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

插图/陈志彤

11月16日上午，廣州沙园广重小区三街北垃圾投放点，一手牵孙子一手拿垃圾袋的老爷爷，单车篮子里装着三袋不同颜色垃圾的阿姨，用两根手指拎垃圾袋、中间垫了块纸巾的年轻女孩……近十人挤在约两平方米的垃圾投放点，破袋，选桶，扔垃圾……其中身穿红色马夹、戴着一次性手套、拿着一把约60厘米长的钳子拣垃圾的，便是垃圾监督员菊姐。

两个多月前，沙园社区施行楼道撤“桶”并升级垃圾投放点。闷热的傍晚6点，菊姐来到垃圾投放点，打开餐厨垃圾桶，迎面就是糊成一团的厨余垃圾浮在偏黄的汁水上，夹杂着纸巾、餐盒……酸味、馊味、甜味、苦味一起涌上来，穿过一次性口罩，闯进鼻腔，脑袋有一瞬间是麻的，酸馊味让人反胃。周围围着十几个看热闹、等着扔垃圾的居民。菊姐戴着口罩，套了一双包住手臂的塑胶手套和一双耐磨棉线手套，“我不知道是抓还是不抓？”所幸，那天没有腥得让她作呕的鱼肉。

从那之后，每天早上7点，菊姐都带上一叠垃圾分类登记表和一叠一次性手套，来到垃圾投放点守“桶”。

这是一个24小时垃圾投放点，有六个垃圾桶——两个其他垃圾桶、两个餐厨垃圾桶、一个可回收垃圾桶和一个有害垃圾桶，旁边配备了洗手池。早上7点，全部垃圾桶打开，晚上10点之后只留一个其他垃圾桶和一个餐厨垃圾桶打开。

开工之前要在投放点的小白板上，写下昨日的垃圾投放情况，采访当天写下的数据是，219户当中有209户投放准确，成绩较好——“超过一半就算比较满意。”

正式开工，每来一个倒垃圾的居民，菊姐就迅速在登记表上用“正”字记录。二十分钟后，垃圾车就来进行当天的第一次收运垃圾。一般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比较多，一天要收5次以上，可回收垃圾一天收一次，有害垃圾十天左右收一次。

半个小时后，小型道路高压清洗车就过来清洗垃圾桶。有时居民的餐厨垃圾不小心洒在了垃圾桶边上，环卫工人或菊姐会及时擦拭干净，“就和你吃完饭要擦桌子一样。”

“扑通”一下，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将一黑色垃圾袋直接扔进其他垃圾桶里。“垃圾分好了吗？”菊姐下意识问道。“都扔了九十多次了。”小伙子转身走开。菊姐拿着钳子过去，打开发现一堆生活垃圾里面有个易拉罐，她捡起易拉罐放在可回收垃圾箱里。

“纸巾要分出来哦。”一个老奶奶打开那袋餐厨垃圾准备倒入餐厨垃圾箱里，菊姐瞥见藏在一堆菜头菜尾里的白色餐巾纸。“很多人吃完饭就习惯性把饭桌上的垃圾全当作餐厨垃圾。”

“玉米棒和玉米衣是其他垃圾。”

“这个口服液瓶子要放在有害垃圾箱里。”

“动物粪便不是餐厨垃圾。”

“这包没开封的燕麦，要先打开，倒入餐厨垃圾箱里，袋子是其他垃圾。”

刚开始施行垃圾分类，类似的话每天要说两百多次。施行两个多月后的今天，每天只需要说十几次。如今，菊姐心里有底，年轻人的接受程度较低，年纪大的人比较愿意分类垃圾。

周末的上午从7点值班到9点，只有零星几个人不分类垃圾。工作日就稍微差些，“上班一族”大多数都不分，一大袋直接扔进垃圾桶就匆匆跑开，留下一句“赶着去上班”。

晚上的守桶时间是6点到9点。有个阿姨拎着两袋垃圾，一袋往其他垃圾桶里扔，接着拎起另一袋餐厨垃圾，小心地破袋，扔进餐厨垃圾桶里。“啪”一声，不对劲，“阿姨，你这袋垃圾是不是有螺？”菊姐闻声就反应过来，凑到垃圾桶前一看，原来是花甲壳。在告知阿姨螺、花甲等贝壳类属于其他垃圾后，菊姐和环卫工人一起开了锁，拉出垃圾桶，一米六多的她踮着脚，拿着钳子，从一米二高的垃圾桶里将花甲壳逐个拣出来。“这吃了一斤花甲吧。”她不忘和环卫工人打趣道。

菊姐在居委会做过四年治保主任，日常的工作就是处理街坊的事情，八十岁的老奶奶被骗了十几万;邻里之间因加装电梯闹矛盾;楼上楼下的住户因为漏水问题争吵;一家人为谁来照顾生病的老母亲闹翻……家长里短，琐碎，闹心。

今年8月底，广州沙园环监所要组建一支垃圾分类监督队伍。起初只说监督员负责宣传和指导居民分类垃圾，菊姐觉得可以，上了三四次培训课，学习了垃圾分类的知识以及了解容易混淆的垃圾，就上岗了。

“最初没想到要守‘桶的。”守“桶”之初，家人都叫她要全副武装。第一次守‘桶结束，她第一时间扔掉套在最外层、沾满餐厨垃圾汁液的棉线手套，跑回家洗澡。“洗完还觉得自己全身都是酸馊的味道。”

如此度过了一周，她每天都换新的棉线手套，早上九点守完“桶”，中午那顿肯定是吃不下了，连续喝了十天白粥作午餐。

这种情况得以缓解是源于一回和同事的交流。“放在餐桌上就是食物，好吃;餐厨垃圾不过是换个地方换个名字而已，其实都是食物。”这么一说，菊姐觉得有几分道理，如此一想便卸下了口罩和手套。

在菊姐进行自我心理建设期间，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接受程度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只有三四户愿意分类垃圾，十天左右，超过一半的居民都愿意分了。”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菊姐觉得垃圾分类监督员与其说是和垃圾打交道，不如说是和人。

有的人拿着一大袋垃圾，扔下就跑，遇上环卫工人和监督员劝说也不理会，有时还瞪环卫工人一眼，“你要分是吧”，说完就将整袋垃圾直接塞进餐厨垃圾桶里，环卫工人只好将垃圾桶拉出来，将袋子从餐厨垃圾里捡起来，逐件分类。

菊姐看不惯这种行为，“分不分垃圾，你都得尊重人。”有四年调解街坊纷争经验的菊姐，对这些人还是有办法的。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自己辛辛苦苦分好垃圾，拿下楼是给环卫工人拿去卖钱的。听着那个男人嘟嘟囔囔，菊姐回了他一句，“可回收的垃圾你可以自己留着，叫人上门收！”

还有一回，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拿着垃圾，站在距离垃圾桶一米之外就想扔进桶里，菊姐阻止他。他冲着菊姐说，“我怎么说都是个小老板，去外面出差别人都对我毕恭毕敬，现在每天对着垃圾搞个半天。菊姐反驳道：“每户居民都要这么做的。”

“你知道我花多少钱买这里的一平方米吗？大不了多交点物业费。”

“如果你觉得麻烦，你可以请钟点工来扔垃圾。”

垃圾分类施行的时间还不长，菊姐理解大家需要时间过渡，也知道很多人不过是把工作和生活中的气撒在垃圾上罢了。

情况也不尽是那么糟糕，楼道撤了桶，老鼠蟑螂少了;垃圾分了类，崭新的垃圾分类站，不再臭气熏天。渐渐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有些居民路过垃圾分类站，会停下来看其他人扔垃圾有没有分好类;一些邻里关系好的，扔垃圾会顺便把邻居的垃圾也带下楼;关系不好的，会悄悄跟菊姐打小报告，“监督”邻居扔垃圾……

菊姐记得一个有意思的老爷爷。他每回下楼扔垃圾，都先将几袋垃圾整齐放在垃圾桶边上，一边打开袋子，查看，扔进桶里，一边悄悄看一下菊姐。“都对！这次都对！”菊姐会夸他。

原来八十多岁的爷爷记性不太好，又担心分错了会被笑话。后来他让太太告诉菊姐，让她们多体谅他。菊姐觉得有些老人像小孩，“他们会很好奇，很想学习垃圾分类这个新知识，会在喝茶、晨运的时候把这分垃圾当作一个话题来聊。”

除了守“桶”，垃圾分类监督员还要在公园等地方办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上门宣传，去学校、幼儿园宣讲等。

宣讲之后，效果还是有的。有一回，有一位老奶奶拎着一袋虾壳下楼问菊姐，虾壳是不是其他垃圾，得到肯定答案后，她说“原来我的孙子说得对。”

这一天上午的守桶工作结束，菊姐脱下手套，骑着单车回家，她经过沙园市场，“买点莲藕、绿豆煲排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