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纹华

明代海南崖州人钟芳（1476—1544），与广东纪纲正、梁储、黄佐、湛若水、方献夫等都有交谊，也与王廷相、吕柟、罗钦顺、王阳明等中原硕学名儒往返论学。钟芳以格致说、理气论参与正嘉学术的大讨论，成为明代海南学术在崛起的重要标志。

钟芳（1476—1544），海南崖州人，明弘治十四年（1501）中举人，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在26年（1508—1534）的仕宦人生中，钟芳与广东和中原硕学名儒往返论学，终成继明丘濬后海南又一名儒。

一、钟芳与明代广东理学家的交谊

钟芳12岁丧母，22岁丧父，兄弟早亡，门户单薄。[1]他自小耳濡目染，对海南崖州乡土的海峤绝区、穷壤民艰、奸吏豪民现象深恶痛绝，一生以饱含艰酸之笔关注崖州，将黎患、平黎等写入其中，在与友人送往迎来的诗文作品中忆想曾经“困是久矣”的家乡。因此，久困僻极天南之地的钟芳深感形单只影，自然以亲如故人的情感对待一切推动他离开乡土、融入中原衣冠礼义的广东学问家。正是来自乡土的师长纪纲正，座师梁储，友人黄佐、湛若水、方献夫等，成为钟芳走出海南、走向京都与奠定一生基业的三种力量。

1．钟芳与乃师纪纲正

钟芳自小家境贫穷，父亲钟明以卖家酿薄酒为业。在10岁得遇督学、苏州人张习且考取入学。后得遇“积学渊宏，秉心刚毅”[2]的乡贤“东崖先生”纪纲正（1447—1505）。纪纲正广博经史，擅长诗赋，然失意科举，归隐田园，以育人为业，“崖之学者多出其门”。[3]明弘治十八年（1505）纪纲正去世。此时已经中式举人的钟芳决定尽弟子守孝之礼，三年后方赴京应试。应纪纲正长子纪守诚之请，钟芳先后撰写《祭东崖纪公文》《祭纪东崖文》，留下纪纲正其人其学的重要记载。钟芳以“学以全知，教以广仁”称许纪纲正之学，以“每阅其文，多蒙奖许”[4]回忆童年时代即获纪纲正之教。钟芳自言：“晚来进学，不足以知先生，然先生行应铭法，而某受知最深”。[5]

2．钟芳与座师梁储

广东顺德人梁储（1451—1527）是白沙门人，丘濬、黄佐的友人，其诗文集《郁洲集》由黄佐撰序。明正德三年（1508），钟芳中进士，其座师即是王鳌、梁储，钟芳以《送少参梁先生之任序》表达时难世艰之下知识分子应有的操守，抒发对于王、梁的知遇之恩，激扬梁氏昆弟为岭南少有的科场俊杰。“时权奸方炽，士夫重趼屏息，离宪网者无虚日。予起自遐逖，眩悸莫知所向，交际甚简，虽于守溪（按：即王鳌）亦不时谒，惟厚斋（按：即梁储）以乡先达，款曲奖引，时奉谈剧，稍闻所未闻。未见守溪谢事归吴，厚斋迁南都吏部，予亦谪推宁国，遂落寞不得事左右。及权奸既诛，厚斋召拜内阁，方新庶事，谪者骎骎迁余，而某复展转瘴海崎岖不隈，日沉错吏牍，以为当然。盖遐荒贱士，沾一命已不啻足矣。及予转官南部，厚斋弟叔永君亦在焉。君遇予厚，政暇相过，论衷曲，写幽思，弦觞纵奕，欢谑备至，而未尝一语及私。盖予于永斋爱之敬之，以其有可爱敬者耳，而固无预乎外也。……吾岭南人物自唐张文献公、宋崔清献公、国朝丘文庄公，皆以鸿儒硕学登枢极，声光烈烈，异代相望，然未有昆弟并显者。”[6]

明正德三年（1508）后钟芳踏入仕途，虽经四年仕宦不顺，但自正德七年以后钟芳仕途颇佳。嘉靖六年（1527），任广西右参政的钟芳得知梁储去世，以《祭梁厚斋文》记述梁储科试显荣、仕途起伏、节操刚烈的一生。“人臣之极品，公初试礼闱，以先多士，士类之极选也；历官词林，晋位保傅，人臣之极品；值熙洽之朝，佐明圣之主，仕者之至愿；中更变故，公介乎其间，盖有郁焉而不获自遂者矣；晚景谢事，优游丘壑，以终天年。”与此同时，钟芳不忘梁储的提拔之恩，“某忝后进，于公受和，发轫之始，公为主司。”[7]

3．钟芳与友人黄佐、湛若水、方献夫

明正德七年至至嘉靖六年（1 5 1 2—1527），钟芳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等，与其时北上南京任职的黄佐、湛若水、方献夫等广东士人相遇，由此形成一张与个性寡合的丘濬罕有交谊的迥异的“朋友圈”。

黄佐（1490—1566），是继丘濬、陈献章之后广东又一名儒，三人合称“明代广东三大学者”。《广州人物传》是黄佐“采自汉迄明广州人物之散见诸书者，以类区分，各为之《传》，共一百五十馀人”[8]的早年著述。嘉靖八年（1529），钟芳收到黄佐寄来的《广州人物传》。钟芳在《与霍詹端》一文中指出，该书不录张九龄的不足，“其间表表伟伟如张曲江者，乃不见录，岂以韶非广州耶？岭南在秦汉通为南海郡，前志所谓东南一尉是已，外韶而舍曲江公，窃恐未安。”[9]如陈宪猷所说，“称‘广州’者，约可代表元、明前后历代广东行政区所辖之范围，此涵义实‘广东’一词不能概括。”[10]曲江是唐代广东学术中心，黄佐不录张九龄、刘轲、余靖等唐宋曲江名人亦是恰当的。嘉靖二十三年钟芳去世，黄佐撰写《钟筠溪传》，称钟芳“为学博极而精，虽律历医卜之书，靡不贯通”。[11]

黄佐的祖父黄瑜与陈献章关系不错，也许正因如此，他对于后人横加给丘濬不喜白沙的说法设法澄清。“成化癸卯（1483），陈白沙至京，与谈不合，人谓公沮之，不得留用。时犹未入阁也，安有沮之之事乎？”[12]但无论如何，丘濬不喜白沙心学都是事实，而不知是否由于此，白沙成为钟芳指斥最为严厉的广东士人。钟芳指出《白沙诗教》大异于传统“《诗》教”，希望湛若水（1466—1560）日后能于此发其奥义。“但诗教二字，虽据经解终似未安，若有与圣经抗衡之意。吾执事暨甘泉皆天下人望，必有特出之见，愿终教之。倘他日闻于甘泉，亦足因鄙疑发其奥义，必不多诮也。”[13]以诗传道是湛若水、张诩、何维柏等白沙门人弥补陈献章没有心学专著的手段，钟芳否定白沙诗教，即是对白沙心学的根本否定。明清广东理学家多因相同的地缘，对白沙甚少全面、正面的指斥，并往往以指斥陆、王心学作为替代，而钟芳殊非如此。故他很有可能如林士元所说的：“公（按：指钟芳）固宗主考亭，而欲合象山，取两长乎？”[14]其实越过白沙而追踪象山，弃更能代表广东儒学特色的“自得”、“自然”、“贵疑”等为标志的白沙心学，钟芳的取舍还是比不上同时代与湛若水略有师徒渊源的黄佐。黄佐以甘泉心学弥合程朱乃是相当精当的。

正德六年（1511）师从王阳明的方献夫（1484—1544）有“岭海之士，学于文成者，自方西樵始”[15]之誉，王阳明更以“学有三变”称之，“予与叔贤处二年，见叔贤之学凡三变：始而尚辞，再变而讲说，又再变而慨然有志圣人之道。”[16]嘉靖七年至十六年（1512—1521），方献夫与霍韬、湛若水同时开馆讲学西樵山，三人往返论学而发生尖锐冲突甚至将王阳明亦卷入其中，西樵山遂成为明代广东学术中心。嘉靖十三年方献夫告归，同年钟芳致仕归隐乡土。在两人离别之际，钟芳作《大通桥送别西樵阁老次韵》：“晓乘归舫逐溪云，溪上看云忍暂分。金鼎化惭沧海外，玉堂人恋白鸥群。敢缘休告忘忠荩，直与中流遏溃奔。九老未须牢结社，举头尧日戴晴熏。”[17]方献夫归隐后讲学西樵、罗浮，日与湛若水、冼桂奇、庞嵩等往返论学而终老，钟芳则居家十多年。

由于钟芳是在《与黄都宪铗桥书》《与霍詹端》中提到《广州人物传》《白沙诗教》，故黄佐、湛若水均没有予以回复，而从这些并不多的文字记载，可以窥见来自海南的钟芳与黄佐、湛若水的交谊并不太深，与广东阳明后学方献夫的交谊亦远远比不上霍韬、湛若水、方献夫三人之间的交谊。但无论如何，就是这一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正嘉年间广东学术大势的人物网，揭示明代海南学术在崛起。从丘濬到海瑞，海南学者总以傲世独立视人，而钟芳则以一种正中平和、兼容万物的个性取代丘、海二人的落落寡合，无疑亦是海南人学术自信的又一表现。

二、钟芳与明代中原理学家的交谊

钟芳以乡土之情自觉走近黄佐、湛若水、方献夫，但他们之间并无过多的论学往来。而对于中原硕学名儒王廷相、吕柟、罗钦顺、王阳明的敬仰之情，则使钟芳以急切与之切磋问学。王廷相主张的理气论、人性论与程朱多有不同，吕柟、罗钦顺则是明正嘉年间独守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心学虽源自孟子，但其“致良知”与程朱迥然有别。钟芳正是在与他们的书信往来中，阐述其以格致说、理气论为内容的理学思想，成为海南儒学史上仅次于丘濬的理学家。

1．钟芳与王廷相、吕柟

明正德三年（1508），钟芳、王廷相（1474—1544）、吕柟（1479—1542）同时中进士即选翰林庶吉士、编修，他们之间的交谊也由此开始。如《恒山中丞宅夕饮次泾野韵》《同年饮泾野宅咏柑分韵得“三”字》《同年饮中丞恒山宅次符卿泾野韵》等即是明证。钟、王、吕三人在权奸刘瑾窃政期间的坎坷仕途大致相同。正德十二年，王廷相任四川按察司，钟芳作《和王司马浚川韵奉寄》一诗，以“浚川海内知名久，甬川英风互先后。我如小鸟无高翔，出谷嘤嘤在求友”[18]表达对王廷相的尊推之情。两年后，王廷相任山东按察司，钟芳遂赋诗《贺司马浚川王公荣满》。

（1）钟芳为《王氏家藏集》《慎言》作序。

《王氏家藏集》《慎言》是王廷相的诗文集、理学著述，均有钟芳作序。《王氏家藏集》20卷，诸体略备，钟芳以“谦”释“家藏”之义。嘉靖二十三年（1544）钟芳去世前夕，也是以“是惟家藏，贻世守焉耳，无庸传也”[19]告诫门人，故生前无文集，去世两年后由儿子编纂的文集命名为《钟筠溪家藏集三十卷》。钟芳在《〈王氏家藏集〉序》中既论诗，也颂扬王廷相的功绩。“诗者言之精华，生于志，达于词，而成乎音者也。”[20]“先生在孝庙时，与武功康德涵、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关中王敬夫数人，以古文相劘切，力蹑逸轨，耻袭凡近。而先生负气节，期于往哲，摧抑徘徊于淮宣川陕之间，所养既宏且深，故其诗衍而壮丽，温润而奇崛，气骨浑浑，与汉魏相颉颃，而于先王风化之自，恍乎若有闻焉。”[21]

王廷相以“元气”为世界的本源，否定性本善、性本恶，主张“性成于习”，重视见闻之知，反对“致良知”，提倡内外交养、动静结合、因时制宜的道德修养方法。王廷相的学术思想是旨在嬗变程朱、王阳明，使儒学向实学、唯物主义方向发展。钟芳旨在从程朱、象山之间找到契合点，故其学术思想大异于王廷相。钟芳在《慎言序》中大讲“理一分殊”，显然是有别于王廷相的“气”在“理”先、以“气”为主的气本论。

（2）钟芳两度寄书吕柟。

将天理与人事、主观与客观结合，提倡力行实践；以孔子为代表的圣人之学为天，主张以天为学而消解“北宋五子”、程朱理学；以至公至仁为学，以仁是圣教第一义，宣讲以仁为心，这些是吕柟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除重视躬行实践以外，吕柟、钟芳的学术思想是大异的，因此，讨论知行关系，成为钟芳两度寄书吕柟的主要内容。

钟芳在《与吕考功泾野》中指出，知行以“忠信”贯之，忠信是其本，反对王阳明“致良知”。后来，钟芳与王阳明门人黄绾谈及理欲观，也与九峰先生论及格致说，并将此写入《复吕泾野》。钟芳在文中再次指出，知行相兼，“诚”是格物之本，理欲相分。

3．钟芳与罗钦顺

明正德九年（1514），钟芳任南京户部员外郎，上司即是罗钦顺（1465—1547）。由于钟芳精于吏治，得到罗钦顺的重视。正德七年、十五年罗钦顺分别任南京太常少卿、南京吏部右侍郎，钟芳亦于嘉靖九年（1530）、十二年分别继任此职。嘉靖二年“大礼议”起，罗钦顺弃官归隐。他在《与钟筠溪亚卿》一文中提到与钟芳的交谊：“四月六日，得去年五月所惠书，开封详读，宛然故人之在目也，欣然无量。……续令小儿抄白原书寄上，又不审何缘未达，深愧简礼。”[22]钟芳以《奉罗整庵太宰书》《奉罗整庵第二书》《奉罗整庵第三书》《复罗整庵书》四度与罗钦顺谈及阳明心学、《困知记》，也为罗钦顺《困知记》作序。

（1）钟芳四度致书罗钦顺。

以理气为一、理在事中改造程朱理学，肯定程朱“理一分殊”；以“气”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创建气学；批判心学、佛学等，是罗钦顺学术思想的主要方面，无不反映于其理学专著——《困知记》。理本论是钟芳迥异于罗钦顺主张气本论的主要方面，但钟芳没有将其反映于四度致书罗氏之中。

钟芳在《奉罗整庵太宰书》中指斥俗学以程朱理学为支离，是不解“诚”贯于知行，充天理，克人欲，故格物、诚意本自相关。“既穷其理，则知之至矣，于是断然行之，而必以诚焉。”“察而知之至矣，于天理则充之，人欲则克之，而必以诚焉，此所谓察之念虑之微也。”“如此，则格物与诚意本自相关，何谓其支离而悬绝耶？俗学不达此理，正因认物字之误，而又本无反身实践之功，故其为学泛滥支离而失之杂。阳明厌之，而谓格致之说启之也，遂傲然以程朱为非，是率天下于空虚固陋之归已，岂不误哉。”[23]

钟芳在《奉罗整庵第二书》中指斥阳明心学，“阳明之学，有见于程子《定性书》，所谓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取其合乎一贯之旨，以为夫子之道，如是而已矣。”[24]

钟芳在《奉罗整庵第三书》中专论罗钦顺的《困知记》。钟芳既肯定《困知记》辨佛学、心学异端之精密，“中间义理精密，及辨异端与吾道辽绝处，可谓明析秋毫，无可言者。”[25]其一，训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当；其二，以静穷理不当，指斥王阳明隔绝知行关系；其三，言格物而无物不当；其四，以“善”断物不当，以“化育”形容“人心”不合义理。[26]

钟芳在《复罗整庵书》中再论《困知记》：“《记》中掇出仁体难识，及引李延平称朱子一味潜心，渐能融释，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等语，最为学大根本处。其他如论神化、理一分殊等，高识精透，所以启迪后学，最为有功。”[27]

（2）钟芳为《困知记》作序。

钟芳上述四度致书罗钦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困知记》展开的，因此，《困知记》有钟芳作序实属自然。钟芳在《困知记序》中指出，理在物中，佛学不理解何谓“性”是佛儒的根本区别，指出儒学是体用相兼之实学。[28]

4．钟芳与王阳明、黄绾师徒

明正德五年至十二年（1510—1517），钟芳与王阳明（1472—1529）在江西、南京均有交往。嘉靖六、七年（1527—1528），钟芳、王阳明在广西共事。王阳明平息广西田州八寨少数民族起义而殁于归途，遭杨一清、桂萼等诬陷，门人黄绾上疏申冤。嘉靖八年（1529）钟芳撰写《祭王阳明》，肯定王阳明道德功业文章兼擅，指出“专务守约”、“过于自信”是阳明心学的不足，但其学不可缺，其说不出程朱理学范围，仍是孔氏家法，于精处有功于圣学，故后学对于阳明心学当可取其要旨，求同存异。“先生之教，警策学者反己之功为多，要自宋儒理学大明之后，此等议论在天下决不可无。校之辞章绮靡之习，奚啻径庭，空谷足音，良足自慰。说者徒以其贰于程朱少之，而不知存诚涵养，正惟孔氏家法，要其指归固不出程朱范围内也。某岭学末学，沗在交游，宦辙所经，每亲绪论。退而取其大旨，略其异同，循其所可循，而不辨其所不必辨，盖其过激处于圣教未尝操作，而鞭辟近里处于学者则有益也。”[29]

另外，钟芳有《次久庵黄宗伯韵》《和少宗伯黄久庵韵》《送黄久庵》等诗作写赠黄绾。钟芳在《次久庵黄宗伯韵》一诗中说：“南国江山翠可怜，与君登眺意忘年。同心每恨论交晚，骞足谁云得步先。两浙衣冠称世族，五更魂梦接英贤。兰桡风便天南北，何处重逢共折旋。”[30]

从唐代曲江到宋代广州、番禺、南海，到明代南海西樵山，粤北一步步退出广东学术中心的同时，粤中逐渐取而长之，故霍韬、黄佐、湛若水、方献夫的交谊不仅更深，而且他们与王廷相、吕柟、罗钦顺、王阳明的论学往来会获得更多的关注。钟芳以和而不同的态度与王廷相、吕柟、罗钦顺、王阳明论学往来，其意义并不在于海南取代粤中学术中心的地位，而在于它预示着继唐代粤北、宋明粤中以后，广东又一个学术中心的崛起，成为清代海南张岳崧、云茂琦、冯骥声等名人辈出的基础。

注释：

[1][2][3][4][5][6][7][13][14][17][18][19][20][21][23][24][25][26][27][29][30]钟芳著、周济夫整理：《钟筠溪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页码不一一注明。

[8]黄佐：《广州人物传》。 四库全书·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页，2002。

[10]黄佐著、陈宪猷整理：《广州人物传》。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页，1991。

[11]黄佐：《泰泉集》。清初重刻本，第458页。

[12]黄瑜、王岚：《双槐岁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3页，2012。

[15]黄宗羲著、沈芝盈整理：《宋元学案》（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

[1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北京：线装书局，第一册第277页，2014。

[22] 罗钦顺著、阎韬整理：《困知记》。北京：中华书局，第209页，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