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进

一九六一年，对夏志清来说，是个颇为重要的年份。这年的三月份，他的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终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他也从位于偏僻小城波茨坦的纽约州立师范学院，转到了位于宾州的匹兹堡大学。刚刚出道的夏志清踌躇满志，对《小说史》的学术反响充满了期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朋友问好评不断的同时，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却在欧洲最重要的汉学杂志《通报》（Toung Pao）上发表长篇书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六二年），以犀利的文辞，几乎全盘否定《小说史》的理论立场与具体评判。以普实克的身份和《通报》杂志的影响力，这对夏志清绝对是不小的打击。夏志清奋起回应，又写下《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一文，发表在《通报》（一九六三年）上，从意识形态、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展开论辩，引发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一场著名的学术论争。

这几年，我有机会协助夏志清太太王洞女士，一起整理、编注夏志清（一九二一至二0一三年）和夏济安（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五年）兄弟俩留下的六百多封书信，第一时间读到了他们当年在书信中讨论普实克的珍贵记录。涉及普实克的往来信件大概有十多封，时间正好是普夏论争的前后。由于是兄弟问的通信，彼此之问毫无保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当初兄弟两人的真实态度和鲜明观点，为我们还原那场著名的学术论争的历史语境，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

一九六三年四月，伯克利春意正浓，普实克应陈世骧邀请，不远千里，从捷克飞到美国，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期问，普实克做了三场演讲，分别是“The Artistic Methods of Lu Hsnn”（《鲁迅的艺术方法》），“Modern Literature&Social Movement in China”（《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运动》）和“Lyricism&Realism in MediaevalRomance”（《中古传奇中的抒情主义与现实主义》）。这期间，陈世骧除了主持演讲，基本上没有时问陪普实克，“地陪”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他最好的朋友夏济安。夏济安单身一人，自在逍遥，又是受好友之托，很乐意招待普实克。普实克盘桓近一周，两人倒也颇为投机，几乎无所不谈，颇有些相见恨晚之感。因为普实克紧接着会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所以当年四月六日，夏济安特地写了十二页的长信，向夏志清详细报告了与普实克交流的情况，以及对普实克的印象，供夏志清参考。可惜，那个时候邮路不畅，等夏志清收到长信时，普实克已经结束了对哥大的访问，刚刚离开纽约。

这封长信虽然没有起到参考的作用，但是长信的内容还是很有意思的，很能看出恃才傲物的夏济安内心的真实想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夏济安对普实克的学术水准不以为然。夏济安认为普实克书是看了不少，可是没有什么理论技巧，“讲的话不免笼统（甚至自相矛盾），盲目赞美他所讨论的东西，而说不出有力的理由”。而且，普实克的英文未必畅达，也会力不从心，打不到痛处，连自己的论点，恐怕都未必能阐释清楚。所以，夏济安一方面对他抱有一点“原谅的心理”;另一方面相信论辩起来，他绝不是自己的对手，之所以不去打击他，是给主人陳世骧留了面子。夏济安觉得，陈世骧之所以如此礼遇普实克，未必是看中他的学术水准，更多的是希望借助普实克的来访，唤起大家对于文学研究的注意。

二是对一些具体学术问题的探讨，高手过招，有形无形，尽在其中。夏济安信中提到了一些问题，也许是他认为值得一提的交锋，比如捷克学界如何评价胡风，如何看待一九二七年之后鲁迅文学风格的变化，“五四”与现代文学中的个人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依然是至关重要的，让人对高手之问的学术交锋，心生佩服。

三是对普实克心怀同情。夏济安说普实克毕竟是个可怜的老好人，他甚至建议夏志清：“请他吃一次便饭。此君在捷克的确很寂寞，一定没有好东西吃。我们给他一点人间的温暖，就是最好的宣传。世骧这次对他如此的热诚招待，他一辈子都将忘不了白克莱的人情味、美食和学术自由的空气的。”对于普实克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夏济安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夏济安也尖锐地指出，有些汉学家和中国人所看见的中国，永远不会是同一的东西。对于洋人学者，夏济安有着自己的判断。

四是关于普实克所写的《小说史》书评。夏济安发现普实克对《小说史》最大的不满是情绪性、情感性的——“何故夏志清年纪轻轻，怎么敢对老前辈们大不敬？这种话他说了好几次，他有点倚老卖老，说那些作家他都认得。”普实克反复说《小说史》不客观，而夏济安恰恰认为，普实克自己也很主观，甚至比夏志清更不客观。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的信中，夏济安读到即将赴哥大任教的司礼义神父的信，大骂普实克的书评，夏济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再次劝慰夏志清：“我是这些日子内心充满了charity（慈悲），希望我能感动你，不要对P生气。”

看得出来，普实克对夏济安的印象也相当不错，非常愿意与他讨论问题，因为在布拉格“没有人跟他讨论，他觉得很寂寞”，而且普实克也认为，并不一定要双方取得一致，或者一方说服另一方。提出问题，自由讨论才是重要的。后来遇到夏志清，他还不断表示，对夏济安“极有好感，真像交到了一位新朋友一样”。的确，夏济安与普实克，无论是政治立场、生活处境，还是理论修养、学术取向，都有着天壤之别，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多问题的理解与评价，自然也就有着太多的差异。幸好，他们仍有着共同的人文主义的信念，也有着足够的包容心，所以观点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双方的交往，反倒有了更多的惺惺相惜之感。

伯克利之行结束后，普实克再飞赴东岸，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做关于《老残游记》的演讲。普实克是应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Bary）的邀请来此演讲的，但狄百瑞并没有什么热情的招待，相比起在伯克利的热闹，在哥大的几天颇为单调，也没有什么严肃的讨论和交流。只有夏志清受狄百瑞之托，负担起了东道主的责任，负责接送陪同，陪他到哥大的垦德堂（Kent Hall），陪他参观哥大的藏书，特别是《绣像小说》等晚清民初的旧期刊收藏，也因此与普实克有了最直接的接触。说起来，夏志清与普实克以前在费城的一次会议上是见过面的，但没有任何交流。夏志清原来只读过普实克关于蒲松龄的研究文章，费城会议上也听他讲过《老残游记》，印象不错。这次是第二次见到普实克，为了尽到做主人的责任，夏志清还特地去找了普实克的文章来读，总体来说，评价也是相当不错的。他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给夏济安的信中说，“觉得他对宋明话本之类，很花过功夫研究”，特别是他一九五七年写了一篇关于毕肖普（Bishop）和白之（Birch）著作的评论，很有些见地。夏志清还注意到了普实克的名作“Subjectivism&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literature”（《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对普实克把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视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特征，还有对自传性作品的推崇，都是心有戚戚焉的。当然，夏志清也发现，普实克对“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态度有时也摇摆不定。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看法，夏志清有没有与普实克交流过。

普实克与夏志清见面当然要谈一谈《通报》书评的事。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夏志清在信中第一次提到普实克，就说到此事。他说，普实克“是铁幕中人，政治立场必定和我绝不相同，但希望他不要骂得太过分”。由于政治立场的差异，夏志清从一开始就隐隐觉得，普实克的书评不会太温和，于是主动问起，普实克倒也直率，直接表示对《小说史》很不满意。不过，普实克也说：“如果写书评前同我相识，我们可能交换意见，得到谅解，现在书评已写好寄出，很抱歉。”历史不可假设，如果普实克是在见过夏氏兄弟之后再来写这篇书评，那又会如何着笔呢？这实在令人遐想。普实克也大概讲了他的批评意见，认为夏志清“年纪轻轻，如何忍心去抹杀鲁迅、丁玲一辈人的功绩？”夏志清自我反思，觉得书中批评得过于激烈的是丁玲，对她早期作品和延安时期的作品应该有更详细的剖析。关于鲁迅，普实克当然也觉得夏志清不公平，但最刺激他的却是夏志清介绍钱锺书《灵感》时的一句评论：“One is reminded here of the homage the dying in Hsnnreceives”（这使人记起垂危的鲁迅所得到的景仰）。对普实克来说，“这句话实在是大不敬，是不可恕的”。对于普实克的这些批评，夏志清并没有当面反驳或辩论，只是把他的一些想法如实地告诉了夏济安，毕竟他还是把普实克看作一位汉学前辈，而且他自己又是主人的身份，不便直接反驳。

不管怎样，几天接触下来，夏志清对普实克还是相当尊敬，两人相处得比较愉快，对普实克的书评也并无怨恨，只希望陈世骧的书评能早点写好发表，可以抵消一点普实克书评的负面影响。说来有趣，普实克的书评，不是夏志清自己去找来读的，而是普实克与夏志清见面之后，自己寄给夏志清的。普实克回国之后，很快就寄来了那本刊发书评的《通报》，长达四十七页的长篇书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BasicProblem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T.Hsia.A History ofModern Chinese Fiction”）。讀完书评，夏志清面对普实克尖锐的批评，内心的失望、不满甚至愤怒可想而知。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给夏济安的信中，夏志清说普实克把他“骂得体无完肤。开头第一句提出他认为不可容忍的两大点：the spirit of dogmatic intolerancedisregard for human dignity（教条式的褊狭和无视人的尊严的态度）。其实他这样骂我才是表现dogmatic intolerance（教条式的褊狭）”。夏志清比较自我安慰的是，普实克批评的都是属于作品阐释解读的问题，几乎没有事实性的硬伤，所以相信聪明的读者应该能看出普实克的偏激之处。他很想写篇文章反驳，阐述自己的观点，为此又认真重读了鲁迅、茅盾，发现“《朝花夕拾》篇篇精彩”，《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还是有一些差小说。夏志清根据重读的笔记，花了三个星期，写成了长文《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一一答普实克教授》，原稿七十页，后来改成四十六页，加上三页的注释，篇幅和普实克的书评相当。

夏志清把普实克所讨论的作品，全部重读一遍，发现“普实克有许多remarks（评论），都是自说自话，和我书没有多大关系，无法讨论。我的结论是普实克读书粗心，实为理论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因为两人已经有过交往，所以普实克给夏志清的信中也很客气地赞成夏志清发表他的回应文章，不过，夏志清自己也说：“下笔特别当心，可捧普实克的地方仍旧捧他，态度上仍把普实克当作长辈。”连标题都换成了比较平和的题目，并不想与普实克正面冲突。夏志清的文章写得很客气，但书信中还是忍不住直接批评普实克：“研究中国文学作品，一方面注重intention（意义），一方面机械地说明technique（技巧），表面上高明一些，其实自己毫无主张。”与普实克的论辩，让年轻的夏志清颇感无奈，决定“以后还是我行我素，不管人家的意见，虽然也不想得罪什么人”（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只是身在学术江湖，难免会有分歧、辩论甚至对立，面对以后几十年中对《小说史》的批评，夏志清大概也未必真能做到“我行我素”。二00四年他接受我的访谈时，就一再强调，他并不是一味反共的，《小说史》肯定的是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和张天翼四个人，可惜大家只注意到了前三人，却忘记了他曾经也肯定过张天翼这位左翼作家。

普实克的书评是与夏氏兄弟见面之前写的，无所顾忌，畅所欲言，而夏志清的回应则是见面之后写的，显得颇为节制，既要阐明自己的观点，又不愿意得罪汉学前辈。在狄百瑞的建议下，还特地加了一条注释，说明普实克访美期间，有机会就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许多问题做了交流。“不必说，普实克教授的诚恳及他那值得骄傲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不过，因为在与普实克教授相识之前他就已经发表了那篇文章，我也只好违愿地与他在公众面前辩论。我相信，普实克教授将会发现，在文章中我只是针对实际的讨论，竭力避免了不必要的题外争辩。”（普实克：《抒隋与史诗》附录，上海三联书店二0一0年版，230页）时过境迁，这批书信为我们回顾普夏之争，提供了更为感性、人情的一面，还原了夏志清文章的历史语境，更丰富了两篇长文未能传达的诸多历史细节。

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论争，说到底是意识形态、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冲突。普实克旗帜鲜明地亮出“科学性”的标准，在他看来，夏志清恰恰被自己的主观性所左右，失去了这种客观性与科学性，甚至以政治偏见，否定鲁迅、丁玲、茅盾等人的创作，对那些左翼作家，不但未能给予一个合理评价，反而试图予以抹杀。这是普实克所不能容忍的：“如果研究者的目的不是去发现客观真理，不是努力克服个人偏见，而是利用科研成果纵容自己的褊狭，那么，任何的科学研究都是徒劳的。”夏志清不甘示弱，指出普实克之所以把抗战时期的解放区文学看作中国历史上最光辉时期的标志，是因为其“执迷于文学的历史使命和文学的社会功能”。对普实克所说的“科学性”，夏志清说：“我怀疑除了记录简单而毫无疑问的事实以外，文学研究真能达到‘科学的严格和精确，我也同样怀疑我们可以依据一套从此不必再加以更动的方法论来处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抒情与史诗》附录，230-231页）把那种僵化教条的标准套用到文学研究中，恰恰是对文学审美性的背离。对于夏志清来说，《小说史》恰恰是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准则的。显然，普实克和夏志清都有意无意地陷入了一种二元对抗的逻辑，两者都达到了某种深刻的片面，都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两人相异的立场与观点，却分别开启了欧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无论是《中国现代小说史》，还是《抒情与史诗》，都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无论是普实克的“抒情传统”，还是“夏氏范式”（王德威语），都已成为不断激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正如李欧梵所说，普实克和夏志清一起，“以其研究完成了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任务”（李欧梵：《光明与黑暗之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从这个意义来说，那场论争似乎具有了某种启示式的预言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