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咪

张爱玲的《金锁记》为读者展示了一名传统社会中受宗法压迫而变得歇斯底里的疯狂的女性形象——曹七巧。这一形象淋漓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压抑人性的“吃人”本质，七巧就是一个被“吃”的典型受害者，由“被食—自食”，最终以破坏一切的死本能去折磨身边的人。究其人格扭曲的原因，一方面是封建制度下宗法的、等级的规训限制了七巧健全的人格发展；而性欲的堵塞又成为其各种变态行为的内在深层原因。

一.被阉割的生命

七巧本来也是个青春美丽、聪明伶俐、不乏人缘的“麻油西施”，年轻时候“滚圆的胳膊”、“雪白的手腕”都是她旺盛活力的象征。她偶尔也会和肉店的朝禄嬉闹几下。这时候的七巧是健全的、完整的。

后被兄嫂卖入姜府，嫁给姜家残疾二少爷，以健康、青春换得财富、地位，从“站惯了柜台的麻油店的活招牌”变成了主子“二少奶奶”。婚姻架构的倾斜错位下，七巧只能是“讪讪的”讨好，既要小心翼翼的寄人篱下，又要哗众取宠般的刷存在感。然而姜府并未给七巧以好脸色，老太太是装聋作哑不认她的“草鞋亲”，这些清门净户的小姐也是鄙夷嫌弃她，甚至丫鬟们也是尖酸刻薄看七巧不上，即使新来的兰仙也能看出七巧的地位而故意疏远她。从上到下，七巧对于这个姜府都无法产生一种归属感。然而丈夫又是个软骨病的“残废”，只是一块浑身散发着腻滞气的死肉，七巧鲜活的生命形态被钳制，此时生命中唯一的同辈异性就是姜季泽，然而这个男性对七巧并未真心，只是有所图的讨好七巧，这种刻意讨好的图谋反而使七巧更加无法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产生价值认同，对于七巧这样一个寡妇来说，金钱的价值要大得多。七巧在认清这点之后，生命中真正的男性开始彻底消匿，“七巧与现实失去了接触”暗指七巧的性欲无法落地和生命意义的迷失，因此总有些“失魂落魄”的。

“女为悦己者容”，在男性建构的女性“他者世界”中，女性的生存价值与生命意义是由男性树立的，现在男性的缺席也意味着七巧对于自身主体价值的评判标准的丧失。于是七巧的生命力被彻底阉割，原先“滚圆的胳膊”变得“骨瘦如柴”，成了张爱玲笔下典型的“红粉骷髅”。于是，在自我“活寡妇”的身份认同及原欲不得释放的情况下，七巧产生了一系列的类似于古代太监式的阉割心理。

七巧的阉割心理与太监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太监的阉割本质上是生殖力的切除，是性力的低能，而男性的完全缺席对于七巧来说也类似于性力的丧失。阉割，别称为“去势”，其实已经暗指这一动作背后的权利变化，太监实行阉割就意味着从男性主体的位置退让到丧失话语权的边缘地位，是一种权利的让渡。而七巧绝欲之后也是如此，她无法以正常女性身份说话，只能是发出一种“女巫”的阴骘低沉的声音，七巧已然不是一个女人，她成了性别上的“中性人”。

性能的丧失意味着精神分析学中生本能出口的堵塞，由此，生本能反向倾斜，转化为死亡本能，“主要表现为外向型即能量向外投放，如破坏性、攻击性、战争性等，和向内型即能量向内投放，如自责自罪、自残自戕、自我毁灭等。”[1]

二.自卑下的妒羡——对女儿长安的同化式捆绑

被阉割者，由于生殖机能的丧失，他们在心理上往往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特征，其中之一便是极度的屈辱感和极端的自卑感。“在强烈的自卑感的作用下，造成了部分太监喜怒无常、恃强凌弱、多疑阴狠等性格倾向，极易产生浓烈的报复心态。”[2]

七巧在和姜季泽抱怨丈夫时这般说道“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这种屈辱感是性生活的压抑造成的，这种压抑使得七巧无法从女性顺利地过渡为母性，而是使其在“母亲”身份的掩藏下对周围人进行疯狂毒辣的报复。这种报复体现为对同性的施虐，主要对象便是儿媳和女儿长安。张爱玲对于“母性”的叙述是对五四时期高度弘扬母爱主题的质疑与背离，在《金锁记》里，“母亲”—最高贵亲近饱含脉脉温情的形象反而变得狰狞可憎。

本来在宗法制家庭中，母女就有着较为复杂的关系：“在母亲眼里，女儿是她的另一个自己，却又是另外一个人；一方面对女儿过度亲密，另一方面又对女儿敌视；她将自己的命运缚在女儿身上，是一种骄傲的伸张自己女性之表现，却又是一种为自己报复的表现。”[3]长安，既是七巧生命的延续，也是完整的女性生命个体。七巧被阉割的生命形态在一个完整鲜活的个体面前，难免会产生一种“妒羡”心理,从而“以爱之名”，掩盖报复心理。

对于性方面的屈辱自卑感以及对于充沛性力的妒羡使得得七巧对于男女两性的种种接触都显得尤为敏感。作品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侄子春熹和长白长安三人皮闹，为防长安跌倒，便将长安抱下。本来是兄长的好心，却被七巧曲解成是“狼心狗肺”，愤怒之下厉声骂道：“欺负我女儿”，“教坏了我女儿，我就不能不捏着鼻子把她许配给你”。七巧的这种反应确实过激，倘若她静下心仔细一想便也能知觉到自己的无理取闹。对这个过激反应解释通常是说这是七巧对守护家产的小心谨慎。但这种对金钱的算计是需要一定的心理过程的，而当时七巧反应如此迅速激烈，对“男女之大防”如此谨慎，和过去自己对小叔子姜季泽的挑弄形成对比。更潜在的原因是春熹和长安的这一瞬间的“亲密接触”，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七巧的暗示和刺激，直接调动了其对自身性压抑的记忆，因此，自卑心理下的“恼羞成怒”才是七巧反应过激的潜在因素。

阉割心理的另一特征便是强烈的认同感。七巧对长安的一切施虐行为几乎都是在同化长安，使其成为第二个自己，她扮演着“主刀手”的角色，去阉割长安的生命形态，导致长安年纪到了十三四岁，身材瘦小，“看上去才只七八岁的光景”，“纸糊的人儿似的”，又不顾众人反对，给长安缠足，引诱她吸食鸦片等，只有念了半年中学之后才“脸色也红润了，胳膊腿腕也粗了一圈”。之后在七巧的扰乱之下，长安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那“凄凄惨惨”的神态，终于成了另一个七巧。七巧对于同质化的长安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因此对于长安的变化有着莫名的憎恶与恐慌。在长安体会到爱情滋味，开始变得“异常沉默了，时时微笑着”，七巧见了“不由得有气”。长安知道，对于母亲的控制，只有出嫁才是自救唯一的出路，但是这对于七巧来说就是一种背叛，是“另一个自己”的“出走”，一旦出走成功，七巧将陷入真正的孤独。因此，七巧宁愿花费钱财养着长安的下半辈子，也要牢牢地绑着长安，彻底让她死了嫁人的心。

三.幻想式的性体验—与长白异态的母子关系

传统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依附存在，在这个世界中，女性只是作为“他者”，她们必须寄生于某个男性，否则将会丧失自身存在价值。根据古代妇德的“三从”，丧偶后的七巧唯一可供支撑的就是儿子长白。在这样一种“孤儿寡母”的关系中，母子的联系更加紧密也更加复杂，“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可以说，长白是长安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男女儿童在性心理分化时，女童会产生一种“阳具妒羡”的情节，即感到男童生殖器的优越以及自身的残损这样一种心理。对阳具及其权利的渴望解释了女性要求用丈夫或生男孩来补偿的行为。七巧唯一所剩的补偿便是长白。这种补偿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权利的，另一方面则是性上的。

七巧需要长安这样一个男性来证明其生存价值及权利，同时，长白作为七巧身边唯一的异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其性欲的出口。

被阉割者大多对性和性器官抱有特殊的兴趣，性能丧失但性欲犹存，也会表现出强烈的甚至是变态的性兴趣。“对于得不到的性交之类的事儿，更胜过常人的兴趣”[4]。七巧对于长白和芝寿的私房之事饶有兴趣，缠着长安透露一二，母子二人的亲密交谈过程，也是七巧欲望发泄的过程，七巧在长白的描述中进行着幻想式的性体验，而性体验的对象或许就是长白。而在其后，七巧把这些“淫言秽语”挂在嘴上说给别人听，一方面是对儿媳的施虐，借此折磨儿媳，另一方面也是宣告自己对儿子的主权，稳固对儿子的占有地位，第三方面也是在掩饰自己无性生活的苦闷，聊以自慰。

四.结语

宗法制的规训严重扭曲了七巧原本完整鲜活的生命形态，而情欲的压抑又导致其产生了一种被阉割心理。阉割心理的典型特征便是对自我残损的羞愧和对同性的妒羡以及对外在力量的过度依赖等，由此便引发七巧对于女儿长安的禁欲式折磨和对儿子长白变态的捆绑。由此可见，七巧亲情关系异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个体性欲压抑，而这压抑却是传统社会中严苛的等级与性别制度造成的。总之，这种畸形的家庭关系，最终导致的是所有人的堕落与毁灭。“她知道她儿子女儿狠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狠她”，七巧对于自己的这些毁灭性的行为，她自己是有意识的并且是有所愧疚的，在回忆时“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七巧为自己构想的美好生活图景：“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即使这一份“理想蓝图”也是充满无奈。七巧所求不多，无非一个男人，一份微薄真心。

曹七巧固然可恨，一直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去折磨周围所有人，但这是社会规训所能给饱受压抑的她的唯一出路，即使明知自己走入的是深渊，也无法挣扎出去。生存没有给七巧任何选择，被迫做了“选择”还要被他人横加指责。这不只是七巧个人的悲剧，更是不平等的等级及性别制度下每个女性的悲剧。

注 释

[1]孙小光.弗洛伊德的本能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生本能和死本能.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04,5(3).

[2]徐静茹.《中国古代太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01

[3]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

[4]徐静茹.《中国古代太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