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锐

有史记载，梅州人出洋始于宋末元初。大多数梅州华侨都是迫于改朝换代、政治迫害、战乱等政治原因；迫于天灾、生活贫困、继承产业等生活原因被迫出洋的。700多年来，梅州人漂洋过海，白手创业，奋发努力，克尽种种艰难险阻，在海外“开埠”。随着梅州人的不断移民，以及海外梅州人的不断增加，梅州成为著名的侨乡。但是，由于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受中国正统的儒家思想强调“中庸”，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强调“百善孝为先……”等思想的影响，梅州人与所有中国人一样，历来都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根深蒂固。

一、落叶归根的思想形成与发展

（一）传统思想促成了落叶归根的思想形成

由于祖籍梅州的海外侨胞生长在家乡，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故乡故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根”“心灵家园”和港湾，成为海外侨胞与国内归侨、侨眷千丝万缕的联系之源，成为广大海外侨胞与故乡亲人联系的必然所在。故乡故土的“田、园、庐、墓”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成为他们精神上、思想上的寄托和思念。

对比家乡，由于他们的异乡生活艰辛和寂寞，居留海外的华侨都抱着“客居异乡”寄人篱下”的游子心情，产生了“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的想法，落叶归根也就成了华侨普遍而且迫切的愿望，出现了“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念头，“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异常根深蒂固，虽然他们身居异域，但与家乡却保持密切联系，到海外只当作一种谋生手段，一旦赚得钱财便回“唐山”，所以很多人在海外，辛勤劳动，积蓄了些钱就衣锦还乡；很多人虽然没有积蓄很多钱，但是他们都要求子孙后代（或者委托同乡），在他们死了以后，将他们运回家乡安葬，实现他们心中的落叶归根，这就是老一辈华侨的共同夙愿，传统思想促成了落叶归根的思想形成。

（二）二战前世界格局的变化促进了落叶归根的思想的发展

二战前，世界以欧洲为中心，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几乎都是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保护国。再加上满清政府的血统主义国籍法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国籍政策，以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歧视华侨的政策等原因，促进了落叶归根的思想的发展。

（三）日本的入侵，加快了落叶归根的思想发展

二战期间，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在“大东亚新秩序”的旗号下，建立军事法西斯的统治，对华侨华人以“大检证”和“大肃清”的名义进行了灭绝性大屠杀。华侨华人为了保家卫国，不仅捐献了数目巨大的资金，而且还有很多华侨回国参战，华侨华人成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抵抗力量，这更加深了华侨落叶归根的思潮。移居海外，特别是居住在东南亚的梅州人，像海外华人一样除少数加入当地国籍之外，绝大多数仍持有中国护照，保留华侨身份。

二、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

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溃败和英、法、荷等西欧殖民国家的削弱，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各民族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掀起了空前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去殖民化运动的兴起，民族国家的产生出现新浪潮，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军事格局等出现了新的情况。

（一）国家政策的变化是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转变的政策因素

1、适应国外政府的政策变化，迫使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

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强烈要求外国侨民（主要是华侨）归化本地，采取了不少措施：一是实施强制的方式办法。东南亚各国，在实行限制华侨入境的同时，对已在本国居住的华侨则先后实行同化政策，在废除双重国籍制度方面，带有强制性的方式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对华侨的职业限制，强迫华侨加入当地的国籍。如，泰国政府曾颁布《泰国外侨职业限制法令》，规定39种职业不准华侨参加，而只能由泰国公民参与，包括稻谷、杂货、纺织品、珠宝等生产经营部门和车夫、政府职员、教师、理发师、导游、摊贩、司机等职业，华侨为了生活，不得不加入当地国籍。二是采取怀柔的方式方法。在西方，美、加等国家，他们虽然没有采取强制手段逼迫华侨入籍，但是他们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华侨的入籍，如，1943年，美国取消了歧视排斥华侨的法令后，华人的政治、经济地位逐步提高，加上当地政局比较稳定，有利于谋生，为长远计，为了生活和经济利益，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的与日俱增，发展最为迅速。据统计，当时的海外华侨华人约三千万左右，已有85%以上加入侨居国国籍了，也就是说，已有2000多万人脱离中国籍而成为外国人，这在中国移民史上是空前巨大的变化。随后，出国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绝大部分人及其子女也都申请加入了当地国籍。

2、中国政府的政策变化，促进了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处在动荡中，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不少对共产主义心存疑虑的政府和重要人物，在提出苏联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的同时，也提出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所可能造成的威胁，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不利于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也不利于华侨在住在国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宣布不再实行双重国籍政策，鼓励华侨加入居留地国籍。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郑重承诺，中国政府将尽快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1980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并在同年的9月10日施行，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对外侨子女则采取出生地主义取代血统主义，侨生子女自动成为当地国民，为正确解决华侨的国籍问题提供了法律保证。

3、华侨华人的与时俱进，是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内在因素

为了加快事业的发展，他们适应时势，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从根深蒂固的落叶归根思想向落地生根的思想转变。由于各国对华人的政策法律的不断实施，促使华人的认同和效忠；由于华侨华人在当地建基立业发展的需求，落地生根成为自然现象。自然发展规律和当地国籍法的继续实施，保持中国籍的华侨将越来越少，其后裔将逐渐成为外籍华人，成为总趋势。由于国籍的变化，使海外华人名称取代了华侨，华人已成为当地民族的组成部分，有的甚至成为当地主要民族(新加坡为第一大民族，马来西亚为第二大民族)。他们都会毫不含糊地确认自己是新加坡人、泰国人、美国人等，对入籍国都有真实的归属感，尤其是第三、四代华裔这种心态更为突出。因此，华侨已从“作客”到“作主”的思想变化，正是落地生根观念的反映。

（二）血缘的变化，是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的家庭（家族）因素

梅州人历来都有“丁满十六即出洋”的传统，为了改变家乡的生活困难，为了谋求出路，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梅州人士，单身漂洋过海到国外去谋生，以求改变命运。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妻子儿女、祖先长辈还留在家乡，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梅州人，始终都会感到平日里没有尽不到作为人子、人父、丈夫的义务责任而愧疚。等到了他们经济有所好转，有了一些积蓄后，他们往往都会根据客家传统习惯，将国内的妻子儿女接到住在国团聚或回国娶亲。

特别是二战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虽然华侨华人家长反对“异族通婚”，但是，现实恰恰是越来越多的人违背了父母的意旨，与住在国女子结婚，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异族通婚，这就是第一代的混血华人了。第一代的混血华人在当地接受教育，植根于当地社会里的人，后来他们的后代长大后又与共同成长的当地其他民族的人通婚，如此不断反复，加速了同化。

二战后，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为了强迫同化，政府大力强化通婚宣传，动员华人女子与当地男子结婚。例如，马来西亚有不少华人的中学生，原来是信仰佛教的，而马来西亚当局却要他们改变宗教信仰，改信奉伊斯兰教，以便与当地人通婚。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他们还不同程度地保留中国的传统和习俗、语言等，但是，他们可能是“半个华人”“四分之一华人”……几代的外籍华人了，已成了当地人民。尤其是西方一些华人家庭已再不是纯粹的华人家庭，实际上包含几个民族甚至几个国籍的人。

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很多都会碰到孩子中文教育的问题。孩子从小生活的周边环境，尤其是上幼儿园后说的听的都是英语，虽然家长在讲中文，但孩子们在一起就习惯讲英文，没有语言环境，教育方法不当导致学习效果不好，孩子渐渐的对学习中文产生了抵触心理。平常你讲中文，他给你回复英文，耍起小脾气来的口头禅“You are not my friend...”（你不是我的朋友）在西方社会，这种现象尤为突出，特别是“土生”的华裔。

根据香港《华人》月刊的《美国华人与异族通婚今昔》文章说，美国学者哈瑞•北野的研究资料显示：华侨三代通婚比率变化很大，第一代华人(即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生长，然后移民到美国的华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男性5.2%，女性13.1%；第二代华人(父母为移民，本人生在美国的华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男性为45.1%，女性为44.4%；第三代华人与异族通婚的比例更大，51.2%的男性娶异族女性，73.5%的女性嫁给异族男性。

华裔与异族通婚越来越多，这反映华人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也是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与家庭观念的思想行为表现，这种变化也说明其它族裔正在逐渐改变对华人的看法，因此，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成为华人的落地生根的根本原因。

（三）华侨被同化，是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转变的社会因素

历史和现状存在着两种同化。一是强制同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这是行不通的，那些强迫华人同化的企图最终是达不到目的的，有的国家独立后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同化华人，其中包括取消华人社团组织，封闭华文报社，改名换姓，取消华文教育，在一切公共场合取消使用华文和华语，强制皈依伊斯兰教等等，可谓不遗余力。但强迫同化只能凑效于一时，而华人与当地人之问的隔阂和矛盾仍然无法消除，因而不断出现排华反华事情，因此，强迫同化是适得其反。

二是自然同化，即在长期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过程中，经过友好相处、相互通婚，双方民族感情增加，民族特点逐渐相似等，自然改变自己的民族特点，并且相互融合在一起。这种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根据历史资料，华侨同化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自然同化时期，时间大约在20世纪以前，当时漂洋过海的华侨华人都是单身汉，其中有些人没条件回乡就在当地结婚，繁衍后代，慢慢分不出是哪国人了；第二个时期是抗拒同化时期，时间大约在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主要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迫华侨同化；第三个时期是强迫同化时期，时间是二战后，特别是东南亚许多国家独立后，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采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生活习俗上的强迫同化政策措施，就是要让华人、华侨逐步地不仅与中国断绝来往，而且在思想感情、生活、语言等都变为当地人。美国的移民政策中，也是看能否被同化作为接受或拒绝移民的一个条件。一百多年以来，美国历史上就先后通过排华法案13次之多，目的就是强迫同化，就是因为华侨难以同化，不能融合进美国社会主流，所以就不断遭到排斥。

（四）政治地位的变化，是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转变重要的体制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强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再加上华人经各方面的努力奋斗，华人的政治地位不断改善和不断提高。

客观原因是由于各国长期反华和排华。主观原因是因为老一辈华侨华人本身素质的局限：大多数华侨华人生活艰苦，为了生存和生活，他们忙于劳作；由于劳作的地位低下，老一辈华侨华人的语言水平得不到提高，交流不畅，与其他民族沟通效果不好，生活圈子狭窄，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他们不关心住在国的政治的因素，因此，华人涉足政坛的非常少。

今天，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华侨华人加入了当地国籍，成为住在国公民，他们可以公开地、合法地参加住在国的政治经济活动，激发了他们的参政意识；二是由于华侨华人的勤力节俭，华侨华人的计划性强，他们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住在国不可小觑的经济力量；三是华侨华人的文化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出类拔萃的华裔精英不断涌现，他们认识到仅靠经济实力而没有政治作后盾，这种地位是不牢固的，提高了参政的重要性的认识，为了提高社会地位，他们团结起来，以维护本族群的根本利益和争取族群的平等权利，积极争取在当地参政，由是观之，华人的参政，不是单纯争福利，更主要的是争平等，争权利，华人在参政中表现出了多层次的参与意向，初步显示出其政治力量，如，祖籍梅州的他信、英拉、李光耀、李显龙等，以及祖籍梅州的朱梅麟成为第一个进入毛里求斯立法会的华人，毛里求斯政府为感念朱氏推动民主、发展经济的贡献，特于1998 年发行印有朱梅麟头像的25 卢比钞票纪念，朱梅麟因此成为被印在外国钱币上的华人。又如，祖籍梅州人士的曾宪建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裔议员，等等。为了改善华人的政治地位，我们相信今后将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政界。

华人的参政活动，大大促进了广大华人的参政意识，改变了“明哲保身、不问政治”的传统观念，显示出他们的命运开始同住在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落叶归根的观念在大多数华人中已逐渐淡薄，取而代之的是落地生根，为子孙后代另开辟天地。

三、思考

唯物辩证法指出，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是第二位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策的变化是这个转变的重要的政策，是重要的外因；全球一体化，带来族群融合，带来的血缘变化这个转变的现实基础，也是重要的外因，华侨被同化是必然的历史进程。华侨华人的观念更新，在住在国开拓创新、不懈的奋斗，经济地位的日益强大，引发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是内在因素，是重要的内因。所有这些的决定作用都是因为中国的日益强大这个重要基础，华侨、华人社会的历史性变化形成。

全面小康社会很快实现，中华民族的国运正处在上升期，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对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浓烈。外事侨务工作者应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引下，看清时势，以开放的心态，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用好侨务政策，适应华人社会的政治、心态的变化。发挥优势，努力寻找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发展史与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奋斗史、发展史相连的、一致的切入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的工作，按照科学家是有国籍的，但是科学无国界的思维，做好科技人才为家乡服务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