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文， 付 军

(北京市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水磨村园林和自怡园的主人是清代初期的明珠家族，纳兰明珠(1635—1708年)，字端范，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十六年(1677)至二十七年(1688)任武英殿大学士，位居宰相，权倾朝野。长子纳兰性德(1655—1685年)，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担任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次子纳兰揆叙(1675—1717年)，字恺功，号惟实居士，官至左都御史。三子纳兰揆方(1679—1707年)，字正叔，其妻为礼亲王代善曾孙和硕康亲王杰书第八女，揆方身为和硕额驸(郡马)，其待遇与公爵同。

水磨村园林和自怡园是康熙前期的明珠家族在海淀畅春园附近建造的两座著名园林，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记载，它们两者的关系和位置在学者中长期存在不同意见，成为北京园林史研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在张宝章、贾珺以及曹汛、焦雄等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更多的文献研究以及实地调查，获得了新的进展。

一、水磨村园林

水磨村历史悠久，建成于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以前，它位于今天清华大学校园西北侧，为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办事处水磨社区。揆叙和师友的诗作中谈到，水磨村有一座园林，由于这座园林与明珠家族另一座园林(自怡园)距离不远，几位诗人经常来往于这两座园林之间。在他们的诗作中，这两座园林有时会交替出现，因此，必须细致分析某一诗作在诗集中前后的作品，同时联系友人当时的诗作，才能正确理解其中传达出的时空信息，否则就会误认为这两座园林是同一座园林。时至今日，学者们并没有看清楚水磨村园林的本质，不知道水磨村园林是明珠家族早于自怡园建成，并且规模很大的一座园林。

1)前人认为水磨村园林就是自怡园。从嘉庆五年(1800)的戴璐开始，学者们认为明珠家族的水磨村园林就是自怡园。嘉庆五年，戴璐在《藤阴杂记》中记载：“明太傅珠自怡园……知园在水磨村, 今为长春园，《宸垣识略》谓在海淀,误。”[1]戴璐的证据是唐孙华的《揆总宪凯功挽诗》组诗4首，第4首为：“清诗谁向草堂吟？人日偏伤掩玉琴。犹有高斋旧宾客，可怜水磨好园林(自注：水磨，地名)。”[2]由于戴璐的《藤阴杂记》很有名气，清代、民国直至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一直认同戴璐的观点。

2)张宝章先生认为水磨村园林是揆方的宅园。2000年，张宝章先生查到查慎行《自怡园记》中记载“相国明公之园，在苑西二里”，说明自怡园在畅春园西二里，而水磨村在畅春园东北三里，所以水磨村园林不会是自怡园。其后，在2012年，张宝章先生认为：“水磨村这座‘好园林’并不是自怡园，而是揆叙的弟弟揆方的宅园，其证据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皇三子允祉的《奏请指定建房地折》，其中写道：‘……今臣允祉我买得水磨闸东南明珠子奎芳(揆方)家邻接空地一块，看此地方，距四阿哥建房一带近，且地处现开浚新河南岸，系皇父游逛之路，地亦清净，无一坟冢。’”[3]

3)本文认为水磨村园林后来成为揆方宅园。《揆方墓志铭》记载：“暨太师公致政家居，则公之伯兄纳兰公已谢世矣，而公仲兄、今掌翰林院事恺功先生则又在帝左右，凡巡幸所至，皆命扈从，故不能常侍太师公侧，而长留膝下者，则公也。”[4]这说明，因为纳兰性德已经去世，揆叙经常跟随康熙出行，揆方成年以后，负责服侍照顾明珠，明珠夫妇常住水磨村园林。后来，揆叙成为自怡园的主人，揆方成为水磨村园林的主人。揆方死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因此，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皇三子允祉谈到这座园林时说，“明珠子奎芳(揆方)家”，这是合理的。

4)关于“水磨村园林不是自怡园”的补充证据。2009年，贾珺的《北京私家园林志》认为：“自怡园建成之前，明珠长子、著名词人纳兰性德(1655—1685年)已经去世，但其生前曾经作有《郊园即事》《偕梁汾过西郊别墅》等诗，可见明珠家族在西郊至少还拥有另一座别业……”[5]本文认为，贾珺“……明珠家族在西郊至少还拥有另一座别业”的推断是正确的，自怡园以外的另一座最大的别业就是水磨村园林。纳兰性德、揆叙、唐孙华、查慎行的诗作可以证明水磨村园林不是自怡园。

纳兰性德的《郊园即事》诗中有：“胜侣招频懒，幽寻度石梁。地应临射圃，花不碍毬场。”[6]纳兰性德去世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自怡园开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3]，因此，此处的郊园不会是自怡园，应该是水磨村园林，水磨村园林建成于康熙二十四年以前。从揆叙为唐孙华《东江诗钞》写的《序》可知：康熙二十六年(1687)冬季，明珠聘请唐孙华到家里给揆方当老师。康熙二十七年(1688)春天，揆叙的老师查慎行离开北京回南方，明珠又聘请唐孙华给揆叙当老师[2]。康熙三十一年(1692)春天，唐孙华住在畅春园附近明珠家族的一座园林，他称这座园林为“相国郊园”“园”“相国园”或“独乐园”，唯独不称“自怡园”。唐孙华《重过相国郊园》：“一鞭蹇卫指郊原，三载仍过独乐园。前度看花人又到，曾来听雨榻重温。卸装篱下开新径，系马桥边识旧村。忽讶车驰似流水，苑东原接濯龙门。”[2]诗中“三载仍过独乐园”一句说明，唐孙华3年前(康熙二十八年)来过这座园林。后又有一首《移馆园中，每御赐相国酒馔，辄得分尝，赋述盛事》，诗题中“移馆园中”说明康熙三十一年唐孙华到这座园林来给揆方授课。诗中“系马桥边识旧村”一句说明，这座园林是在一座村子附近，这个村子就是水磨村。“忽讶车驰似流水，苑东原接濯龙门”中“苑东”一词说明了唐孙华居住的明珠家族这座园子位于畅春园东部，因此，它不会是畅春园西二里的自怡园。揆叙《次韵和东江重过郊园二首》：“吟鞭重指乐游原，径转桥回识小园。久别愁多劳梦寐，相看喜极忘寒温。蜡醅好试春灯宴，雀语先喧水磨村。从此风光知不负，山桃岸柳渐遮门。”[7]此诗同样作于康熙三十一年春天，是唐孙华《重过相国郊园》一诗的和作。因此可知，明珠这座郊园位于水磨村，这也说明唐孙华居住的园林是水磨村园林，不是自怡园。康熙三十二年(1693)春天，查慎行来到北京，明珠邀请他到了水磨村园林。查慎行《重过相国明公园亭四首》：“其一：名园多在苑东偏，不数樊川及辋川。……何似赞皇行乐地，手栽花木记平泉。其二：毬场车埒互相通，门径宽闲五百弓。但觉楼台随处涌，不知风月几人同 ……”[8]这两首诗是在同一座园林中所写，诗中“名园多在苑东偏”说明这座园林位于畅春园的东面，因此是畅春园东北的水磨村园林，不是畅春园西面的自怡园。

5)水磨村园林是明珠家族较大的园林。水磨村园林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以前，此时是明珠事业的兴旺期，大权在握，财力雄厚。从前述纳兰性德和查慎行的诗中都可以看到，这座园林有毬场，有射圃(射箭场)、车埒(马术场、演武场)，其中“门径宽闲五百弓”“但觉楼台随处涌，不知风月几人同”。说明这座园林面积很大，建筑很多，可能是明珠家族园林中比较大的一座。

二、 水磨村园林的准确位置

1992年，焦雄先生《北京西郊宅园记》中《自怡园》一章认为：“自怡园……具体坐落地址，一直有争论。笔者近年来，对自怡园址进行考证，……一处在清华大学西校门北一带地方，未建清华学堂之前，这里是一片苇塘。民国初，有水磨农户开垦成稻田，发现地下埋着古花园厅堂遗址，而且濒临水体。……而清华大学西校门内这处遗址是明珠自怡园遗址，……因此可以确定，明珠的自怡园遗址，在水磨村偏南一带地方，南大河北岸。”[9]

前面已经证明，这座园林不是自怡园，而是水磨村园林。在焦雄先生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清代北京西郊河道走向可知，万泉河在今天清华大学西门附近分为两支，一支向北流向水磨村，另一支向东(今天叫做“南大河”)，就是前文中允祉所说的“现开浚新河”。允祉的奏折说明他的园林处在南大河南岸，因此，明珠的水磨村园林应该位于南大河北侧，水磨村东侧，即今天清华大学北部区域。

三、自怡园是揆叙的别墅

揆叙成年以后，成为自怡园的主人，自怡园的名称出现在揆叙、查慎行、汤右曾的诗文中。自怡园主人揆叙去世70多年以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吴长元《宸垣识略》卷14记载：“自怡园在海淀, 大学士明珠别墅。”[10]嘉庆五年(1800年)，戴璐的《藤阴杂记》记载：“明太傅珠自怡园……知园在水磨村, 今为长春园，《衰垣识略》谓在海淀,误。”[1]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自怡园位置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主要有位于海淀[10]、水磨村[11]、水磨村北[12]、水磨村偏南[9]、北京大学未名湖周围[13]、畅春园西二里[3]、西苑机关大院[14]、六郎庄东北[15]8种说法。其中海淀说因为范围大，学者们没有争议，有争议的观点概括为三种：水磨村说、未名湖周围说和畅春园西二里说。

1)自怡园的“水磨村说”是错误的。从查慎行的诗文可以证明水磨村园林和自怡园是两座园林。康熙三十二年(1693)，查慎行在《自怡园记》中记载：“相国明公之园，在苑西二里。……度地于丁卯春。”[16]这也明确告诉人们，自怡园在畅春园西面二里，肯定不是在畅春园东北面的水磨村。丁卯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说明自怡园在康熙二十六年开始建设，根据前文，水磨村园林建于康熙二十四年以前，因此它不是自怡园。

康熙三十二年春天，查慎行来到北京，明珠邀请他到了水磨村园林。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17第一题《次韵答恺功二首》，其一有“移床来对好溪山，只作渔樵共往还”。其二有“树底泉声竹外山，清晖娱客竟忘还。……画图光景分明记，又扫摊书屋半间”[8](诗后面有小注：时将移寓自怡园)。这个小注说明此时查慎行还没有去自怡园。第四题《移榻自怡园雨后纳凉》：“水转桥回路几层，此中真可避炎蒸。阴成绕屋三年树，光吐疏篱半夜灯……”[8]其中“水转桥回路几层”说明从水磨村园林走了一段“水转桥回”的路，终于来到了自怡园，“阴成绕屋三年树”说明距离上次来这里已经3年了。第五题《重过相国明公园亭四首》[7]是说查慎行从自怡园又来到了明珠居住的水磨村园林。因此可知，水磨村园林与自怡园是不同的两座园林。

2)未名湖说是错误的。2001年，侯仁之先生《未名湖溯源》一文认为自怡园是与畅春园相邻的，并且在畅春园东北角，准确位置在今天北京大学未名湖附近[13]。

侯仁之先生作出上述推断的依据是自己对微地貌的推断以及曹汛先生“自怡园去水磨甚近”的推断，虽然侯仁之先生看到了查慎行《自怡园记》中有关自怡园位置的记载，但是他认为自怡园“在苑西二里”的说法不足为据。因为侯仁之先生没有认识到畅春园西部的自怡园与畅春园东北的水磨村园林是截然不同的两座园林，因此他的“未名湖说”是错误的。

3)畅春园西二里说是正确的。“畅春园西二里说”源于张宝章先生的一个重要发现。2000年，张宝章先生《纳兰性德丛话》中的《自怡园三题》一文写道：“……我最近翻阅聂世美选注的《查慎行选集》，发现有一篇《自怡园记》，明确地写着：‘相国明公之园，在苑(指畅春园)西二里。’”[14]

《自怡园记》之外，张宝章先生一直在收集更多证据，努力证明自己的“畅春园西二里说”。 张宝章先生给出证明自怡园在“畅春园西”的证据有：查慎行《大风出西直门，至自怡园，恺功方拥炉读史》中有“十里欲迷城北路，一鞭重渡苑西桥”[8]；揆叙《新正郊居，叠西厓院长韵》中有“焰腾火树逼寒轻，不夜城喧爆竹声。却笑年来成懒癖，苑西还记踏歌行”[7]；汤右曾有《立秋后一日，恺功都宪苑西别业观荷，偶得六绝句，同查浦侍讲作》[17]的诗词。但是，在上述3首诗中，由于“自怡园”和“苑西别业”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这3个证据并不能证明揆叙的“自怡园”就是“苑西别业”。

本文作者根据张宝章先生的提示，深入分析了汤右曾、查嗣瑮(查慎行之弟，笔者注)、揆叙相互关联的3题诗作，找到了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揆叙的“苑西别业”就是“自怡园”。

1)汤右曾、查慎行诗作的证据。汤右曾《怀清堂集》卷15有一题《立秋后一日，恺功都宪苑西别业观荷，偶得六绝句，同查浦侍讲作》[17]，根据诗题知道，时间是立秋后一日，同游者是查嗣瑮。根据本题中其五的小注(去年六月花时，与悔余来游竟日，各赋诗二十一篇)可知，上一年六月他和查慎行(字悔余)一起来到揆叙这座“苑西别业”，一起品题了二十一景。根据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41《自怡园二十一咏偕西厓前軰赋，呈副相揆公》与汤右曾《怀清堂集》卷15《题恺功都宪自怡园二十一首同查悔余兄弟赋》分析，他与汤右曾去自怡园品题二十一景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六月，同年七月，查慎行病退返回了江南。因此，根据这个证据可以断定，诗题中的“苑西别业”应该是自怡园。

2)汤右曾、查嗣瑮、揆叙同一题诗作的证据。根据上文推断，可知汤右曾的诗《立秋后一日，恺功都宪苑西别业观荷，偶得六绝句，同查浦侍讲作》作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立秋后一日。根据该题中其二的两句“闲倚水晶宫馆立，待公那得便归来”，可以知道揆叙当时在外地。查嗣瑮《查浦诗钞》卷10有一题《立秋后一日，西厓约同游自怡园，看荷分作八截句呈总宪公》[18]，根据诗题知道，时间是立秋后一日，约游者是汤右曾。根据本题中第7首关于查慎行已经病退回南方的内容，以及本卷本题前面第13题《送润木典试三楚》中小注“昨岁癸巳”和卷11第1题中小注“时余年已六十四”推算，本题诗作于康熙五十三年立秋后一日。根据本题中第3首的小注(时总宪公正随驾热河)，可以知道揆叙在热河。根据第5首的小注“时蔡阁学先到，假寐方起”可以知道，当时蔡阁学(蔡升元，号方麓，康熙二十一年状元)提前到达，在房子里小睡，等待汤右曾和查嗣瑮。

揆叙《益戒堂诗后集》卷8有一题《西厓少宰枉驾园中赏荷赋诗见寄，次韵奉答六首》[7]，从卷8的小注知道，这题诗作于康熙五十三年，诗题说明这一年汤右曾到揆叙园中游览了一次，也说明主人不在场。第1首“裂帛湖东尽日游，香风吹过鹭鸶洲。今年六月多隆暑，特向金塘作早秋”，说明了汤右曾游览的时间是秋季。第6首有小注“时与蔡阁学方麓、查侍讲德尹同游，各赋诗见寄”说明，与汤右曾同游者有蔡阁学、查嗣瑮，他们都写了诗，寄给了在外地的揆叙，这6首诗是汤右曾《立秋后一日，恺功都宪苑西别业观荷，偶得六绝句，同查浦侍讲作》6首诗的和作，每首诗的韵脚都是一致的。

从上面3题诗作分析，由于时间、人物、吟咏题目、诗作韵脚互相关联，所以当时3位诗人同一天游览的“恺功都宪苑西别业”就是“自怡园”。根据上述两个证据，本文认为，揆叙“苑西别业”就是“自怡园”。因此，张宝章先生自怡园位置的“畅春园西二里说”是正确的。

四、自怡园的准确位置

2000年，张宝章先生认为：“……自怡园建在畅春园以西二里处。园东有丹稜沜，与畅春园西花园之马厂为邻；西边紧靠西湖和瓮山，与好山园、耶律楚材墓接壤；北边是一亩园和稍后建成的自得园；南边是六郎庄、圣化寺和巴沟。这块地方在今西苑机关大院一带。”[14]2015年，张宝章先生在《昆明湖畔两村庄》一书中的“自怡园在六郎庄”一节中认定：自怡园在六郎庄东北方一片广阔的空地[15]。

2012年，贾珺认为：“笔者依据旁证史料，猜测此园演变为后来的自得园，理由有四，其一，目前已知的所有海淀大型园林中，唯有自得园位于畅春园西北不足1 000米的位置，符合“苑西二里”的要求。其二，清代西郊园林在流传过程中改名，经常取同义或相近的字词，如“承辉园”改“承泽园”，“绮春园”改“万春园”，“自得”与“自怡”也是同义之词，二者或有亲缘关系。其三，雍正二年(1725年)，果郡王允礼(后晋果亲王)获赐自得园，时间上衔接的十分紧凑。其四，从现存遗址和文献判断，自得园是一座以水景见长的园林，与自怡园的风貌十分相似。以上推断尚无直接的文献证据，仅为笔者臆测的可能情况之一，聊记于此，以待续考。”[19]

本文对园主揆叙的诗作进行了分析，认为张宝章先生推测的自怡园位置是偏南的，并为贾珺的推测补充了证据，同时进一步推测：果亲王允礼自得园(北部为今中央党校南院)的前身应该是自怡园，自怡园的范围大于现存的自得园。

1)本文推测的自怡园位置符合园主人诗作中靠近瓮山山麓的记载。揆叙《益戒堂诗集》卷2《积水潭次惠元龙韵六首》：“……其二：郊园卜筑近山隈，好友招寻破碧苔……”[6]此诗作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这座郊园就是自怡园。“近山隈”说明自怡园靠近一座山的一个角落。揆叙《益戒堂诗后集》卷6有一题《和他山师园中看荷花次原韵四首》，其二：“丹棱沜北瓮山旁，水面风迴细作香……”[20]这首诗标出了自怡园的位置在瓮山旁边。同卷有一首《题朔漠寻芳谱》：“我家园亭枕山麓，岁岁乘闲莳花木……”[20]诗中“枕山麓”说明自怡园的位置靠近瓮山山麓，这两首诗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因此，自怡园应该位于瓮山东麓，如果是在南麓，或北麓，它与畅春园的距离是会明显超过二里的。从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本文推测的自怡园位置也是靠近瓮山东麓。根据上述推断可知，张宝章先生推测的自怡园位置是偏南的。

2)自怡园的范围大于现存的自得园。揆叙、查慎行、汤右曾都有关于自怡园二十一景的诗作，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41有一题《自怡园二十一咏偕西厓前軰赋，呈副相揆公》[8]，汤右曾《怀清堂集》卷15有一题《题恺功都宪自怡园二十一首同查悔余兄弟赋》[17]，揆叙《益戒堂诗后集》卷7有一题《园中二十一题次他山先生韵》[20]，二十一景当中有“筼筜坞”“荷塘”“北湖”“因旷洲”“芦港”“柳沜”“芡汊”这些大型的景点，因此，自怡园不会局限在目前的自得园(今中央党校南院)这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