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可持续生计理论，本文以贫困主体、扶贫政策以及区域发展和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结合青海藏区脱贫现状，从整体和动态的角度探讨青海藏区精准脱贫持续性问题和路径，以期为藏区稳定持续的脱贫提供理论参考。

青海藏区作为国家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是除西藏外全国最大的藏族聚居区，有着特殊的地理生态和族群文化。由于历史、自然、地域、宗教和交通等多方面的原因，该区域也是青藏高原和全国贫困发生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治理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目前，青海藏区各县域多维贫困程度依然较为严重，实现到2020年贫困县“摘帽”，任务依然艰巨。[1]为阻断青海藏区贫困陷阱的发生，实现贫困人口持续脱贫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相关概念及研究述评

1、精准脱贫及持续性

作为精准扶贫背景下延伸的名词，精准脱贫虽然目前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概念，但与精准扶贫相比较，精准脱贫更加强调脱贫目标的实现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就精准脱贫的持续性而言，是指贫困人口能够稳步脱贫、避免返贫，保障脱贫效果的长久和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贫困人口的角度看，解决了贫困人口的生计和发展需求，使他们拥有持续和稳定的生计能力、脱贫能力;从政府扶贫的角度看，扶贫政策应具有连续性和耦合性，能满足贫困人口的切实需求，能巩固脱贫成效;从地区生态角度看，在保证生态安全的同时，能實现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

2、可持续生计理论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概念最早见于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目前被学界普遍接受和沿用的是由Chambers界定的：只有当一种生计能够应对并在压力和打击下得到恢复，能够在当前和未来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和资产，同时又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这种生计才是可持续性的。[2]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和工具的可持续生计理论，在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比较成熟且被广泛应用的是DFID分析框架，该框架以贫困人口为研究对象，以实现区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解决贫困时将微观贫困主体与宏观区域发展相结合，通过增加贫困人口的生计资产、提高生计能力来消除贫困。

3、国内对藏区脱贫问题的研究

梳理现有可持续分析与藏区贫困的文献，其研究主要集中在：（1）藏区贫困特征及问题分析。贫困程度深、返贫率较高、脱贫难度大是基本特征;收入增长缓慢、生存环境差、拥有资源少、健康状况弱、劳动力素质低是存在的问题。（2）藏区贫困原因分析。藏区致贫原因复杂，是多重因素的叠加，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和制度等。（3）藏区治理脱贫的对策研究。从贫困人口的主体性上，强调培育和提升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持续脱贫的关键;从政府机构层面上，必须保障和加大在资金与制度供给上的持续性;从生态层面上，坚持把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相结合，降低因自然因素导致的贫困风险。

总结目前学者对藏区贫困问题研究的成果，发现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忽略了生计整体性角度对脱贫问题的研究;二是研究侧重于静态，对藏区贫困动态的多维分析不足。因此，本文依据可持续生计理论，从整体、动态的角度探讨青海藏区精准脱贫持续性问题，以期为藏区稳定持续的脱贫提供理论参考。

青海藏区精准脱贫可持续性分析

1、贫困主体持续性面临多重制约

（1）贫困人口生计资本多元化匮乏，脆弱性凸显

可持续生计理论认为，生计资本不足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杨帆等对2002至2014年青海藏区各县域多维贫困贡献度动态分析发现，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是导致青海藏区各县域致贫的重要因素。[3]以金融资本为例，若以农业人口为基数，藏区人均贷款额仅占全省平均水平的34.65%，最近三年藏区贷款总额和农业人口人均贷款额不仅偏低且呈下降趋势。[4]青海藏区金融资本的相对匮乏，会使贫困主体陷入投入低——低资本形成——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且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本的不足会抑制人力资本的提高，降低贫困主体的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非常不利于贫困主体脱贫的持续性，这将成为制约脱贫持续性的关键问题。

（2）贫困人口脱贫主动性不高，参与性较差

扶贫开发目标实现的标志在于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具有内生发展的动力，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5]扶贫工作只有落实到贫困人口身上，提升贫困人口脱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脱贫工作才能持续。在青海藏区的扶贫开发中，一直以来政府的主体责任过于强大，导致一些贫困人口认为脱贫是政府的任务，能否脱贫与自身无关，“我要脱贫”意识缺乏，养成了“等、靠、要”思想，而这种缺乏脱贫主体自身责任与能动性的扶贫是精准脱贫持续性的最大威胁。

（3）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脱贫能力不可持续

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能力或权利的缺失是贫困人口长期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源所在。同时，美国学者Lewis指出由于“贫困文化”的存在会造成贫困发生世代传递，制约贫困人口可行能力的提升，影响脱贫的持续性。[6]

青海藏区地理位置偏远，长期社会资本的不足（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与滞后制约了青海藏区贫困主体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致使贫困人口陷入“贫困——脱贫资源缺乏——地区发展困难——返贫”的恶性循环，他们既缺少资源、技术以及信息以改变贫困状况，更缺乏发展的现代观念、信息与适应能力。[7、8]青海藏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2.7年，比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少5.8年，比青海省人均受教育年限少3.15年。对贫困人口而言，教育的缺失不利于其利用家庭已有资产进行生计策略的多样化选择，同时也会出现扶贫项目要求与贫困人口自身能力之间脱节，导致贫困人口脱贫缺乏持续性。

2、扶贫政策实施效果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1）扶贫的结构性施策欠缺，脱贫外部性凸显

扶贫资源的有效供给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必要条件，只有提高扶贫政策在供需层面上的精准匹配，针对扶贫对象脱贫需求的差异性进行结构性施策，才能实现脱贫的全面和持续。

青海藏区的贫困人口大多集中于高寒山区、干旱山区和沙漠化地区，自然条件和不同致贫原因的差异决定了扶贫政策和脱贫需求应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目前，青海藏区各县域贫困减缓过程中，出现了脱贫与发展差距的扩大化。[9]一方面，有些县在贫困减缓过程中减贫迅速，而另一些县的贫困减缓速度滞后。因此，过分强调方式统一，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扶贫政策制约了脱贫成效。

（2）扶贫政策缺乏耦合性，脱贫效果降低

青海藏区扶贫政策是以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来带动贫困人口的发展。虽有宏观整体的目标，但忽略了区域整体发展与贫困户需求不同层级之间的有效对接，忽略了藏区特殊的民族文化、素质水平等因素，扶贫项目缺乏科学性和群众基础，项目实施效果降低。其次，由于扶贫政策涉及多层次多类别政府部门，缺乏耦合性，导致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政策交叉、重叠”、“政策衔接不牢固”、“政策承接有障碍”等问题，[10]出现相互削弱甚至抵消脱贫成果。

3、区域发展和生态环境矛盾不可调和，缺乏可持续性

青海藏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分布与生态功能区和国家禁止开发区高度耦合。[11]生态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对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反应灵敏，导致生态系统缺乏稳定性，制约了青海藏区贫困人口通过发展产业脱贫的持续性。目前，对青海藏区多维贫困贡献度的研究中发现，自然资本的贡献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同时，极度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减少了可利用的耕地资源，从而加大了对传统农牧业生产严重依赖的农牧户的生计风险，返贫率增加，脱贫不可持续。

提升青海藏区精准脱贫持续性的路径思考

1、改善贫困主体的生计资本，提升贫困人口脱贫能力

对青海藏区来说，政府未来的重点应放在改善贫困人口的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具体可以通过（1）继续完善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和公共服务建设，增强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2）根据贫困人口的文化程度、知识接受程度和未来发展愿景，各地区进行系统性、分层次的就业技能培训，重点放在经营、管理和创意方面，加强贫困人口与外界的接触，增强现代的观念、信息与适应能力，提升其生计能力;（3）加大对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等的覆盖范围，加强医疗服务资源和医务技术人员的引进，做好保障功能;（4）通过易地搬迁或依靠技术提高土地的生产力，降低自然资本不足对贫困的贡献。

2、塑造贫困人口的主体地位，提升内生发展能力

首先，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12]

其次，通过参与式扶贫机制，将项目选择权、发言权以及决策权交给贫困主体，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发挥贫困主体对本地情况了解的优势，以满足贫困主体的需求。同时，要重点实施一些增强贫困主体的社会适应性、脱贫致富的信心以及生存能力的教育和培训，改变贫困主体的思想观念，提高贫困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3、结构性施策，发挥政策组合效应，提高扶贫效果

在我国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每一区域都有其地域特殊性，因此扶贫政策的实施要统筹兼顾，贫困村减贫项目和扶贫优惠政策应兼具均衡性和特殊性。[13]在扶贫政策、扶贫内容和方式上要体现出差异化，产业的选择上要因地制宜，符合当地贫困户的切实需求。另一方面，未来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上重点向贫困严重、发展滞后的县域倾斜。同时，从政策目标、实施措施、评价方式等方面系统梳理不同区域、不同部门的资源，进行优势互补，有效融合，保障政策实施的完整性、协调性。

4、实施“生态+文化”的绿色产业，保障载体的可持续性

青海藏区特殊的地理生态、族群文化、生态功能等客观条件是影响藏区长期脱贫的重要因素。藏区精准脱贫可持续性要求必须兼顾生态与扶贫，确保生态安全。合理进行优化区域开发，引导贫困人口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走“生态+文化”的绿色文化产业扶贫道路，可持续地完成青海藏区的精准脱贫。

参考文献

[1][3][9]杨帆，庄天慧，龚荣发，曾维忠.青海藏区县域多维贫困测度与时空演进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22.

[2]Chambers R，Conway GR.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M].IDS Discussion Paper No.296.Brighton，England：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2.

[4]王淑婕，顾锡军.区域发展视野下的青海藏区扶贫开发困境与解策[J].青海社会科学，2012（3）.

[5]覃志敏.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转型：内源性扶贫——以滇西北波多罗村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6]Lewis. The culture of poverty[J].Scientific American，1966，219.

[7]钱宁.文化建设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内源发展[J].云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學版），2004（1）.

[8]丁军，陈标平.构建可持续扶贫模式治理农村返贫顽疾[J].社会科学，2010（1）.

[10]郑瑞强，王英，张春美.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风险、扶持资源承接与政策优化[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11][13]王亚玲.精准扶贫背景下青海藏区扶贫方式创新[J].攀登，2016（6）.

[12]卫小将.精准扶贫中群众的主体性塑造——基于赋权理论视角[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5）.

作者简介

尹秀娟 青海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