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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梁河之战看辽代军制

2019-12-05 02:44:28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9年20期

武威

摘 要:公元979年,北宋为夺回燕云十六州,在平灭北汉后,宋太宗赵光义乘胜北上攻打辽国,围困幽州。辽国在辽景宗的调度下,依靠辽名将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的指挥,以少胜多取得高梁河大捷。辽国能够取得高梁河战役的胜利,它的军事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高梁河战役;军事制度;辽代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在平北汉后,为进一步树立自身威信,决定一鼓作气出兵北伐,收付五代时后晋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战役开始之初,辽国对此缺乏准备,使宋军很快抵达幽州(今北京)城下,幽州被困。幽州是辽南京。在此驻守的辽幽州留守韩德让和权知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和驻扎在幽州附近的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及统军使萧讨古率兵奋力抵抗,并火速向辽景宗求援。辽景宗急派耶律沙、耶律休哥等率兵救援。在取代耶律奚底就任辽北院大王的耶律休哥,和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的指挥下,辽军以少胜多,取得了高梁河大捷,从此在宋辽对峙过程中,宋朝开始处于下风。此次战役辽朝的胜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辽朝的军事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皇帝是一个国家军政的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的军事统帅。辽景宗得知幽州被围,急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率兵救援,同时辽朝名将耶律休哥主动请缨。辽景宗便以耶律休哥取代早前驻扎在幽州附近的耶律奚底为北院大王率兵出征。辽景宗调度决策正反映出了他作为辽国军事最高统帅、军政最高决策者的地位。

皇帝之下,辽朝统治者鉴于境内契丹人和汉人杂居的特点,为便管理而设置了南、北两面官制,俗称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官统制契丹族,南面官统制汉族。南院大王和北院大王都属北面官系。

耶律休哥替代的耶律奚底的官位是北院大王。北院大王于辽太宗会同元年(938)设置。官署称北大王院,掌契丹五院部兵马。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时,将契丹迭剌部分为五院部和六院部。耶律休哥率领的正是五院兵马之精锐。北院大王下设北大王院知事、北院太师、北院太保、北院司徒、北院司空等。

南院大王与北院大王同年设置,官署称南大王院,掌契丹六院部兵马。北院大王下设南大王院知事、南院太师、南院太保、南院司徒、北南院司空等,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废南院太保。耶律斜轸率领的正是南院六部兵马。

在南北院大王之上,辽国的最高军事行政机构是北枢密院。北枢密院属于北面官系统。它依据皇帝的旨意,管理全国的军事力量。有北枢密院就有南枢密院。但是南枢密院虽然属于管理汉地汉人事物的南面官系,但是汉地的军务并不归属南枢密院。南枢密院是无权统领汉军的,漢军也是由北枢密院管理。《辽史·百官志一》说:“北枢密院视兵部,南枢密院视吏部。”

辽国为防备来自宋朝的攻击而在幽州治所,也就是辽南京(今北京)设立了兵马总管府。在辽兴宗重熙元年(1036),兵马总管府又改称都元帅府。兵马总管也就是后来的都元帅,一般由辽南京留守兼任。高梁河战役中,韩德让就是辽幽州留守。耶律学古在高梁河战役中就是担任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南京兵马总管府之下设有两个统兵机构,即统领契丹、悉、渤海兵的南京统军司和统领汉军的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由此推断,高梁河战役时担任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耶律学古统领的可能是汉军。在辽宋边境横跨涿、易、应、朔等州的广大地区,辽朝仿照宋朝的河北沿边安抚司设置了专门负责辽宋双边交涉的初名招安司的西南面安抚司。因为它的治所在飞狐(今河北涞源),所以又称易州飞狐兵马司。

从耶律学古统领汉军一事上不难看出,契丹贵族掌握着辽朝军队的指挥权。无论是辽朝各级军政机构,还是各民族的军队中,高级长官将领都是由契丹贵族担任的。只有少数受到契丹贵族信任赏识的汉人、渤海人等其他民族的官员才可以领兵。但也只有个别“胡化”的汉族官员,如韩德让等才有机会。辽朝大多数汉族官员仍长期无法参与军队事务。直到辽朝末年,辽军在辽金战争中溃败,辽天祚帝才不得已起用琳担任属于北面官的南府宰相,率领汉军东征,但他仍对“旧制,凡军国大事,汉人不与”心有余悸。

从高梁河之战,韩德让驻守南京,辽景宗坐镇辽上京中可以看出,辽朝皇帝仍保持逐水草迁徙的游牧风俗。辽朝真正的统治中枢是皇帝捺钵(行在所)和起居的斡鲁朵(毡帐,汉译宫帐、御帐、牙帐、行宫),这里必须布置重兵守卫,因而“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反以“毡车为营,硬寨为宫”。所以,辽国的朝廷宿卫军不能像中原王朝的宿卫军固定驻扎在一个地方,而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为营卫”,且“无日不营,无在不卫”。

高梁河之战是一场无论对北宋还是对辽国,都是一场事关两国国运兴衰的战役。所以,辽朝动用了它统治下的各个部族。

辽朝统治下,军政一体的各个部族“分地而居,合族而处”,部民“胜兵甲者即著军籍”“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一个部族就是一支军队。辽国各部族军队中贵族子弟组成的叫舍利郎君军,负责侦候任务的叫拽剌军。此外,还有由辽朝各群牧场的牧民组成的群牧军。战时出征和守卫边境是部族军的主要任务。部族军也是辽朝征兵时的主要选集对象,而且是部队主力。战事结束时,部族军就被遣返,回归生产生活。

部族军在和平时,因职责所在,各部族要轮流守边,所谓“众部族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部族、斡鲁朵和捺钵,已经成为辽朝“以武立国”的基础。即所谓“有辽始大,设制尤密。正所谓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立国规模莫重于此”。

辽各部族的每部落的军士及其家属,“生生之资,仰给畜牧”,守卫国土与生产相结合,保持兵民合一的传统,形成所谓的戍守户,即边防户,由各部的大王、节度使统率。而“番居内地,岁时田牧平莽间”的则是留后户。留后户为前方军士提供必要的后勤服务,并设司徒管理。

在现实生活中,根据具体情况,各部族的镇守区并不都是同本部族居住和管辖的份地一致的。例如,薛特部和撒里葛部就是“屯驻本境”;份地在长春州(隶上京道,今吉林前郭尔罗斯县)的突吕不部,镇守区域却属于西北路招讨司管辖;份地位于中京道的奚部,镇守区域却是归东北统军司管辖。

面对北宋的征讨,辽景宗能迅速调集兵马,除了他作为辽朝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威,手下有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和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等名将领导指挥,更根本的原因是辽朝的兵役制度发挥的作用。辽朝主要实行壮者皆兵的征兵制。辽朝在境内实行“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的征兵制。

在没有兵籍甚至户籍都没有的辽初期,成年百姓都是亦兵亦民。建国后,才开始照州县制度编制户籍。辽朝根据财产状况分部民为上、中、下三等。赋税、徭役和兵役均按户等征发。平时出战和守边并不需要所有成年男子。战争发生时,各部根据征兵令“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也就是照上、中、下户等依次签发,从而形成自给自足的军需制度。

辽境内的汉军、渤海军再被契丹征服后,应辽朝统治者要求,将当地原有的募兵制也改为征兵制。像辽太祖就曾“籍山后民为兵”,得到兵员17.6万,并设节度使管理。辽国将汉军、渤海军也分为户等,实行普遍征兵。这就使隶属于汉军、渤海军的成年男子可以悉数征发。在辽朝末年,甚至出现了诸路州县“计人户家业钱每三百贯自备一军”及“有杂畜十头以上者皆从军”的现象。

古往今来,一场战争,尤其是一场事关两国命运的战争,都是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高梁河战役也不例外。辽国在高梁河战役中的胜利,后勤制度的保障起了很大作用。辽朝的部族军与汉军在装备给养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部族军“驰兵于民”“马逐水草,人仰湩酪”,军士既是生产者又是战士,一般不需要专门的补给。马匹和弓箭平时是生活用具,战时就是军用物资。出征时,部族军自备装备补给,一名军士准备好马三匹,还有“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骨朵、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石、马盂、炒一斗,沙袋、搭钩毡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其他如“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则“视其力”而定。

契丹族在军需补充上还有“打草谷”和“犒军钱”的办法。契丹军队中有专门负责劫取粮草的“打草谷骑”。契丹每取得一次胜利,就论功行赏,从战利品中分出一部分赏赐军士,以弥补战争损失。辽太宗灭晋后,汉将赵延寿曾提出向契丹兵发放粮饷的建議,太宗以“吾国无此法”回绝,仍然“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而且在被征服地区,契丹贵族还强行索取“犒军钱”,如辽太宗援立石敬瑭,回师路经新州,命“敛犒军钱十万缗”。

部族军的军需给养制度到辽中期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开始推行供给制。如乾亨元年(979),辽朝救援北汉时,宋朝权知忻州张齐贤在俘获的辽军中发现了“纳米典吏”的职务,从而了解到“契丹能自备军食”。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辽朝征夏,“战舰粮船绵亘数里”。道宗咸雍五年(1069),征讨阻卜,“军出,只给五月粮”。其次,随着契丹封建化加深,辽朝发动的纯掠夺性质的战争日益减少,军需中依赖后勤供给的部分日益增加,打草谷制度也就逐渐被淘汰。

辽朝还进行后勤建设,最有成就的当属屯田和群牧。朝廷在边境推行屯田,建立起“公田制”,以使守边将士自给自足。“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重熙年间,耶律唐古受命“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后来移至镇州(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屯田的推行使守边军士因为任务繁重而日益窘迫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因为游牧民族出身,辽朝特别重视马政。“其富以马,其强以兵”,在辽朝统治者看来,马政的兴衰不仅是个军事问题,更是个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所以辽朝重视马政,设置了重要的群牧管理机构。辽朝给境内牧马都印上统一的官印,并都登记在专门簿册上。群牧的牲畜是辽朝军用役畜的重要来源,所以朝廷非常重视,经常派人严格核查群牧官员的政绩。群牧制度在实际上还巩固了辽朝的边防。因为辽朝主要的群牧场(如漠北滑水马群太保司、漠南马群太保司、倒塌岭西路群牧司等)经考证多分布于边境地带。

综合以上各因素,我们可以初步看出,辽朝在高梁河之战中的胜利并非是偶然的,而是自身各方面,尤其是军事制度为其提供了胜利的保障。辽景宗身为皇帝的决策调度,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和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指挥有方,韩德让和耶律学古据守南京,辽朝各兵将的集结出征,各种战争资源的有序调集发放,无一不是辽国的军事制度在发挥作用。可以说,正是辽朝的军事制度才为辽国在高梁河之战中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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