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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和赤脚的托尔斯泰

2019-11-28李黎

读书 2019年11期
关键词:圣彼得堡托尔斯泰安娜

李黎

也许是俄国文学作品给我的错觉吧,想象中的俄罗斯,应该是冰天雪地的北国。可是我终于到那里的时候却是夏天,六月的莫斯科比我住的美国加州还要炎热,走在烈日暴晒下热闹喧嚣的红场,恍惚觉得走错了地方。直到看见像是童话书里才有的“洋葱头”大教堂,和美术馆里向往多年的艺术作品,才确定绝对没有错——这里是俄罗斯,文学的、艺术的、音乐的俄罗斯。

莫斯科特列提亚可夫美术馆的旧馆,从那也带着童书小屋趣味的外貌,真看不出馆内面积的巨大和收藏的丰富惊人。据说此馆展品中最受欢迎的一幅肖像画是《陌生女郎》:一位坐在敞篷马车上的黑发佳丽,穿着皮领大衣、戴着羽饰绒帽,眼帘微垂,殷红的唇角带着似有若无的笑意,优雅华贵中有一丝神秘。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札幌美术馆看到远从俄国借来展览的她,当下直觉认定她就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虽然是小说虚构人物,但从第一次读到,心里总把她当成真人,而《陌生女郎》就是我心目中安娜的肖像了。这次走进美术馆那间画廊,以为可以在她的家乡重逢,却见一张布告写道:“《陌生女郎》出借到日本了。”竟然这么巧——这么不巧,她又去了日本!

但我并不失望。那里有我最喜欢的俄国画家列维坦(Isaac Levitan,1860-1900)的许多作品,全在一间画廊里,简直是一场盛宴。何况,此行最大的惊喜是巧逢这家美术馆新馆的列宾(Ilya Repin,1844-1930)特展,为期仅五个月,竟然就给我遇上了。但凡列宾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收集齐全了,除了《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儿子》,那幅逼真得血淋淋的油画,去年又遭到破坏,还在修复中。我在圣彼得堡错过观赏“国家美术馆”,幸运的是那里的列宾作品也都为这次特展搬过来了。

列宾特展足足占了两层楼,除了油画还有素描作品。主楼里有那些脍炙人口的名作:宗教的、历史的、社会群像的;面对那些气势非凡的巨大原件,令我惊叹到为之屏息。下一层楼则全是人物肖像。列宾为好友托尔斯泰画的大幅肖像几乎都齐全了,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一九0一年那幅:两米高的大画,人物足有真人大小;七十三岁的托翁,大胡子已经全白,侧身蹙眉凝视前方,若有所思,穿着简朴的白衣黑裤,双手掖在腰带底下,右手下方的口袋里搁着两本小书。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光着一双脚,稳稳踩在泥土地上,背后隐约的小树林子,想必是他写出《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那座庄园。据说他的妻子极不喜欢这幅画像——太不符合他的贵族和文豪的形象了。但那正是他努力要认同的素朴平民的形象,而画家好友列宾也忠实地画出来了。列宾对从事艰苦劳役者的同情与关怀,在他的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里表达得震撼人心。列宾果然是托尔斯泰的知音,没有比这幅画更能表现出那个怀抱改变社会制度的理想主义并且身体力行的作家。

看着画像,不能不想到他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个比真人更真实的女子。她之所以真实,是因为作家超越了性别视野、道德约束和当时的世俗规范,用了理解和悲悯,来写出一个女子为爱情而奋不顾身的悲剧。一个十九世纪的男性,竟能用他的一支笔生出这样一个文字的女儿,跨越时空,一百多年来她还是活生生地撼动着人心。

正是因为她,我便想乘坐一次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火车——俄罗斯的第一条铁路。这一路的火车之旅对安娜有着最重大的象征意义: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一生的至爱。在这之前,她从未体会过“爱情”,在家族安排的婚姻里,她对于比自己年长二十岁的丈夫只是尽一个妻子的义务;她唯一的挚爱就是儿子,但那是不同的爱。然后,在暴风雪的小站,她生平第一次听到令她惊心动魄的爱情表白,那股摧枯拉朽的狂暴力量就像那场暴风雪,把她的身心都卷了进去。然而付出的代价竟是那样巨大,不但卷走她的一切,甚至要了她的命。最后,在莫斯科车站,她以殉道般的决绝殉情……

本来还有些担心不能去圣彼得堡——在美国申请俄国签证时,旧金山的签证代办处竟然只允许我停留在莫斯科城里,因为邀请函上只写了莫斯科。我想跑远些,在申请表里填上“莫斯科地区”都被打回,代办处的俄国女士铁面无私地要我多付她四十美元替我删除“地区”两字。可是到了莫斯科再买去圣彼得堡的火车票竟然毫无问题,原来“只允许在莫斯科城”的行动限制不过是扰人的虚文,就像他们极其繁琐的签证申请手续一样,似乎只为着向外人展示旧日的官僚威权。

圣彼得堡的地理位置比莫斯科更偏北,六月的圣彼得堡之夜几乎是“白夜”,就像日本俳句形容的:“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夏天在近乎白夜的北国,人自然就睡得少了。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火车,从前安娜的年代要坐上一夜,今天乘高铁只需三个半小时。天气称得上是风和日丽,一路上多半是俄罗斯夏日绿油油的田野,却不见一个在耕作的莊稼人的身影。印象中安娜的火车之旅好像都在冬天,尤其是渥伦斯基追随她回圣彼得堡,在中途小站出现,向她表白爱慕之情,正是在暴风雪的车站月台。那一段的描述令人难忘:

暴风雪在火车车轮之间、在柱子周围、在车站转角呼啸着,冲击着。火车、柱子、人们和一切看得出来的东西半边都盖满雪,而且越盖越厚。

心烦意乱下车透气的安娜,在风雪的夜间车站灯火阑珊处,看到一个穿军装的男子走到她身边。正要回到车厢的她转首,认出了渥伦斯基的脸孔——她一路上心神恍惚着思念的人。他们相遇在莫斯科时,她已隐隐感觉到一场难以描述的风暴将要来袭,于是匆匆乘上回圣彼得堡的火车。但她终究没有能够逃离。而此刻她的惊喜就已经将她的心带上那条不归之路……书里这样写他们看似简单的对话:

“我没想到你也来了。你为了什么来?”她说,松开她那只抓牢车门柱的手。压抑不住的欣喜和渴望闪耀在她脸上。

“我为了什么来?”他重复她的话,直视她的眼里。“你知道的,

你在哪儿,我就来到哪儿。”他说。

渥伦斯基接下去的那句话,可以翻译成“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控制不了自己”“我情不自禁”……

安娜对爱情的渴望被唤醒了,同时也开始了她无可避免的悲剧。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为了与爱人一起,不仅被迫离开她唯一的儿子,还遭到社交圈和朋友的排斥放逐。也就是说,为了追寻自我却失去了自我,这是多么残酷的讽刺。一旦她不再是一个男人的妻子,她就什么也不是了;走出了牢笼般的婚姻却并不代表得到了自由,反而是从里到外地失去一切。她以为至少得到了爱情,可是没承想到了最后,这个一无所有只剩下爱情的女子,竟活在时时刻刻恐惧失去爱情的地狱里。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不再能够拥有或决定任何事,除了那个最终的抉择:结束的方式。

于是,出轨的女子选择了卧轨。

现代的莫斯科的火车站没有记忆,她的血早已深深沉埋在铁轨之下的地底下。但全世界的图书馆里都有安娜的故事;一百多年了,她的形象依然鲜明如昨。而美术馆里有托尔斯泰,光着脚,稳稳地站在土地上,那只执笔的手掖在腰带底下,指尖几乎触及口袋里的书本。

离开莫斯科之前的一天,我去“新圣女公墓”看雕塑一一那座著名的墓园里埋葬着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更有文学家、艺术家、舞者和演员;那里的许多墓碑雕塑是一流的艺术品,展示墓主的生平与成就,别具匠心的设计比比皆是。一九六七年苏联拍摄的电影里扮演安娜·卡列尼娜的女明星莎莫伊洛娃(Tatiana Samoilova)也长眠在那里。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在苏俄和欧美被无数次搬上银幕,从二三十年代美国的葛丽泰·嘉宝的两度饰演、四十年代英国的费雯丽、九十年代法国的苏菲·玛索,到二十一世纪奈特莉(Keira Knightley)的舞台剧版……加上各种长长的连续剧版,安娜·卡列尼娜被许多明星演绎出来。但莎莫伊洛娃一九六七年扮演的安娜特别深入人心,她的墓碑上的遗照就是饰演安娜的剧照。她生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卒于二0一四年五月四日,整整八十岁,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其实小说里除了安娜还有同等重要的另一个角色:托尔斯泰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半自传的人物——列文。在列文的身上,他寄托了自己对当时的社会、对哲学及宗教的思考和探索。旧俄时代极其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劳苦的农民和富裕地主之间尖锐的矛盾,让许多有良心的地主阶级怀着负罪的心情,思考改变这种极度不平等的现状。有良知的贵族心中不安,通过文学、通过艺术,呼吁改变、寻找答案,甚至冒着被沙皇政府流放的危险。赤脚的托尔斯泰,通过笔下的列文诉说内心的矛盾与自责;晚年益发身体力行,苦行禁欲,发散家产,就是为着自己的良心与心灵的救赎。他在晚年的长篇《复活》中也阐述了这份省思、批判与救赎的理念。最后,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想舍弃一切家产财富“裸捐”,包括捐出著作版权,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属于俄罗斯人民的”。妻子索菲亚却无法同意——她十八岁就嫁给他,生了十三个子女,謄抄他众多作品的手稿,完全为他而活;她知道丈夫这样做无异于倾家荡产,让一大家子陷入生活困境。纠结无奈的老托翁毅然离开他的妻子和庄园,带着一个女儿和医生出走,最后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

火车奔驰在夏日的俄罗斯土地上,这条一百七十年前兴建的铁路靠的正是无数农奴的苦役,这片田野也曾经有无数农奴耕作其上;我想象着至死还在受着良知和未遂的理念折磨的文豪,一个理想家、梦想家,面对那个穷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的国家,连他那巨河般的文字也无力改变的世界……后来他的国家和世界的翻天覆地,他却没有来得及目睹。

我来到这个依然广袤的北国时,距离苏联解体已将近三十年了,街头不再有解体初期排队买面包的困窘景象。除了太空和军事,当年“老大哥”的基础建设和科研已经被新崛起的强国超越。红场近旁有许多欧美名牌精品店,但大学教授的平均月薪只有七百美元,买不起一个中档的名牌包。东正教大教堂的圆顶依然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前面却总有捧着圣象跪求施舍的乞丐。我原先想象中的红场,是二十世纪冷战年代庄严宏伟而空阔的广场,但目睹的却是一片搭满了商品活动帐篷的拥挤杂乱的大市场;摩肩接踵举着手机争相拍照的游客,声势浩大地说着我的母语……幸好周围的建筑没有变,那些壮观又瑰丽的教堂、尖塔、宫殿、钟楼,见证着一段曾经无比璀璨,却又残酷而悲伤的历史。

我想象一百年前在那间俄国小车站里,依然抱着无限遗憾的老托尔斯泰,在弥留之际,会不会觉察一缕安娜的芳魂,正用着温柔悲悯的眼光抚慰他,劝他放下、安息?

人世间的种种不完美,成就了艺术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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