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记载的琥珀，据史料记载是距今约三千多年出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为一枚心形琥珀坠饰，共有前后两面组成，一面印刻蝉背纹，另一面印刻蝉腹纹，上端有一个凹槽，凹槽内有一个圆用来穿绳子的。琥珀艺术在中国有近四千年的历史，但由于与同时期的物质文化相比存量比较少，所以很长时间都不能引起关注，相关的论文也极少，本文希望引发学者对古代琥珀的研究及关注。

【关键词】琥珀;价值;辽代

就发掘史料记载，战国及之前琥珀制品非常稀少，而且多以各种珠饰为主，形制单一。到汉代时，留存下来的琥珀比较多，而且在汉代文献中记载琥珀比较多，根据记载其使用大多用于皇室、贵族等。例如赵飞燕为皇后时，其女弟子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嘉辰，谨上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心，黄金步摇，琥珀枕、龟纹枕。”上述记载可知，琥珀在当时价值比黄金还要贵重，是身份的象征。根据发现现汉代出土琥珀墓葬大多为贵族及皇室，以此推断琥珀在当时仅限于皇室拥有。与战国时期相比，汉代墓葬出土的琥珀制品比战国多很多，说明汉代时琥珀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出土的琥珀形制多以不规则圆形及几何形为多数，还有动物形、卧兽形等代表汉代最有特色的形制，汉代多用琥珀作为印章，形制多为虎狮子蛙龟等造型以及各种形状的珠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琥珀的文献比汉代要丰富，当时琥珀不仅用于饰品，也用于陈设和日用器皿还用于医药等，而且多为皇室所用，继承了汉代的传统，从出土情况看，大部分为小件饰品，非常珍贵。等到了隋代和唐代时琥珀饰品留存非常稀少，记载文献也稀少，说明当时皇族不重视琥珀。

宋代时，琥珀又受到了追捧，当时琥珀作为美酒的代名词，同时也被制作成各种酒具等，供皇族之间把玩，也馈赠大臣等。

在中国，琥珀与佛教之间的关联最早见于宋朝，据记载：“端拱元年，又别启贡佛经，纳青木函，琥珀青红白水晶，红黑木念珠各一串。”琥珀作为佛教七宝。

明代琥珀也有非常高的价值，一般是朝廷及官僚贵族等级地位的象征，据记载：“明代皇帝常服束带间用金玉琥珀装饰，庶民不得用金及玛瑙琥珀等。”

清代琥珀的使用范围比明代以及之前任何历史时期都普遍，例如清代朝珠质地有珊瑚、琥珀、象牙、等。其材质的选择主要源于使用者的身份及使用地点。记载：“皇帝祭奠时是用蜜蜡、琥珀朝珠，贵族大多用珊瑚、绿松石等”。朝珠由一百零八颗各种材质的圆珠组成，配以其他材质。

本文主要介绍一下辽代琥珀，据史料记载辽朝时期琥珀非常兴盛及雕刻技术等，是琥珀最盛行的时期，有很高价值及政治意义。辽朝雕刻特点为简洁性，但一些细节刻画如人物等仍然传神，对于鱼、龙、凤、飞禽等雕刻非常传神，体现出辽代的民族特色，形制多为卧姿或深情对望等形式，给人以温馨的感觉，辽代出土的卧师等图案，大多为双体为主，神态温顺，例如胡人训狮等，反应出了一种场景性，其雕刻本身也有相当多图画叙述性，不是简单的个体场景刻画。体现出辽代雕刻工艺的精湛。

辽代琥珀出土多见于北方契丹和胡化汉人居住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地区等，辽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出土的琥珀墓葬，其墓主身份绝大多数是契丹人，据统计，辽代出土的玉器及玛瑙水晶等数量是出土琥珀数量的两倍，由此看来，琥珀除了与玉器玛瑙等代表墓主人地位、身份的象征之外，笔者推断可能会有更深一层含义，也反映出琥珀在当时的珍贵及特殊性。辽代出土的琥珀珠鱼龙耳环是吸收宋朝文化并融合自己文化，反映出多元文化的融合之作，鱼龙形有称摩羯，是佛教瑞兽，由印度传入中国，也体现出契丹人的民族特色。

辽代璎珞的出现和盛行，除了受到民族传统的影响之外，佛教在辽初期被引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契丹人最早信奉萨满教，在契丹人攻打汉地时，不断俘获汉人，在其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座，僧尼千人。”上京成为辽初僧尼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佛教慢慢传入了辽代。

琥珀在辽朝中期盛行时，被契丹人认为是勇士的象征，因契丹人独特的审美，及民族强悍的个性，相比之下，唐代时期，西域的大量琥珀就曾进入唐朝，但从未流行过，说明汉人不重视琥珀，契丹人特殊的审美以及佛教的影响，是契丹人热爱琥珀的原因。

辽朝琥珀的来源据推断来源于西域地区，因契丹人对西域奇珍异宝的渴望，使契丹人阻断了北宋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境外商旅只有通过辽境外才能到达北宋，前往北宋的商旅大多遭到契丹人的掠夺的，契丹族因为占据北疆的广大地区，所以与西域贸易往来更加畅通，大量琥珀传入辽朝，琥珀也成为契丹族向宋朝炫耀的资本，契丹人也借助琥珀这一外来珍宝来显示自己的地位。琥珀也被赋予了浓郁的政治含义及背景。

出土的大部分宋辽时期琥珀制品来源于契丹贵族墓葬及辽境内出土的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玻璃器等，辽代白瓷残片等显示了辽与中亚或者欧洲等国家直接的贸易往来证据。据十二世纪阿拉伯医生的书中记载，进入契丹路线有两条，其一是越葱岭，沿古代绿洲丝路北线，即取道塔里木盆地北沿龟兹、居延、高昌、至镇州可国城，续而东南行至上京。其二，越葱岭，取道疏勒、沙洲、甘州、西京等而抵达中京。另一条更北的路线，是皮毛之路，草原之路。除上述路线外，波罗地海的琥珀是否曾经海运进入辽境，尚且不得而知。

契丹族时期的琥珀是中国琥珀的一个高峰，也是世界琥珀艺术的丰富成果，契丹族琥珀的工艺题材与辽代玉器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出了契丹族时期佛教等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

琥珀艺术在中国有近四千年的历史，但由于与同时期的物质文化相比存量比较少，所以很长时间都不能引起关注，相关的论文也极少，本文希望引发学者对古代琥珀的研究及关注。

【作者简介】

朱春运（1990—），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学专业（艺术品鉴赏与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