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东

《桥上的疯妈妈》是当代著名作家苏童的一部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穿着白丝绒旗袍站在桥上的一个疯妈妈怎样被周遭人无视，怎样被另外两个女人——绍兴奶奶和崔文琴损伤欺凌，直至疯妈妈最后精神彻底崩溃，被强行送往精神病医院。笔者在小说中看到了疯妈妈这一被戕害、受损的女性形象，更看到了周遭人的淡漠和无耻，本文将从绍兴奶奶与崔文琴对于疯妈妈的欺凌伤害来系统地分析疯妈妈这一人物形象。

小说中只有两个人愿意和疯妈妈交流，第一个是绍兴奶奶，她小脚却承担着香椿树街牛奶站的全部工作，这么大的工作量全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且不论她的工作量是否繁重，单单就这双不便行走的小脚就给她造成了诸多的不便和障碍，绍兴奶奶生活不易、十分辛苦。可在她遇到疯妈妈之后，首先质问她怎么不好好待在家里反而在外边，当疯妈妈说到桥上吹风之后，绍兴奶奶抱着嘲讽地语气说：“热什么热，吹什么风，我看你是怕这件旗袍在在箱子里发霉，非要穿出来开展览会”，十分尖酸刻薄，此时在别人眼里并没有多么优越的绍兴奶奶像是站在了制高点一样，对疯妈妈进行着制裁和批评教育，如果说疯妈妈此时看来是卑微的，那么绍兴奶奶同样卑微且可憎。

接下来绍兴奶奶做了一件更为肮脏龌龊的事，在她表面义正言辞实则无耻卑鄙地谩骂批评疯妈妈穿着不适宜时，她发现了疯妈妈身上佩戴着的胸针——一根金条换来的做工繁琐的胸针，上面镶着数颗宝石，此时绍兴奶奶丑态毕露——“绍兴奶奶定神一看，就怔在那儿了，好像受了惊……过了一会儿绍兴奶奶清醒了，一清醒就冲过来捉疯妈妈的肩膀”，活脱像极了葛朗台看到女儿梳妆匣时的贪婪丑态。她以“知道”疯妈妈家底不好，担心她把胸针丢掉，所以代为保管的借口，说是第二天要交给疯妈妈的女儿素素，强行解下了疯妈妈的胸针，之后“从牛奶瓶上揭下一张封纸，把胸针包好了塞在怀里”并且“警惕地向四周一望，并没有发现坏人，便松口气”，接着用牛奶车顶着疯妈妈把她往桥下推，让她回家。

至此绍兴奶奶完成了她抢劫疯妈妈的整个过程，像抢走疯妈妈的小羊皮靴子、高跟鞋、翡翠手镯、长筒丝袜那些无耻的人一样，他们永远不会归还这些东西，否则疯妈妈不可能在他们归还之后还把她最钟爱的东西不装扮在自己身上。可耻的是，像绍兴奶奶这类本就同为弱者却反过来欺凌疯妈妈，还假借善意仁义的借口，太过寡廉鲜耻。

第二个人是崔文琴，香椿树街卫生所里的年轻医生，容貌出众在整个城北地区比较受瞩目。她对疯妈妈的美貌多有赞叹，可她所有的关注点和兴趣点都在疯妈妈的穿着——“她什么都敢穿，穿什么都好看”，最为关键的是，就像她的同事所说“那样的旗袍，你有了也不敢穿”，作为受瞩目的女性、卫生局干部的妻子，崔文琴在穿着上多有顾忌，即使她自己非常喜欢的衣服款式也不能穿在身上，她多次找李裁缝做衣服但每次做好了都不穿。

她本身也是弱者，因为外界的眼光和评论而无法获得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物，同样悲哀。当她看到疯妈妈，一眼看见的是白丝绒旗袍，当她得知红丝绒也可以做旗袍时，兴奋的立刻去买了红丝绒来找疯妈妈，要疯妈妈和她到裁缝处做个样子，疯妈妈最后在崔文琴答应给她黑金花丝巾之后和崔文琴一起去了裁缝铺。当裁缝量完尺寸之后提出要拆掉疯妈妈的一个扣子时，崔文琴选择了先满足自己，让裁缝拆掉了疯妈妈的一个扣子。即使李裁缝强调这件旗袍是疯妈妈的命，拆掉之后对疯妈妈打击太大，崔文琴毅然选择拆。

至此，崔文琴完成了她对疯妈妈的劫掠，疯妈妈最为看重的仅有一件的白丝绒旗袍也被人毁坏，绍兴奶奶和崔文琴直接摧毁了疯妈妈的精神世界。疯妈妈始终是被戕害受损的对象，绍兴奶奶、崔文琴只是众多人的缩影而已，类似抢胸针、拆纽扣这样的事之前早已不知上演多少次。

疯妈妈对于和人沟通交往有强烈的渴望,可大多数人却不耐烦不搭理她，即使有人去和她说话，也不过是绍兴奶奶、崔文琴这类卑微无耻之人,假借仁义的借口,干着下贱的勾当，将自己的满足、舒心建立在别人的痛苦、煎熬之上，甚至为满足一己私欲而毁掉他人所爱,实在可憎。疯妈妈的疯是周围环境的产物,是同为弱小的人的欺凌和损害所致。

《桥上的疯妈妈》成功地塑造了疯妈妈这一被戕害受损的人物形象，其中同为艰难生活中的弱者绍兴奶奶对于疯妈妈的抢劫损伤，爱美却不得“美”的崔文琴对于疯妈妈挚爱旗袍的毁坏，让我们看到了一出虽同为女性，但对于更弱小的那一方的欺凌与戕害的悲剧，“女人何必为难女人”不仅如此，生活本就不易，为何还要为难彼此？！可悲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