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弘

【摘 要】“创新强国”是当前我国社会的重要共识，换言之，中国的建设事业要靠创新引领才能达成，其实建国前我国的革命事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革命领袖毛泽东创新意识的的引领，中国革命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军事角度看，毛泽东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代表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向，而其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创新是革命迈向胜利的步伐，二者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都是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的关键。

【关键词】毛泽东;创新;中国革命;胜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唯有革命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建立独立民主的人民共和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原本属于革命阵营的国民党实力派，在羽翼渐丰后走向革命的对立面，在南京建立其反动统治，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此失败，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由于南京政府实施的屠杀政策，人民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中国革命遇到巨大挫折。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主张党应以主要精力抓军事，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同年八月起，中国革命实际上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阶段。换言之，中国革命进入了“打天下”的阶段。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数的政治兴替、朝代更迭无一不是“打天下”的结果，中国革命的车轮进入“打天下”的轨道，有其历史必然性，反动腐朽的政权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当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抓民众运动转移到抓军事、抓武装斗争上来，完全归于毛泽东个人是不客观的，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中国革命在一代革命家手里取得成功，1949年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胜利是极其辉煌的。从最初的力量对比来看，用“天翻地覆慨而慷”来形容是不过分的，这是划时代的大事件，革命进程之快，在当时出乎党内党外、国内国际的预料。笔者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是同他的创新思维分不开的。正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引领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本文无意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作全方位的阐释，而是以其军事创新为视角，探讨毛泽东的创新意识在中国革命胜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革命道路创新与革命胜利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总体上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舍此别无他途。这条道路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长期扎根农村，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积蓄和发展人民革命力量，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问题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创造性引领，中国革命能否走上这条道路？答案如果不是否定的，至少也是存疑的。从纵向来看，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是大规模革命性的农民运动，还是“新朝换旧廷”的统治阶级不同阵营之争，从未有过长期以农村为首要战略方向的斗争模式。从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到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从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之战，到近现代的北伐战争，都是实行“攻城略地”的进军模式，即优先占领城市、中心城市，这成为占领一个区域的标志，而边缘地区或广大农村只需“传檄而定”，例证不胜枚举。以近现代术语讲，其实都是走“城市包围农村”或“城市中心论”的道路。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城市是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也是人口的中心和财富的中心。一方面历史的惯性力量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外国革命胜利的示范作用也是不易摆脱的，主要表现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上。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大大鼓舞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和革命信心，其积极意义不容否认，但另一方面，十月革命率先在城市取得胜利，然后才推及广大乡村区域，这一“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道路对中国革命影响甚大。回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早期的三大起义都是按“城市包围农村”的构想来实施的。南昌暴动胜利后，起义军撤出南昌，南下广东，试图占领广州来重建革命基地，结果惨遭失败，起义军主力损失殆尽。广州起义虽一度占领广州并成立广州苏维埃，却也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以失败告終。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秋收起义的既定目标是攻占湖南首府长沙。起义军尝试进攻长沙受挫后，起义领导人毛泽东在危机关头果断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及时做出了从对大型城市的进攻转变为向农村进军的重要决定，初步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需要领导者个人的胆识和创新意识，而这正是毛泽东所具备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创立，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实践的良好开端，之后才有井冈会师与红四军的创立。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革命就顺利，局面就发展，如赣南闽西苏区开辟，鄂豫皖、赣东北等根据地的兴起等;什么时候背离这一道路，革命就遭受挫折，局面就艰难，如红一方面军1930年9、10月间攻长沙，1932年攻赣州等。

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毛泽东还利用战争生活的间隙，撰写了系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著作，如1927年至1930年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1936年至1939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这些著作反映了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完善和成熟。这些著作的立论基础是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比较小，中国的产业工人远未发展，人数极少，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关于通过组织城市工人阶级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革命必须主要依靠发动农民、武装农民来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重心应该是农村，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不是相反。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突破思想藩篱与教条主义束缚的结果，是对马列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创新和发展。没有毛泽东的这一创新，中国革命就不易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方向错了，南辕北辙，是不可能抵达胜利目的地的。邓小平曾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可见，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新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

二、军事战略战术创新与革命胜利

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解决了中国革命走什么路的问题，仅代表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向，并不包含革命必然胜利的意涵。但革命就意味着战争，革命是流血的政治，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天下，革命胜利归根结底是打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背景下，如何以弱胜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初创时期的红军，人数少，装备差，物资补给困难，一开始就处于强大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不断遭到敌人的“进剿”和“会剿”。面对敌我实力不对称的战争形势，如果简单套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法，红军将难逃失败的命运。为了红军的出路和革命的前途，为了打赢战争，毛泽东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通过不断摸索和总结，创造性地提出了既能克敌制胜又有利于红军发展的战略战术方针。

早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分析了自清末以来当地绿林对付官府进剿的经验，即“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提出红军“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2]毛泽东认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武装，必须能打仗，敢于消灭敌人，否则革命影响无法扩大，红军队伍难以发展，但同时要避免同敌人硬碰硬打消耗战，必须在运动中寻找有利战机，由此初步确立了红军游击战的作战指导思想。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3] 1930年12月，在赣南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宁都县小布召开誓师大会，会场两边贴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巨幅对联，生动反映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和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思想，并在实战中经受了检验。以第一次反“围剿”为例，敌方光一线就调集了7个主力师约10万人，并有3个航空队助战，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方针，5天内连打两个胜仗，歼敌一个半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敌人哀叹：“龙岗一役，十八师片甲不留”。

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毛泽东的战法有多种提法，如“十六字诀”、“诱敌深入”、“运动战”等，这套打法让国民党军队吃尽了苦头，诬称其为“人海战术”，表现了他们不甘又无奈的心态。毛泽东自己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其精髓和要旨在于始终掌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性。毛泽东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指导战争，其战略战术思想绝非一成不变的。抗战时期，毛泽东主张以持久战的方针来抗击民族敌人，提出“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方针。解放战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一定变化，毛泽东于1947年底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来指导各解放区的对敌作战，其主要内容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守备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等待条件成熟时夺取之;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4]这十大原则，汇聚了红军时期、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解放战争的历史证明，这是人民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方法。可以说，人民军队历史上能够被明确确认的，并且在战争实践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创新，都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或者最早做出深刻阐释并大规模运用于实践的;没有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创新，中国共产党白手起家，以弱小的军队打败强大的敌人是不敢想象的。有学者提出毛泽东亦有“三起三落”，在其“大落”期间，毛泽东的军事决策权被剥夺，其战略战术被抛弃，此时红军作战就难求一胜，中国革命就陷入危机局面，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明证。如果说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代表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向，那毛泽东独具特色、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就是革命迈向胜利的步伐。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创新同样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继承了孙子“避实击虚”的思想，创造性地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指导问题，尤其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建设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实行积极防御和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等方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由此可见，其革命道路的创新和战略战术的创新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以農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通往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路走错了，是不可能到达胜利彼岸边的;而独具特色、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革命走向胜利的稳健步伐，路走对了，还需要迈过路上的沟沟坎坎，克服路上的艰难险阻，否则也是不能抵达胜利目的地的。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创新及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创新都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创新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如此重要，对今天我国的建设事业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1]苏扬.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22.

[2]余伯流， 陈钢. 毛泽东与井冈山[M].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3： 105.

[3]中央文献研究室， 军事科学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M].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61.

[4] 中央文献研究室， 军事科学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M].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353-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