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凯文

【摘 要】围绕19世纪现象学的基本问题是反—世界论的，以往由话语携带而又不言自明的标志开始上升为不断展开的踪迹，它们被类似地当作哲学研究的范畴式前提出现在文本框架的内部，文本不再具有中心，而是被一种属于“计划”的本质内容——或“存在者整体”——所综合;在言语建构自身逻辑的地方，现象往往停止了展开，下降为单纯的元素而与言说者正相反对：这里，现象内部区分出了“时间”，“空间”，“物”，“意向”等范畴，——海德格尔的观察没有直接地停留在这些范畴的简单性中，相反，他指出了现象在历史性话语中必然失去的那个“自身关联”的整体，也就是那个“此在”。【1】

【关键词】战略批判;使用权与即时性;抽象的人权;计划社会;美国式服务

一、“此在”与存在

现象一般被认为属于“存在的反映” 【2】——如黑格尔和晚期胡塞尔的认知一样——是预先建构起来的存在，黑格尔认为现象是用来反思（物展示出来的）“纯粹差异”的，换句话说，现象并不是像原因那样盲目，也不像条件那样有限，而是預先在启示中（被启示着）拥有关于已失去的“纯粹性”的知识，在现象表达出这种洞见之后，存在对它来说就不再是可能的，而是确定的了，黑格尔的教训在于这种确定性从根本上来说完全不意味着占有了任何确定的内容，而只是显现为一个整体，各种内部的差异将内容分离开来，展示出被压抑在“纯粹性”或纯粹形式中的同一性：现象的内核仅仅在于表象化（结构性）的空无，表象的运动使现象重复自身，将这种“空无”以颠倒的形式在外部反映出来。然而，从现象到差异的过渡才指示了“现象学”的涵义，黑格尔显然没有说出在简单的现象范畴背后对“现象学”而言阐明了实践之要义的方法论失败，即现象无疑是被现象学当作原初对象来接受的同一性，而为什么又在后来才展示为差异？——除非“时空范畴”和“同一性“范畴之间从不具备现实的关系，因此两者关系是历史性的，后者在话语中导向了“时间”。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时间反映出的是话语对于成为“存在”或形成此在的需求，“存在”并不是一个“时空“范畴，也不是纯粹的“同一性”，而是被包含在了“此在”当中，实际上，主体被抛入此在和成为话语的存在之间暗示出的仅仅是“时间”的差别，主体言说着自己的“此在”——用后现代流行的话语来说——已经将自己的原初命运全盘接受了，假如没有“此在”，那么在主体身上发生的就只有“从可能性上升为现实性”，即人没入现象的根据而形成自杀性的僵局。问题不在于一般常识当中“可能的主体（此在）过渡到现实的人”应当如何实现，而是去展示存在于“可能性与现实性”，“此在与人”中的纯粹差异性：这样的差异和原初命运一样都是原先被接受下来的同一性，只有通过“此在”，它才能够继续成为向死而生的“时间”。——“此在”（与人）之综合无疑在逻辑上是反斯宾诺莎主义的，从它对可能性之过渡完成的颠倒中可以看出，时间既是自因之物【3】（或至高的同一性），又是纯粹的差异，即标志了存在者的身份，又实现了对可能性的“不断革新”。“此在”无需在整体和单位的意义上进行选择，因为它既关联着两者的对立，又直接地是每一方。

海德格尔明显赋予了时间以现象学整体当中的优先地位，因为导向时间就意味着导向同一性或被揭露的本质（“遮蔽”与“去蔽”），每一单个的“此在”如果不上升为存在者整体，那么它就会与时间（或原初命运）毫无差别，与时间类似地“被剥夺”（马克思一定会这么说）。——被剥夺的“此在”将呈现出一种特定的差别，即围绕着后现代身份战略的技术现实而陷于无限反思的身份差别。

二、预演，重复和交换

“此在”的地位突出了——或者最后建构出——一种“再无任何差别”可以失去的现象，或者当一切现象都被化约为纯粹（独立）的差别时，那最高的实体便是“此在”，即同时也是掩护身份进行战略转移的场所（单位），一方面，身份的颠倒只在现实中显示为无差别性，观念的影像或广延的形式;另一方面，身份的现实又把本质颠倒过来，把它变成无法替代的可能性并从客观上完成了对这种可能性的逻辑预演。可能性既不显示出种类的差别，在替代的方面又是同一的（其它可能性也能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本质的可替代性在于可能性对自己的预演”，本质只有通过外化为先于可能性的身份（现实）计划才能反映出那些可能性背后（可替代）的整体：还必须提到马克思对本质在“可替代性”中把自己建立为总体根据的看法【4】，显然，身份对马克思而言意味着把自己反思为现实的差别，海德格尔差异在人格化整体中的虚构，而马克思的“人”却不再能够使用任何身份，是“再无任何差别可以失去”的现实的人。——“此在”通过获得（人的）身份而暴露出关联着的整体，它在这整体中的位置也是由一条预先追问身份的道路的历史来规定的，在海德格尔对《阿那克西曼德箴言》【5】的解读中，他总结了“此在”针对起到集置或建造整体功能的形成史而言的特殊活动，那就是“使用”，即把差别保持在同一之处，不断“接合”（整合）出自身形象的过程：除了现实个体以外，“此在几乎还能够通过其它所有物品来预演自己，同样，身份的形象也从这些地方保留下了“物因素”，它只要不断追问那个被提升到整体上来的（对物的）“使用权问题”就可以在消灭身份的战略演示中真正地去使用那些物了。另外，“物因素”指示了被使用和埋葬的物的废墟，而追问是衡量物抽象价值尺度的计划变体，只是与最终现象相同一的时间决定了计划所采取的不同于量的计数和权利（使用权）条件的特殊形式，也就是从物的表象上升为身份差别的形式。不是像马克思那样从差别来反思历史，海德格尔的实践走向的是“从奴隶到自由人（再到主人）”这条颠倒的历史道路，即最终从“无差别性”走向了有计划的差别。

海德格尔对美国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战略性消灭”这项具体实践，考虑到美国只有一部建立在计划基础（此外别无其它的根基）之上的历史，像马克思所说“充满着狂热的物质生产力节奏，既没有时间开创新世界，也没有能力消灭旧制度的残余” 【6】，在海德格尔那里，美国则变成了一个用微小的数字来恢复业已消失的庞然之物的异样代表，正如美国式身份直接地就代表了建立在一般（计划）身份上的使用权，在美国，权利包含了技术现实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即重复言说身份这一行为（这可以解释为何海德格尔将马克思主义也误认为美国精神），“此在”对应着美国人为行使权利而必具的法权状态，然而要在美国法中辨认出美国宗教却意味着必须发现“美国人问题”和马克思的“犹太人问题” 【7】截然相反的地方，因为犹太人——进而也是一般的欧洲人——不承认后天事物的合法性，而美国人却不承认先天事物的合法性，以技术为现实来建造具有本真性的“存在之家”首先就被美国法视为计划性（对计划）的威胁了。相反，美国式生存却要求利用技术来为它本身的使用权或者一般的人权进行或公开或隐蔽的辩护，以便显示出人的（劳动）工具属性的反复多样，而此在的毫无决断只是在这里标示出了美国法的本质。后者已然从“现实的人”退化到一般人权或“让自己受到永恒犹太人的玷污以证明（保护）生存之神圣”的低级格言里，它就像“每个犹太人都是先天的立法者”一样不容置辩地重复着美国人身份的后天（计划性）现实。

那么当美国主义后来陷入了稍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冷战事件时又会怎么样呢？——难道不是从孤立的“此在”彻底转化为“即时性”这种时间本质了吗？回到海德格尔的另一项实践，它或许就是在（整体）行动中去消灭那个作为整体的“此在”，存在者之揭示意味着去消灭那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计数的，因而被提升为整体的就是那个计划的名称（指谓），同时，战略的使用权必将随着此前对身份的逐渐揭示（从预演到重复）而赋予每一单个的“此在”，从整体的完全“去蔽”这一点来说，那纯粹的差异现在完全瞄准了单位，已把它当作彻底无蔽的战略标靶了：这个揭露整体的时刻只能是被锁定在每一单位成为了“即时性”的存在物，并导向时间本质的那个瞬间里。可以说美国主义只是《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中作为整体与世界“脱节”（不断接入世界）的污点式重复，好像是早已被遗忘的历史“节段”——像清算日等等——总是在一种反复使用，歪曲和接合的計划中将战略物资和日用品混合在一起，换言之，美国主义意味着“犹太精神”的不在场证明，将“此在”整体变成即时性的抵押品（债务）然后全面接管身份交易的事务：在此前阶段，身份的（表象式）预演和在权利状态下的重复揭示了技术是如何随着整体的失去而暴露出受害者风险的，只因美国的国家主义就是一种求助于风险管理的身份交换关系，或者——出卖整体的逻辑，可是一旦海德格尔的马克思主义时刻随着技术的全盘计划而成为现实，美国主义的风险资本——进而也是全球资本主义计划（以管理学的总体知识来言说自己）——就必然显示出它与被保护人之间关系的本质的动摇：正如资本计划总是把它的被保护人国家呈现为昨日之事——求助于为保护关系堕胎——一样，而这只不过是市场在“即时性”或使用权骗局原形毕露之后因隐蔽的身份交换而变得并不光彩的昨日，一切由战略设计出来的对象化关系最终都会烟消云散，早在海德格尔支持纳粹主义的致命后果还有列宁的实践中这一点就已经是深察洞见了。

三、“第三方”

欧洲激进左翼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曾针对“此在”缺乏逻辑的彻底性，并未思及逻辑的完成史这一点展开过批判，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齐泽克指出“此在”相对于存在者的地位不是精神（哲学）——能够穿越精神“自身指涉的疯狂”（自身关联的否定） 【8】，并达到逻辑的完成——的，而是“历史决定论”的，当然，此在为最后的决断而敞开，它同“存在者整体”之间形成的是黑格尔所谓的“抽象统一”，即促成了技术现实为存在者身份“去蔽”（揭露）的越发高效的手段，停留在“抽象统一”上面的形式判断可见已经在存在者实践中化成了一个独立现象的外壳，之所以海德格尔迷恋这种高效——当然只是形式上的——是因为“现象学”命名了实践的总体性，而且更进一步地，阐明了马克思意义上的“方法论失败”。进入了马克思视野里的世界历史——它命名了存在者的集体征兆——在海德格尔看来无疑只是指出了“20世纪”，为什么齐泽克没有看出海德格尔是根据一个时间总体来命名存在者，并试图摧毁（拯救）构成集体征兆的（全部）现实因素呢？和波普尔，德勒兹，福柯等人一样，齐泽克错误地将海德格尔的命名原则归类为“诗性的思考”，这种庸俗的说法最早是由彻底“去马克思化”的晚期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他们以为支持着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暴力背景不是他对纳粹计划的事先鼓动，而是他事后的沉默，即拒绝辩护的姿态。——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还意识到必须还原人本主义的自然效力，宁愿让“人道法”去承担成为纳粹计划中那个无名人质的风险，这里，齐泽克的“拜物教式否认”依然在逻辑上适用：尽管在事实上被玷污的是为“20世纪”殷勤筹划的人道法，然而后来被指控为拒认自己身份（拒绝承担责任）的却是“海德格尔”这个个别的“此在”，为什么这种拒认——与美国主义的重复言说（身份）正相反对——也是后现代身份战略的必要环节呢？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身份所在的处境绝不是“致死的”（克尔凯郭尔）或“虚无的”（萨特或个人中心主义），而是被计划性地安排在“第三方”的。

20世纪为拒认提供了策略，从而也作为“总体性”的客观对应物而暴露出存在之本质的，不正是社会民主主义吗？必须指出社会民主主义也是建基于一套能有效（往往最接近技术的本质）决断“人的身份”的普遍性话语并始终以身份为参照点或第三方的：真正的海德格尔式洞见与常识意义上的伦理偏颇实则无关，因为它关涉到是否能够制定出以身份来进行决断的标准，这标准的成立与否恰恰不是隐含在法西斯主义中的伦理灾难获得肯定或否定的根据，而反倒是严格遵循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性导向的，实际上，对这一标准的追问必将标记出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全面解体的后果。——可见，为海德格尔作出的（苏格拉底式）辩护只有可能是这样的：假如一套技术标准回过头来追踪个人身份，并迫使其处于不可能决断其所处整体的回溯状态——正如马克思清楚地知道现实的解体内在于科学之核，是不可能用言语来重复的——时，只有沉默才是拒绝与法西斯主义妥协的方案，而一旦拒认是出于以“人道法”来为自身辩护的技术性原因（技术能够提供风险保证）——把人呈现为第三方的受害者，那它就是最具本真性的“法西斯主义”。

话题导向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9】之间的斗争，从表面上看来，斯大林迫使社会民主党放弃自己适合于由技术手段来操纵的本质——从而为之签署了“死亡证明”，可是随着社会民主主义解体的加速，对它的消灭逐渐演变为“第三时期”和（后来在这段时期里出现的）“第三国际”计划时，问题的性质就完全变化了。“时间总体”被证明为20世纪计划中的内核：从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对斯大林主义的“莫斯科审判秀”的批判中可以知道技术手段的功能是一种仪式性揭露，而身份越是被揭露的过程还原为与第三方发生互动的技术性现实，它就越是失去自我批评的效力，最终陷入集体法西斯式的自杀。——应当把法西斯主义的自杀现象同对身份的战略运用等同起来，两者都没有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误导下产生出类似种族屠杀的后现代（审美）实践，只有马克思通过批判让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反思”（或再现）了自己，即它要么反映出集体生产力不可逆转的丧失，要么反映出对（低级）假身份的大规模伪造现象。（最早也最具审美性的例子是“拿破仑三世”及其十二月十二日协会）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主义的客观结果将促成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交易，并使得法西斯分有了极具欺骗性的民主现象，在这里，“民主”好像不会随着历史的出现而解体——凭借“拜物教式地否认”自己的后果而转入了“时间总体”，即变成了一种“此在”的生存方式：很显然，将海德格尔的诗性逻辑运用于此会再一次显示出误导性来，因为他思考的绝不是“民主”的法西斯主义是否能够被言说——这种说法正如把海德格尔变成一个“技术法西斯主义者”或实用的法西斯主义者一样荒诞不经——而是法西斯主义威胁将对生存（包括言说事物的方式）进行规范，成为生存（人）的本质：“民主”法西斯主义者被审美性地从一类人推向另一类人，却不知道它的所指实际上是“客观的无政府主义者“，是经济危机动荡与法西斯威胁抽象统一的产物，因此这类人符合了“现象学”的本质，而不是一种（社会学）现象;他们的身份被征兆性地运用于使资本计划暴露于风险之下的种种威胁当中，以至于全球化控制威胁的一切技术性尝试都将走向收买和出卖“第三方”，积累风险资本的慢性自杀之路上：难道斯大林主义不就是这个“明天”的最纯粹标志，即一边是失去了政党性质，从决断者导向了服务者，为自身的自杀式解体而服务的“社会民主主义”，另一边是由“第三条道路”和“第三世界”（“第三方”更具体的形式）来分有的法西斯主义威胁？——海德格尔的局限不也在于对“时间总体”的沉浸，而不能征兆性——像马克思常说的“明天”或“世界历史”——地去言说方法论失败中固有的慢性自杀计划？

【1】“此在”：海德格尔在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初次提出的概念，它意指与整体或历史相对，在单个人生命中（“在世”之状态）具有导向性的时间，每一单个的存在者通过它被揭露为“存在者整体”，因此海德格尔批判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拟人（人格化）背景，与庸俗的后来者对其作出的人道主义批评正相反对。

【2】存在的反映：取得了反思性和根据的存在，黑格尔认为现象是存在或“有”通过意识（反思）而形成的一种历史性知识，即存在与其自身的纯粹（物化）差异的历史，然而这种说法未能揭露——如海德格尔意识到的——“同一与差异”的历史，只有把现象学认识为其中的历史因素才能知道现象作为“此在”的各个部分是如何毫无反思地失去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也就是被出卖的。

【3】自因之物：斯宾诺莎哲学的第一命题“实体是自因之物”，纯粹的差异或形式不属于实体，而只表现为广延。“此在”与时间的综合是将时间现象设定为“自因之物”，认为至高的存在者整体内在于时间，而现世的时间或单个人的“此在”显示出的只不过是差异。

【4】总体根据：马克思曾说宗教是唯灵论世界的总根据，他的意思显然是抽象的人具有本质上的可替代性，然而宗教（唯灵论与后来的商品拜物教）却以物或整体的形式完成了颠倒，把人的不可替代性（假定存在）变成了现实的。海德格尔没有意识到追问身份（“此在”）必将导致后来的萨特等人把他误解为先验论者，不是“存在与本质”孰先孰后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身份现象是如何在对人的使用中积累下来变成历史（环节）的。

【5】阿那克西曼德箴言：海德格尔写于《林中路》的最后一篇论文，他将箴言里对“正义和不正义”的翻译解读为裂缝和嵌入从而把人的历史性道路比喻成是对先前所留下的物品，“物因素”现象的使用，由于技术现实是要将（历史性）差别纳入计划之内，因此显现出来的差别还不完全是历史，必须在计划的本质内寻找，海德格尔用技术来克服历史的意图显然是失败的，这也是现象学的方法论失败：道路总是预演自己，把自己先前的存在（嵌入式地）接入整合为形象。

【6】充满着狂热的物质生产力节奏···：出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7】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早年批判宗教和青年黑格尔派时所写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里面批判了一般人权和特殊（犹太人）人权之间的对立，犹太精神可以视作在对立状态下不断流通交换的货币形式，因而它把犹太人的社会存在——即抽象的犹太人——上升为一般人权：在美国，以计划之名进行公开或隐蔽交易的是多方面的身份背景，它容纳了抽象一般的“美国人”，是犹太精神的客观对应物;在另一方面，犹太精神是遭到先天诅咒的，而“美国精神”又是在后天或人道法中获得的。

【8】自身指涉的疯狂：齐泽克在拉康的影响下对辩证法内核的重新解读，他多次认为海德格尔未能发现话语中所包含的辩证因素或“我思的疯狂”，并将其思想还原为由多重不连续的立场所致的自身抵消：这种批判实际上不得要领，因为话语的在世狀态只是激起了如社会学计划中的“大话崇拜”，是针对空洞效应的，而不能够被还原为纯粹理性的反思。

【9】托洛茨基和斯大林：1927年后托洛茨基遭遇大清洗被放逐并流亡丹麦，墨西哥等地，他与斯大林两人在是否应当镇压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托洛茨基主张实行与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式联合，他正确地预言道社会民主党的解体是20世纪法西斯威胁的征兆。事实上，托洛茨基的正确还在于说出了社会民主党（不像国家机关等上层建筑）绝无可能成为一种能够利用的技术服务手段，因为它只是服务于阶级对立消亡的，是“批判的武器”，只在消灭阶级对抗中为无产阶级固有的慢性自杀因素。

【参考文献】

[1]《存在与时间》 马丁·海德格尔著 见三联出版社 2006年版 陈嘉映译

[2]《林中路》 马丁·海德格尔著  见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版 孙周兴译

[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著 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