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静 何军侠

谭恩美是当代美国较有影响力的女性华裔作家之一，其代表作《喜福会》[1]在《纽约时报》1989年的畅销书排行榜中持续上榜9个月之久，同时获得多个奖项，在美国的读者群中掀起了一股探究中国文化的热潮，也扩大了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影响。

谭恩美注重探究华裔社会中家庭内部、男女之间、母女之间各种关系，不同关系两端各自代表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各自对自身身份、位置的找寻。在《喜福会》中主要描述了四位华裔母亲在国内的种种遭遇，移居美国后所抚育的女儿们美国化的文化观、价值观，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解、回归的过程。在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和解过程中，揭示了生存在美国文化环境下的华裔女性们所面临的冲突、融合的尴尬文化身份，他们的迷茫和身份危机，但也传递了生存在美国的华裔女性的独特声音，体现出渲染了美式文化的坚韧的中国文化品质[2]。整部作品细腻的刻画了女性心理、中国情结，渗透着其背后宏阔的历史视域及意识形态，将女性角色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不管在叙事语言或情节进展的节奏上，无一不体现出女性的细腻。[3]

一.两代人不同文化身份的探讨

1.母亲的中国传统文化及中西文化边缘体身份

书中的母亲角色，是第一代移民，均在中国长大，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已在其血脉中根深蒂固，对于她们而言，虽然因为种种原因移居美国，但旧中国始终是她们的故乡，她们的“根”。所以，在她们的身上始终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或者说，根深蒂固的“中国性”。如她们习惯穿着“前胸绣着花卉”的传统衣衫，喜欢“煮赤豆汤”、“包馄饨”，推崇中医中药，习惯用“五行”理论探讨一些现象等，均是中国文化在母亲们心中打下的烙印。

加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母亲意味着生命的发源地，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所以，即使是在语言、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美国国土上，母亲们仍然习惯沿袭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用“孝”、“贤”、“顺”为标准约束女儿，将女儿视为自己的希望和生命的延续，希望在女儿身上继续将中国传统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出色女性，满足于女儿的成功。在她们的意识里，母亲拥有绝对权威，女儿必须要服从自己的管束，而母亲也有照顾及安排自己女儿生活的权力和义务。如她们所认为的“人之发肤，受之父母”理念，吴素云为了让女儿好好学钢琴，不惜去做钢琴老师的清洁工，省吃俭用的用微薄的收入来负担女儿的学费，甚至威胁“只有孝顺的女儿才能生活在这屋子里”。

除了根植于内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母国的环境，西方文化也对她们造成了冲击。虽然最初，出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可，母亲们为了躲避战乱，为了后辈的健康、平坦的成长，能让后辈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而投奔美国，但事实上，既往中国历史的不堪，使华人成为美国白人眼中的“他者”。无法流利的用英语沟通，习惯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让她们被排除于主流文化外，缺乏根基和归属感，处于一种尴尬的文化境地。如同夹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地带，她们无法回归中国继续中国的传统环境，也无法融入美国的西方文化环境，始终徘徊在两者边缘，充满迷茫和不适。

2.女儿的美国文化及中西文化统一体身份

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女儿辈，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土壤，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她们完全不了解中国，对于她们来说，中国不过是一个符号，一个在全球地图上存在的地理板块，是母亲们每每挂于嘴边的名称。她们接受全盘西化的精英教育，最初并不认同中国文化，也不认同母亲在这个遥远国度中凄楚的中国往事会对她们有什么意义，甚至会抵制这些中国文化。她们认为自己是与生俱来的美国人，应该以西方人的思想、价值观来看待问题，因此，对她们来说，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家庭生活应该是民主的，习惯于站在自我立场上行事，每次母亲对她们进行管教和约束时，她们会不自觉的产生叛逆心理，而不愿意成为母亲管束的对象和炫耀的资本。这一点，在吴精美不愿练琴、薇弗利拒绝继续练围棋上可体现出来。但母亲遗传下来的东方面孔却往往让她们陷入尴尬境地，由于占多数的白人种族对华裔的少数种族产生的歧视，让她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影响到她们对主流社会的融入。虽然她们会有意识的抵制母亲灌输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却没发现，长期的耳提面命，已让“中国性”深入骨血，在灵魂的最深处，不自觉的影响到她们的内在思维，并引导她们去寻根。也正因为如此,吴精美代替母亲回国寻亲，当火车进入深圳时，她的“血管突突跳着”，骨髓深处“一阵阵疼痛”，这种“地之灵”的脉动即使在移民的第二代，仍能冲破时空界限，催化她们的文化身份归属，并成功形成了两代人、两种文化间坚韧的纽带，在移民的第二代身上实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统一。

二.美国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困惑

在母女两代人不同文化身份的冲突中，展现了两代女性文化身份的困惑。正如萨曼.拉什迪所认为的移民三重分裂，即丧失自己原本所处的环境，进入陌生语言，发现其进入的新环境与原生环境巨大差异甚至构成伤害。书中的母亲，即第一代移民，都是在国仇家恨中幸存，怀着希望远赴美国，开启人生另一段艰难旅程。许安梅的母亲在旧中国遭受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最终吞食鸦片而亡，这些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始终是印刻在许安梅心头的伤痕。龚琳达只因履行父母的承诺，没有任何婚姻自主权，在12岁就进入了一段让她痛苦的婚姻。映映原本为富家女，却因在第一段婚姻中嫁给花花公子而身心受到摧残。她们都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长大，却不得不在陌生的美国国土上需要凑合着美国方式过日子，同时，早期的不幸经历给她们之后的生活造成了阴影。由于“遗落在中国的希望和痛”，困惑的母亲们成立了“喜福会”这一充满传统文化意味的家庭聚会，成为母亲们暂时回归传统、释放压力的方式。

而对女儿们来说，喜福会是让她们“感到脸红”、“荒唐”的中国陈规习俗社团。她们难以理解母亲传统、专制、古怪的行为，即使是中国式、用心良苦的母爱，也会激发女儿的叛逆，母亲的传统和女儿的西化之间产生的摩擦，也体现了中国和美国文化之间的对立。虽然女儿们很努力的想融入主流文化，但如前文所述，她们完全不同于白人的外貌体征、往往陷入受到周围白人歧视的尴尬境地，导致了她们对于生活复杂感受和离散身份的困惑。虽然双方的文化立场不同，但对于非母国文化环境有着同样格格不入的困惑，这种双重文化身份，让母亲们和女儿们先后产生了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迷茫，对每个身处其中的女性都提出了“我是谁”的问题，需要她们去积极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4]

三.美国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重塑

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认为的那样，文化身份分为共有文化的“自我”和有着深刻差异点的“真正的现在的我们”，文化身份是可以随着历史、社会条件的变化而重新构建的。[5]反映在《喜福会》中，即表现为两代移民女性，在东西方文化碰撞和环境的发展变化中，不断审视自我、定义自我，实现文化身份的重塑。[6]

在母亲们絮絮叨叨的中国往事中，女儿们逐渐走入母亲曾经生活过的世界，看到母亲对中国这片土地遥远而炙热的感情，在乱世中的隐忍，对自己的殷切希望，以及当自己遇见挫折时，母亲对自己的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女儿从对母亲感情的叛逆、对抗中逐渐成长，感悟新生，重拾力量。露丝摆脱了对丈夫的依附，坚强面对婚姻；丽娜也勇敢走出了婚姻的困境，而吴精美的回归，更是让人感到了深藏于血脉中的中国情结，最终意识到了自己除了美国文化以外的本族文化身份，也就是将中西方文化相融合的具有华裔族裔特征的美国人身份。透过这一身份的和解和回归，我们也可以看到谭恩美本人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期许。[7]

四.小结

移居美国的华裔女性，至今已有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她们忍受着背井离乡的漂浮感，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书写着自己的奋斗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有着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迷茫，要忍受性别和种族的双重歧视，并最终达到身份的认同，实现了中西方文化身份的完美统一。本作品中蕴含着开放的文化内涵，包含着对不同文化和谐共存的期许。随着我国的发展壮大，在国际上影响的与日俱增，华裔女性们将开拓更广阔的领域，更为西方社会认可，获得更多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