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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红军失败探因

2019-11-27付丽宁

智富时代 2019年9期
关键词:海陆丰失败

付丽宁

【摘 要】东江红军是土地革命早期中共东江特委直接领导下的一只革命武装,主要活动于东江上游的海陆惠紫地区,该部主要由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余部构成,拥数千人枪,且有董朗、叶镛、徐向前等黄埔将才,实力颇为可观。然而面对粤系军阀的首次“围剿”,东江红军却未能有不俗表现,作战连连失利,几至全军覆没,结局令人扼腕。究其原因,诸如“红军初创、敌强我弱、党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经验”之类是不足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实事求是看,东江红军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组织领导、战略战术上的一系列不应有失误乃至错误造成的。东江特委在盲动主义影响下对敌情严重估计不足,未建立集中统一的有效领导红军的体制,沒有及时将扩大红军实力落到实处,过分注重眼前利益得失,采取不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方针指挥军事行动,造成红军有生力量的损耗,失败后又拒绝必要的撤退行为,最终酿成东江红军的失败。

【关键词】东江红军;失败;东江特委;海陆丰

本文所称的东江红军,是指由土地革命初期进入粤东东江地区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余部整编而成的红二师、红四师部队,由东江特委直接领导,主要活动于东江流域的海陆惠紫地区,因而不包括后于1930年成立的古大存红十一军,后者虽也由东江特委领导,但主要活动于以梅县为中心的粤闽赣边区域。

一、东江红军的创立、奋斗与失败

1927年8月初,南昌起义军主动撤出南昌,南下广东,9月间在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分兵,10月主力在潮汕失败。叶挺二十四师部分部队在董朗、董正荣率领下进入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惠阳高潭中峒,贺龙部第一、二师抵陆丰城外,军心不稳,终为敌人缴械,只有少数党员官兵逃出,在当地农民帮助下到了海丰农军控制的朝面山。对这支南昌起义军所保留下来的部队,广东省委非常重视,立即指示东江特委将进入东江的叶贺余部改换旗帜,弃青天白日旗,打中国共产党党旗,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代师长董朗并兼四团团长,下辖两个营,一营营长张宝光,二营营长刘立道。1927年12月,共产党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并在中国首次打出了“红军”的旗号,叶挺实为中国第一任红军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撤至花县,并在这里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师长叶镛,参谋长袁裕(袁国平),下辖三个团,十团团长白鑫,十一团团长赵希杰,十二团团长饶寿柏。部队随即向东江开拔,转辗到达海陆丰地区与第二师会合。鉴于广州起义已打出了“红军”的旗号,这两支部队后又分别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师、第四师,简称红二师、红四师。由此东江地区有了中共领导的正规红军,其中四师官兵大部为中共党员或军官教导团学生,这支东江红军整体上具有较高的军政素质,近三千人枪,又有叶镛、董朗、徐向前等等黄埔才俊,军力比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部队要强,群众基础与物质条件远比井冈山好,应该是一支很有希望的红军队伍。然而,斗争的结局却令人扼腕。

红二师于1927年10月上旬入境海陆丰,下旬基本完成改编,11月1日即展开军事行动,在海陆丰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发动武装起义,顺利攻占海丰、陆丰两县城,为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1928年1月5日红四师入境,后与二师会合。1月8 日,红四师平定了陆丰白旗队叛乱。期后,遵照澎湃及东江特委部署,红二师向紫金、五华方向发展,红四师向惠来、普宁方向发展。1月18日,红二师开始行动,先后攻克地主民团据点南岭、黄布,2月下旬攻占欧田,后又攻上砂,未克。红四师十二团、十一团分别于1月16日、2月1日开始进攻行动,十一团攻克果陇、和尚寮,十二团先后攻占百岭、甲子、葵潭圩等。各路红军均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在巩固和扩大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功不可没。然而,东江红军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

1928年春节后,粤桂军阀混战告一段落,李济深调集四路大军进攻海陆丰苏区。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东江红军却未能有不俗的表现,作战接连失利,部队伤亡很大,四师师长叶镛被捕牺牲。此时红军非但无法打破敌人的“围剿”,连自身的生存和立足都成了问题。为避免全军覆没,东江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决定分批遣送红二、四师余部离开海陆丰,至1929年5月,全部三百多人遣送完毕。这支东江红军为何会高开低走以致彻底失败,其原因值得探析。

二、东江红军的败因

东江红军的失败,究其原因,诸如“红军初创、敌强我弱、党缺乏武装斗争经验”之类,虽说不是托辞,但也不足以还原历史的真相。实事求是看,东江红军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组织领导、战略战术上的一系列不应有失误乃至错误造成的。

从组织领导方面看,东江红军归东江特委直接领导,特委又要听广东省委的。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主观主义、盲动主义在省委占统治地位。此时的省委对形势的判断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出发。他们忽略当时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只看到海陆丰的局部“高潮”,动不动就讲“进攻”,讲“暴动”。对于海陆丰,省委给东江特委的指示信中认为,“海陆丰在目前的政局之下,本无被敌人消灭之可能”,因为“他们都知道进攻海陆丰是难事,……都畏忌不愿力攻”,“海陆丰今日有此等声势,若我们同志能更注意群众工作,而且努力发展敌人军队中的士兵运动,增加其动摇崩溃之速度,……。即令真有大军前来,亦将在广大群众面前瓦解倒戈”,“东委现在应有充分理由相信可以获得胜利,而同时又可以巩固海陆丰政权,对于这不应有一点动摇”。[1]他们主观地认为敌人的大规模围剿不大可能,即使有,也只需发动群众,再做做敌方士兵的工作,就可使之破产。此等的时局判断,是及其幼稚、可笑的。对一个信奉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省委来说,给斗争一线的党政军民下达这样的指示精神,实在是令人费解而不应该的。可以说,海陆丰革命盛况的表象之下,此时已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海陆丰苏区是地方党组织抓住抓住粤桂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展起来的,然而军阀间的混战是不可能永无休止而无暇顾及海陆丰的,一旦广东统治权的争夺尘埃落定,敌人必将派遣重兵来“围剿”苏区和红军,因此反“围剿”是东江红军和苏区人民必须买过去的一道坎。为有效应对敌人的“围剿”,东江特委应尽早从实力、战略、战术等各方面做好准备才是万全之策,其中大力发展东江红军的力量是重中之重,主力红军是对付国民党正规军的核心力量,赤卫队是配合力量,而不是相反。当时扩红的条件是相当有利的,敌人内部混战,无暇顾及海陆丰,苏区农民武装基础较好,人多枪亦不少,红四师中士官生较多,基层军官储备足。然而东江特委却未能将“扩大有训练的军队” [2]这一重中之重的工作落到实处,在主力红军和群众武装之间,东江特委没有分清主次,甚至更关注后者。东江红军名义上有两个师的建制,实则只有两、三千人,比国民党一个师的人数还少。二、四师之上没有军的设置,由东江特委领导,一方面东江特委成员都有分管的工作,经常分散在各处,另一方面,澎湃、林成、郑志云等特委领导基本都是农运、工运方面的干部,军事经验缺乏,造成东江红军既兵力不足,又无集中统一的有效领导,最终敌人大兵压境时,东江红军的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红军入境海陆丰,给根据地和红军自身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如果东江特委能抓住敌人内部交恶的有利时机,壮大红军的实力,敌人“围剿”时,红军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在农民武装配合下以游击战术对付敌人,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使敌疲于奔命,然后抓住有利战机歼敌一部,必能打破敵人的“围剿”。然而东江特委对时局的判断也过于乐观,对斗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反而比较注重眼前利益。红军入境不久即被派往周边攻城夺镇,扩大地盘。虽然攻克了不少据点,打击了地主民团武装,但也给红军造成了不小伤亡,在果陇、和尚寮战斗中,红四师十一团牺牲几十人;百岭战斗中,四师十二团牺牲了二十多人,包括四师党委书记唐维。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到敌人大举进剿时,已减员约三分之一,整个东江红军能作战的已不足两千人,疲惫之师且兵力分散,再加上敌情不明而仓促应战,焉有不败之理!

红军战败,海陆丰苏区基本沦陷已成现实。此时的东江特委似乎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在1928年4月5日惠来县盐岭村会议上,否决了董朗、叶镛、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跳出东江,北上粤赣边,保存实力,徐图发展”的正确提议,决定还是要打回海陆丰去。会后,红军又在农军配合下发起了数次反攻行动,其结果可想而知。失败,反攻,再失败,再反攻,反映了东江特委具有明显的不肯认输的心态。这种毫无希望的反攻,在军事上无异于自杀行为。不愿放弃海陆丰等县城,热衷于攻城夺镇、扩大地盘,失败后不愿北上粤赣边,是地盘思想、“城市中心论”作祟。东江特委在战略战术上存在明显的失误,在战术上不懂得避实击虚,有进有退,有游有击;在战略上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过分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懂得革命有生力量之宝贵。[3]这些方面的失误是东江红军及海陆丰根据地失败的根本原因。

海陆丰地区的东江红军是以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余部为班底创立的,有全国第一个苏区为依托,发展条件是相对较好的,如果能和朱毛红军一样有一个大的发展,对中国革命是大有助益的。东江红军的失败,与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的错误领导关系重大。在省委的影响下,东江特委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一方面对群众武装在对敌斗争中的作用估计过高,对壮大正规红军缺少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又对敌情严重估计不足,造成敌人重兵进剿时红军和赤卫队措手不及,无法也无力有效应对。可以说,未能处理好主力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关系,给东江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由于对武装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估计不足,东江特委未能确立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对保存革命实力重视不够,而是如敌所愿地去硬碰硬,前期盲目进攻,后期又为了保住海陆丰这块地盘去搞“拼命主义”,使红军有生力量蒙受了不可逆转的损失,最后仅剩约三百人转道香港撤出,损失高达九成。一支很有希望的红军队伍最终竟是如此惨败结局,主要是由于组织领导、战略战术方面的失误或错误造成的。

【参考文献】

[1]叶左能, 邱海洲. 陆丰革命史[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219.

[2]澎湃. 澎湃文集[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278.

[3]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上)[M]. 解放军出版社, 198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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