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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出台《精神卫生条例》助力构建健康中国

2019-12-02谈润卿

新西部 2019年9期
关键词:精神障碍精神科卫生

探索和创新精神卫生工作,实现精神卫生服务管理流程规范化,是保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构建健康中国必然要求。应加快推进制定中省《精神卫生条例》,明晰责任,从源头为精神障碍的预防、治疗和社区康复等工作制定细则,赋予每个环节牵头部门以相应的权利,加大经费保障力度,探索社会保险参与机制,提升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供给水平,广泛开展正确认识精神类疾病和群众自身防范意识宣传教育,实现精神卫生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

加快推进制定《精神卫生条例》迫在眉睫

精神卫生是健康中国题中应有之义,其既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精神卫生的发展尽管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公共精神卫生作为一个新的领域也已经有十几年的发展,但我们仍然面临很多的问题和挑战。据统计,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截至2017年底,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已达581万。陕西省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截至2014年底已达11.61万人,成为一个规模不小的群体。该群体的救治管控难度大,极易发生肇事肇祸事件。

发展精神卫生事业,规范精神卫生工作,及时高效地服务管理精神障碍群体,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2013年5月,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但迄今尚未颁布配套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条例》,陕西也未制定相应地方性法规。《精神卫生法》虽然填补了该领域的法律空白,但在落地实施中仍缺乏细则和操作指引,包括陕西在内的大部分省份也未出台地方性法规,使得《精神卫生法》颁布六年多来,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各地仍不时发生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伤人杀人恶性事件。

仅今年7月份以来,陕西就发生多起见诸媒体并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包括西安一精神疾病患者杀害房客现场拒捕纵火被民警击伤身亡、商洛老夫妻深夜被精神病儿子所杀以及西安钟楼地下环道精神障碍患者砍伤老妇及女童等,充分暴露出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街道、派出所、社区、工作单位及主管部门、卫健部门及基层卫生机构等存在衔接不畅甚至工作漏洞。

精神卫生领域服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精神卫生领域,特别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

一是责任划分不清。从日常工作中提前发现精神障碍患者,到现实中精神障碍患者发病,再到接受医院治疗,最后到出院接受社区康复,每一个环节该由谁负责,由谁牵头,由谁负责经费,出了问题应该找谁等等,并无具体细致、可操作性的规定。

二是入院难,出院难,回归社会更难。入院难与出院难均包含两层意思。入院难一方面指因为精神卫生资源紧张,且集中在大中城市,城市精神障碍患者要住院时床位紧张,县域内的精神障碍患者得到相应医疗资源的机会更少,另一方面指当前对于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精神障碍患者,强制收治启动程序不明晰,造成相当一部分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遗留在社会未得到有效治疗;出院难一方面指因为社区康复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或没有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服务管理,加之大部分患者家庭受累于多年照顾已非常疲惫,极易发生监护缺失,另一方面指“被精神病”救济程序不明晰,仍旧存在维权难,需要进一步细化保障措施;回归社会难既有社会公众的不理解,也有技能的遗忘或缺失,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应通过康复训练逐步帮助其恢复生活技能、社会技能乃至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从而使其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三是预防为主的理念仍未树立。公安机关无论是指挥中心还是普通民警,在接到关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报警电话后,通常的答复都是尚未发生肇事肇祸事件,因此不便处置;卫健部门、街道、社区等,主要仍是在患者接受治疗、办理残疾证时进行录入统计,主动走访摸排不够。

四是社会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度仍处在较低水平。这其中,既有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与偏见,也有因讳疾忌医而对自身精神状况的回避,正确认识精神类疾病的宣传引导力度不够。

五是经费支持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以陕西为例,每名家庭困难精神障碍患者每年获得残联的补助标准为4000元,这对于需长期住院治疗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无异于杯水车薪。同时,我们更不应忽略那些被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伤害甚至杀死的无辜群众的诉求,若精神障碍患者家庭不愿或者无力赔偿,则无辜群众将受到二次伤害。

齐抓共管完善中省《精神卫生条例》

探索和创新精神卫生工作,实现精神卫生服务管理流程规范化,是保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构建健康中国必然要求。加快推进制定中省《精神卫生条例》,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明晰责任,从源头为精神障碍的预防、治疗和社区康复等工作制定细则。明确发现、发病、治疗以及康复各环节中,相关部门及患者家庭的责任。以《条例》的出台为抓手,加快构建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服务管理机制。

第二,赋予每个环节牵头部门以相应的权利。在针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救助管理中,卫健、公安、民政、街道社区等相关单位在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应做到信息互聯互通,确保各环节牵头部门在开展工作前能够获取足够的信息以作出科学决策。同时,应考虑将困难家庭住院补助、患者家庭看护补贴等财政经费纳入相关部门预算,做到权责利相对等。

第三,加大经费保障力度,探索社会保险参与机制。现有的每人每年4000元补贴对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无异于杯水车薪,在现实中最常发生的就是治疗费用一旦使用完毕,或者是医疗机构不断催促将患者送去强制医疗的街道或公安部门再去缴费,或者直接让患者家属将人接走,致使其回到社会,再次成为“定时炸弹”。应加大财政专项经费保障力度,确保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应收尽收,在医疗机构得到有效治疗,并获得相应医学鉴定可以出院后,再办理出院手续。同时,可以探索利用残联彩票公益金项目等,设立相应基金,既可加大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帮扶力度,也可对被精神障碍患者伤害的无辜群众给予帮助。不断摸索社会保险参与机制,可考虑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购买强制保险,确保患者自身和被患者伤害的群众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险理赔。

第四,提升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供给水平。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全球平均4.36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全球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平均2.03名/10万人口),我国的精神卫生资源供给显著低于全球水平。而我省截止2016年1月,尚有54个县(市、区)未开设精神科门诊或心理治疗门诊。在提升供给水平上,我们不仅要通过增加精神科医院床位来加大供给,更要通过对包括医学和非医学领域的精神卫生专家的培养来优化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加强对包括精神病学家、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科护士,从事精神科领域的社会工作者以及职业治疗师的培养,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区患者。

第五,广泛开展正确认识精神类疾病和群众自身防范意识宣传教育。不仅要普及精神卫生科普知识,使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精神类疾病,不再歧视精神障碍患者,懂得常见精神疾病的防治知识,对于自身的苗头性隐患能够及时治疗不致久拖成疾;更要教育引导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病高危人群的判断力,做好自我防范工作,一旦病人病情发作,要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区,及时报警、求助,避免受到伤害。

作者简介

谈润卿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办公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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