传统的或现代的东西，它仅仅是一个工具，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我不是為了用现代技法而用现代技法，而是从内容出发。这部作品很特殊，因为我用现代技法写的交响乐仅此一部。当然在这之前，我在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中有三四部作品实践过现代技法，像警匪片，里面有夺宝的情节，三方势力夺一个宝，非常紧张，非常激烈，我就用了序列手法来写，因为紧张到那种程度的时候用传统和声哪怕是十三和弦也表现不出来，总感觉表现力度不够，所以我就用了现代手法。因为之前做了类似的尝试，也觉得效果不错，所以运用在了《雷雨》中，作品的中段完全是用序列的。

薛：挑战始终存在，伴随着挑战的就是创新。唯有挑战与创新，才能开创崭新的音乐天地，应该是这样吧？

吕：在《城南旧事》之前，我已经写过几十部电影音乐。有《红日》《南昌起义》以及管弦乐《红旗颂》，总体属于豪放风格，澎湃的激情、流畅的乐式与作品的题材内容，以及体裁形式的综合统一，其音乐气质具有英雄性与史诗性的特点。《庐山恋》《城南旧事》问世之后，风格明显有了变化。表现方式和写作手法上，脱去了早先的“习惯法”，呈现一种简洁纯净的艺术风格。

薛：这种简洁纯净的艺术风格，很抒情，很淳朴，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曲调和地方方言紧密结合，气质上相近，神韵上相通，充分说明您有着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创作才华。

吕：我有时有意识地追求更加内在、深沉，更加单纯、洗炼，也更具有意境美和人情味的新音乐风格。同时，我一直在警惕创作上的“老化、定型化、单一化”，以及局限于单一风格的长期迂回。这种不断求索敢于突破的进取精神，促使我不断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在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薛：我早就听您说，赣州地区的进坑调等民歌，具有非常鲜明的、浓郁的地方色彩，优美动听，江西是您久已向往的地方，因为《庐山恋》，您这一愿望实现了。

吕：是啊。我饱览了江西的美丽风光和名胜古迹，那含鄱晨曦、枕流怀古、纵览云飞、龙潭飞瀑、天池夕照等奇特美景，使我如醉如痴，祖国的可爱更具体化了，我常处在激动之中，音乐时不时在脑际出现，并且根据故事的主题、情节和人物情感的变化而变化。

薛：这完全可以从您《庐山恋》音乐变化的轨迹中看得出。

吕：《庐山恋》既不是纯风光片，又不是纯爱情片，它开掘的主题内涵要深刻且有意义得多。黄祖模导演认为：这部影片以庐山为背景，必须以景托人，以景衬情，而不能以景盖人，同时切忌拍成旅游片、风光纪录片，或者拍成导游加故事的混合片种。要抒情、雅致，别具一格。要以广阔的大自然为背景，用音乐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的思想感情，要做到情景交融，以景衬人，以情动人，把写人物與抒发情怀，以及对风景的描绘有机结合起来。

薛：我注意到，您在1979至1989年这10年中，共创作了31部影片的音乐。其中，有革命历史题材和英雄人物的传记片;有根据名著改编的悲剧作品;有工业、农村、城市改革、青年、儿童、轻喜剧风格的作品，以及反对“四人帮”的题裁;还有古装片和多部商业影片。这说明，10年中，您创作的题材范围极大地拓展了，电影的综合基调向您提出了新的美学标准和挑战。

吕：关于素材的运用，《焦裕禄》影片的人物、事件都很集中，使这个音乐以单一的主题为主。这样的方法我觉得很适宜，就是贯穿一个“情”字。焦裕禄去探望一些贫困老乡，逃难等情景确实非常扣人心弦，我用的是单一主题。这个主题非常凝重，朴实无华。我将这个音乐用在兰考车站，用在小梅身上，用在送丧场景，采取不同的配器方法，使其符合不同画面变化的要求。

薛：思想的解放是根本的改变，进而推动创作观念、创作思路和艺术创作手法的更新。

吕：的确是这样。1981年，我接受了《城南旧事》的音乐创作任务。在读了原小说和文学剧本后，它那充满生活气息的、朴素的风格，深深打动了我，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感情共鸣和强烈的创作欲望。这部影片由三个小故事组成，通过小女孩林英子对社会的观察和她自己的境遇，真实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的世态人情。通过影片中人物不幸遭遇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故土的强烈思念，包括对故土风俗人情、金色童年的非常深沉的回顾和怀念，以及对一代人变迁的感慨。导演吴贻弓同志用“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十个字来表达他读小说后的总体感受，并把它作为未来影片的总基调。

我从这朴素之中感受到了一种典雅的生活音韵，也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因此，当我开始考虑影片音乐的总体构思时，首先想到的是，要赋予这部影片音乐一种特殊的风格和新颖的乐式意境，即真实、朴素、清淡、自然、生活化。其次，音乐结构要严谨，使用的音乐材料要集中、精炼，尽量少粗笔费墨，尽量做到精雕细刻，着力追求音乐在影片这一综合艺术中的整体感，音乐与画面要紧密结合，音乐与剧情的发展要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完整的艺术品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薛：《城南旧事》是您写作的新探索，也是挑战，它标志着您的创作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与拓展。您有意识地追求一种更加内在、深沉，更加单纯、洗练，也更加赋予意境美和人情味的新的音乐风格。这种简洁的写意精神使您的作品达到一种新的美学境界。因此，这部作品受到专家和观众广泛赞许，荣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吕：从1981年起的三年中，我连续创作了四部悲剧性影片音乐，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子夜》（1981），根据茅盾原作改编，影片主要表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黑暗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欺压下的悲惨命运，主人公吴荪甫的音乐主题凄凉悲怆。而另一个音乐主题表现处在黑暗中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是高昂激烈的。

薛：对您来说，既有挑战，就有应战，更能打胜仗。这四大悲剧，您写得很漂亮，很极致。

吕：《雷雨》（1983），根据曹禺原作改编，影片深刻揭露一个封建大家庭的人间悲剧，人的关系被颠倒、扭曲、人性异化，从而成为人间地狱，音乐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深沉而凝重，揭示影片主人翁人性的泯灭，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呻吟，垂死挣扎，直至灭亡。我运用了非传统技法，乐曲深沉而凝重，充满悲剧性。《寒夜》（1983），根据巴金原作改编，影片通过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遭遇以及他们同命运搏斗直至毁灭的情景，反映了那个备受诅咒的时代的悲剧，音乐含蓄真切，朴素无华，犹如一幅悲怆的水墨画。

薛：以上四部名著（包括《城南旧事》）都是悲剧，这是共性，但是也都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您是如何根据四部影片不同的主题思想、结构、人物情节写出不同的个性、不同特点的音乐的呢？

吕：这对我是个严峻的考验。加之《雷雨》和《寒夜》的音乐创作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就更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和艰巨性，从影片放映后的反响来看，四部悲剧影片的音乐各有鲜明的特色，达到了预期效果。《雷雨》音乐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提名。

薛：《秋白之死》的电影音乐，也是您非常成功的力作，也请您谈谈心得。

吕：这个剧本拿到手，并听了导演阐述，我被深深打动了。秋白有其独特的个性，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为了党的事业最后走上了他人生的巅峰。我之所以产生强烈共鸣，是因为我的父亲吕惠生是追随秋白的脚步而去的，我充满真情实感和激情，投入了这部电视剧音乐的创作，精心构思，从多个侧面塑造一个完整的音乐形象。其感情的色调是多彩的，有光明美好的，有悲怆深沉的，有朦胧回忆的，有写实写意的。以主题歌为主线，把三条线串联起来，形成艺术上相辅相成和对比效果。一条是秋白被捕到就医;另一条是秋白多侧面的心态活动;第三条是鲁迅和秋白夫人杨之华从营救到无望的情感线，音乐风格凝重、深沉、悲怆，但它是浓郁的悲剧抒情传记片，分寸恰当与否，形象准确鲜明与否，是作品成败的关键之一。

薛：《秋白之死》的音乐创作使您获得了电视音乐大奖——第八届“飞天奖”优秀音乐奖，您当之无愧。

吕：电影和电视是姊妹艺术，有许多共同之处，几十年来，电视飞速发展。从1981年开始，我就涉足电视音乐这一领域了。陆续写了《铁道游击队》《秋海棠》《孙中山和宋庆龄》《吴玉章》《巨人的握手》，以及《秋白之死》《闽西总暴动》等电视剧音乐。

薛：对于标题音乐，人们往往有个误区，认为作品只要有标题就是标题音乐。我们熟悉的器乐作品像海顿的交响曲《时钟》《惊愕》，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月光》《热情》等作品虽有标题但却不是标题音乐，这些作品的标题是出版商、评论家后来加上的，标题只是启发听众的想象力，引导听众的思路，对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稍作揭示。

吕：标题音乐与无标题音乐在音乐表现要素、曲式结构、内容题材方面有明显区别，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是标题音乐的首要标准，是看作品是否表现文学性、绘画性内容。标题音乐与文学、绘画联系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作品内容直接取材于文学或绘画。电影音乐本身就是标题音乐，为一部电影写音乐，必须严格按照影片主题思想内容的要求来写作，所以一定要有特定的形象、鲜明的风格和饱满的激情。几十年形成的工作习惯使我写音乐时心里必须有形象，离开标题我不能写东西。

薛：您说过，音乐作品要言之有物，要有思想深度、感情浓度、丰富的内涵、深远的意境，要动情，要感人，音符游戏与音乐的区别就在于此。

吕：是的，音乐创作是一门技巧性很强的艺术创作，但毕竟技巧不等于艺术，如何看待和运用技巧？记得有一句名言：“技巧之高看不出技巧之所在。”时代在前进，有许多新的问题要去探索、去认识、去解决，要为提高影视音乐水平做出不懈的努力。

红旗与使命

薛：我一直认为《红旗颂》早已定稿，这种被世人称道的传世之作，您竟然修改了50多年才下结论定终稿，我感到非常惊讶。

吕：《红旗颂》是我在1965年2月接到的一个“命题作文”，要在当年5月的“上海之春”首演。时间紧、任务重，只能背水一战。音乐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动人一幕。虽然没有亲眼见证开国大典，但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几年，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都会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盛大的游行，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高呼口号跟随人群前进，每次都热泪盈眶。这些真实的经历，都对我写作《红旗颂》帮助很大。在《红旗颂》中，红旗飘扬的形象，从头到尾贯穿在音乐里，我还用到了进行曲式，好像一个巨人的步伐，不可阻挡地向前。

薛：《红旗颂》是一部伟大祖国的赞歌，我听着，也和您一样，能够感受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盛况;能够体会到天安门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欢呼胜利的自豪之情;也能够领略到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奋发有为、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

吕：看着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我想到的还有无数革命先烈喷洒的鲜血，其中也有我的父亲吕惠生，我对红旗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就这样，我热血沸腾、眼含热泪、埋头书写，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写就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我把我真实的体验，以及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全都融进了音符。1965年5月，在“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红旗颂》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管弦乐团联合首演，反响还不错。今年我89岁了，每天还会花上一段时间在书房里，整理和修订这部作品。50多年光阴，几经雕琢，今天才算最后定稿，这是我献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礼物，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薛：我觉得吕老您的创作永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祖国为人民倾诉衷情。

吕：70年来，我和我的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我的父亲吕惠生，1926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后回乡办学校、办报纸。“七七”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初，在敌人的追捕中，父亲带领我们全家投奔新四军，来到新四军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他曾任淮南抗日根据地仪征县县长、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

薛：那时，你们全家都投奔革命很不容易，也很了不起。您10岁就和姐姐一起加入了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

吕：当时母亲觉得我们太小了，很舍不得。但父亲坚决地说，要让孩子们去革命的大熔炉好好锻炼锻炼。时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们文工团跟着部队每日行军，到了营地，就为战士和老百姓演出。

薛：那時，革命最艰难、环境最恶劣，面对种种困难，你们是怎么渡过的？

吕：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军战略转移时，我的父亲由于重病无法随大部队行动，决定从长江水路秘密转移，但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引诱和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最终走上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父亲牺牲时年仅43岁，而我只有15岁。就在那一年，我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对自己说，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参加革命70多年来，我一直踏着父亲的足迹在前行，永远肩负使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

薛：您说过，“为祖国和人民创作是我的使命！”责任重大，道路遥远。不是一时一地，而是在任何地方，都是长期坚守使命。

吕：确实是这样，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到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对我说来就是要一脉相传地传递使命。

薛：而您在音乐创作当中坚持创新，不断尝试运用各种新的技法，在您这样的高龄仍保持着强劲“后劲”和创作活力，在同时代艺术家中您独树一帜。

吕：一个作曲家创作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没有个性的作曲家，很难说有优秀的作品。电视专题片《使命》音乐的创作，一开始我就考虑到，如何从个性出发，使之产生独特的魅力。

薛：《使命》的音乐，从荧屏到舞台，不仅是您个人喜欢的风格，而且在广大观众中，都引起强烈反响，就舞台而言，也算有很多的知音，其中不乏超级粉丝。听《使命》时，我也觉得，内心已经有了更深的心潮涌动，是在释放自己的灵魂。

吕：音乐是人们抒发感情、表现感情、寄托感情的艺术，也是体现境界的艺术。《使命》的创作和演奏，其表现的内涵，同样关联着人们千丝万缕的情感因素、境界因素。对于这个认识，相信听众都有自己的感受。

音乐好听是第一位的。好听，才能使听众心怡、感动。被感动时，会有一种冲动，会思考，甚至可能会联想连作曲家都未想象到的事，这就更丰富了乐曲的内涵。听众会思考为什么这音乐让人感动，听众不一定要了解音乐中描写的是什么故事，也不一定知道作曲家运用了什么和弦、乐谱、速度、曲式、调性。当然，如果是电影，音乐附属于故事画面就更加形象、直观。

首先，这部作品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献给党的十八大的一份薄礼。在党的80年风风雨雨历史进程中，有将近70年岁月是我经历的，这当中我有家人离去撕心裂肺的悲伤，有战争幸存者的切肤之痛，有长期受压迫的苦楚，也有我们党走过的曲折道路的艰辛，国家和民族获得解放的幸福。我所要考虑的是如何表现这个重大主题。

薛：您的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主旋律作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有血性的军人，一个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您觉得这是自己的使命和任务。我想，您一定尽了最大努力，满腔热情地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

吕：是的，这是我的人生道路决定的，可以说是我身上的“红色基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