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实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维吾尔族诗人。不久前我收到了他托人自乌鲁木齐寄来的诗集《一路向南》，因为他正在南疆的麦盖提县驻村，那里是刀郎文化的发祥地。在微信中，狄力木拉提告诉我，他要在那里待上一年时间，他希望能真正读懂那里的生活。我关注这位诗人的作品已有数年，他在报刊和各种新媒体上发表的大部分作品，我差不多都拜读过。《一路向南》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倾心写作几十年，到了知天命之年才精挑细选出版自己的首部诗歌作品集，可见他的严肃与认真。

事实上，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在我看来，他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近年重新翻译、修订了维吾尔古典长诗《福乐智慧》的最新汉文版。他告诉我，之前几位前辈的汉语译文已经够出色了，但还是未能避免一些语言上的歧义甚至意义理解方面这样那样的差错。《福乐智慧》的作者尤素福·哈斯·哈吉甫，是中华文明史上堪与李白、杜甫比肩的伟大诗人、思想家，他的这部作品，以韵律严谨的双行体，叙事说理，风谣善恶，表达社会政治理想，自十一世纪问世以来，对维吾尔诗歌影响巨大，也是近世以来东方学、突厥语学者整理、研究和解读的重要典籍之一。为了这部巨著的翻译，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耗时多年，费尽了心血。同时，他也是新疆当代一些重要的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吉克语和蒙古语诗人作品的汉语翻译者。

还是在几年以前，当我偶然从杂志上读到他的一组题为《一路向南》的诗作后，就立刻被震撼了，其中有对诗人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的赞赏，更包括了对其语言造诣的惊奇——我指的当然是汉语。众所周知，当代汉语诗歌，成也“语言”，败也“语言”。对于特殊修辞的偏好，对于语感的追求，对词语的迷恋，对句法的执着，造就了一些诗人，但也可能把他们彻底封闭进了无聊的象牙之塔，因此，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表面繁盛与阅读接受的匮乏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毫无疑问，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绕开了这样的迷津。他的诗歌作品是关于叙事和表达的，他笔下的形象、意象是亲切可辨的，他的写作同生活世界、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他作为新疆广袤土地上的一个赤子，对那里的山川草木、人畜牛羊是怀有深爱的，并且充满了自知、自省与自信。经年累月中大量的翻译实践，包括维吾尔诗歌古老传统的影响，让他对诗歌创作有较之一般人更为清醒的艺术自觉。他对新疆各部族的方言、习俗、历史文化乃至宗教，既有认同，也有反思。他以本民族的智慧和精神为傲，但并不盲从于一个地方、一个族群、一种文化，他的思想不受任何捆绑;在今天看，他其实就是在以启蒙理性审视部落式的褊狭落后，弘扬新疆各民族历史和语言文化中的珍奇价值，用宽容之胸襟拥抱多元的世界。依我观察，狄力木拉提·泰来提首先是一个心灵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然后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族诗人。

在集中阅读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诗作的过程中，除了跟随他奔放的豪情、奇诡的想象、幽默的品格遨游精神意义上的新疆之外，我也常常会想到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漢语诗歌的抒情方式问题，其二是当代诗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前者比较复杂，几乎一言难尽，但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的诗歌写作恰好提供了一个较为超越的范例。当一个汉语并非其母语的诗歌写作者选择用现代汉语抒情言志时，他的自然的、本能的诗意生成方式会是怎样的？他对语言、语义、语感、音韵和节奏等技艺层面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对大部分汉语诗人们都视若天条的诗歌“现代”范型、话语模式、修辞结构和讽喻机制之类，他又是如何看待的？这将有助于我们跳出当代汉语新诗写作及阅读的审美误区，复归诗歌表达与接受的良性状态。传统的维吾尔诗歌中对韵律、节奏，亦即对音乐性的重视自不待言，诸如尤素福·哈斯·哈吉甫这样的诗人的现实关怀、社会政治怀抱，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维度。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几乎是天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问题。

我之所以强调“复归”，是因为汉语新诗由于自身原因，在当代精神生活中基本上已经自行消失，诗人们不是深陷于语词、奥义和玄学的桎梏，就是在一种玩世不恭、油腔滑调的游戏化文字中汲取消极的逸乐。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的诗则大为不同，他注重与生命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形象、喻体，他对大地上的房屋、劳作、动物、植物，对边地子民简朴、清苦却达观的生活态度及岁月伦常，观察深切;他对地域、民族、宗教和文化的感触沉思，也非关教条与书本，而是有自己确定的时空意识、价值判断;他的语言是端正自然的，他甚至尽可能地处理了押韵和诵读节奏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将整个新疆都真切地作为自己物质和精神的故乡来深情拥抱，纯真地打量那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断层，新疆的山川之美、旷野之美、农耕之美以及草原之美，不断出现在他的笔下。他的言辞中洋溢着对幸福、宁静以及生死之从容不迫的即时醒悟。尽管在某些诗作中，他也感受到来自土地的苦涩：“坎土曼，一头是笨重的铁器/一头是简单头脑”，以及等待中的农妇的近切忧伤：“孩儿听信谗言/迷失方向”（《走进南疆》），贫困和愚昧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目了然：“高大的白杨/未必知道自己是白杨/羊与羊之间传授彼此的无知”（《叶尔羌河落日》），但诗人四处叩问的结果中，最终包括了田园哲学的真谛：“问驴马何故如此开怀/它们说前方有可以打滚的热土”（《走进南疆》）。一言以蔽之，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的诗，是真正的诗人之诗，歌者之诗，而非“语义学”之诗、工匠之诗。他不只是用汉语写作，也是在用汉语实证一个人对当代诗歌艺术的正确理解。因为如前所述，今天汉语新诗的为人诟病之处，就在于抒情方式和抒情态度的扭曲：语言过剩而思想情感严重匮乏。这个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族诗人则告诉我们，什么是“思无邪”，什么是对爱和生活的真诚赞美，什么是诗人与土地、家园、祖国的明朗关系，什么是艺术家对文明意涵的时时刻刻的阐发。

后者，也就是关于诗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虽不见得与诗歌创作直接相关，却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诗人的另一个身份其实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负有警醒、启智的思想责任。毋庸讳言，当今世界、当代中国社会，似乎都正有一种民粹/民族主义的暗潮在涌动，甚至极端民族主义的沉渣也会时常泛起，多元、包容、共荣、五湖四海的人类共同命运之途，正面临转向的危险。在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所生活的中国新疆，各种夹带政治图谋的暗流，就更是微妙复杂。在诗集的序言中，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写道：“如果说我的身份是维吾尔族，或者说我的血脉里流淌的是维吾尔人的血，但我兼容的内心世界和信马由缰于多重文化的软件系统，表明我肯定是一个除肉体以外的一切都是混血的杂种。当我的许多族人在竭尽全力试图找到自己的血统、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方面的纯正性的时候，我却发现我的情感、灵魂、智慧以及内存的历史文化、宗教体系、审美情趣和处世之道，都具有鲜明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应该是一个复合体，或许我的某些部件可以作为太空材料。”我想，这清晰地表明了一个诗人从生物学到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检点，也表明了一个现代个体在历史、哲学、政治和伦理方面的明确立场，而这正是中国当代知识活动中比较稀缺的成分。在我和狄力木拉提的多次面对面交流中，我都清楚地觉察到了他的忧患与沉思，对当代中国和新疆社会所表现出的一些精神文化矛盾，对基层工作中的顾此失彼，对几乎席卷一切的商业大潮的破坏性力量，他都保有一个艺术家的足够的警觉，他的批判意识、反省意识中则体现出其民族智慧中的诸多古老价值，也就是对健全社会中精神秩序、善恶观念以及爱和慈悲的吁求，他绝不会让自己的文字沦为消遣的玩物、追名逐利的工具。

在诗集《一路向南》中，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可以说处处体现了一个现代主体的文化自信和精神自觉。从火州盆地到南疆沙漠，在罗布人、蒙古人和哈萨克人的现代生活形态中，“一路向南”的诗人觉察到的，是先民们在不同时空的历史印记，顿悟到的是外来的伊斯兰教与新疆本土原始宗教、世俗文化的奇妙融合，并对斯文赫定之流“西方带有哲学细菌的口水”，保持了智者的清醒：“我有足够的智慧认识自己的母亲/再遥远的地方都有家狗家猫的叫声”（《罗布村落那边》）。尽管吃斋念佛的僧侣悄然隐去，“鸠摩罗什的子孙捧起圣训/禅房留给鸟雀筑巢”，但在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丝路，真假茶客盐商还是会遇到麻烦：“毛驴改嫁/整车的壁画无处贩运”（《龟兹与库车》）。在夕阳沉落的叶尔羌河畔，狄力木拉提看到了“流淌的火，燃烧的水”，但诗人认为这水与火未必相克，而是会携手流向远方，彼此相容。他更看到，缥缈汗国早已湮灭，而“唯有阿曼尼沙汗竖起的萨塔尔/音色依旧缠绵/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缺少”（《叶尔羌河落日》）。

牛粪熬制的奶茶，隨风飘香

我在想，这本诗集给什么样的人阅读最合适呢？在互联网和现代化交通的时代，新疆在地理上显然已经不再遥远，但心灵的触摸、精神的拥抱、文化的交流，其实未必那么容易。就好比一个旅行者来去匆匆，除了浮表的观光，其实很难真正体会到“新疆社会”或“新疆现实”的深刻复杂一样。在拉近内心世界，弥补隔阂，消除陌生感方面，诗歌无疑具有神奇的功效，尤其是当一个母语并非汉语的诗人，在用汉语向我们倾诉的时候。不过我还是在想，除了一般的读者，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的诗歌，或许首先应该请那些自诩的汉语诗人，那些经年累月把玩文字，沉溺于诗体、语言“奇迹”和所谓“国际化审美”醉梦中的炼金术士们读一读，这位生活在边疆地带，甚至此时此刻仍在沙漠中的村落里躬身与父老乡亲共同劳作的维吾尔族诗人，或可引领他们意识到诗人工作的本义;其次，这本诗集还应该送给那些满脑子肤浅民粹/民族主义思想的“潮人”去读一读。当今世界，对族群、文化心理、宗教身份乃至种族意识之类特殊性的强调，似有过头之势，而现代性、公民社会的塑造，则正在遭遇部落式思维的冲击。对某些刻意强化民众的宗教身份意识，侵蚀甚至篡改维吾尔传统民族文化的行径，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用诗句严肃发问道：“这颗举足轻重的头颅/为何只用于叩拜”（《南行途中的思绪》）。在这里，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现代的、自主的思想者。我想，他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他对民族性格、历史文化、宗教影响的慎察，他对一切被强加于自然生活之上的魔咒的剥离，特别是他对苦难中生命的刚正不阿的颂赞，无疑是某种磊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