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英　何乐融　刘晓静

摘 要：利用2009—2016年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民营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从补助类型的角度评估了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OFDI的因果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般性政府补助和政府非国际化补助并不会影响企业OFDI，而政府国际化补助与中小企业OFDI之间既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进一步考察行业竞争程度和区域制度环境对政府国际化补助作用效果的影响，发现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中小企业而言，政府国际化补助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关键词：  政府补助;对外直接投资;中小企业;倾向得分匹配

中图分类号：   F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9）05-0043-11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9.05.006

一、引 言

伴随早期“走出去”战略以及近期“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OFDI）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OFDI国家。从宏观层面看，OFDI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微观层面看，OFDI是企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由此，中国政府一直都致力于鼓励企业OFDI，采取了各种措施推进企业“走出去”。近年来，政府对企业出口、OFDI等提供的退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贷款贴息等补助的总量一直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1]，探讨政府补助等政府扶持政策如何影响企业OFDI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2]。

大量研究认为相对出口来说，OFDI是一项风险性更高、投入更大的企业海外扩张模式[3]。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内部资源和能力匮乏的中小企业，仅仅依靠自身内部资源和能力可能不足以支撑企业OFDI的资源承诺和不能充分地应对海外市场的风险。因而政府补助通过无偿给企业提供资金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业内部资源的缺陷，可能会对企业OFDI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已有文献大多关注政府补助对企业出口的影响[4-7]，鲜有研究深入探讨政府补助对企业OFDI的作用效果。此外，中国政府补助种类繁多，目的各异。比如有支持企业创新的863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创新补助项目;有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专项资金补助、境外投资补助等国际化补助项目;还有财政贡献奖励、污染治理、拆迁补偿等其他补助项目。如果采用一般性补助总额来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可能会混淆研究结果[8]。因此，本文关注政府国际化补助对企业OFDI的影响，以此评估政府扶持政策在国际商务领域的作用效果。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表现为：第一，丰富了政府支持对企业OFDI影响的文献。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政府参与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制度因素对企业OFDI的作用，本文则从政府扶持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政府补助这一具体措施对企业OFDI的影响。这可以为政府科学地引导企业“走出去”提供决策依据。第二，本文也是对政府补助的经济后果研究领域的一项拓展。已有文献集中论证了政府补助对企业风险承担、创新和出口行为的影响[9-11];本文则从企业OFDI的角度全面探究了政府补助的经济后果，为评价政府补助提供了额外证据。第三，细分政府补助的类型，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方法检验政府补助和中小企业OFDI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这种严谨地实证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样本自选择问题和内生性问题，提高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科学性。此外，本文进一步按照行业和区域特征划分样本，检验了企业异质性的作用，以此考察政府补助对企业OFDI的影响是否会因企业所处行业和地区而发生改变，从而全面深入地探讨政府补助对企业OFDI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围绕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OFDI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类与其密切相关的文献：一是企业OFDI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政府补助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企业OFDI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现有文献讨论了企业、行业和制度三个层面因素对企业OFDI的影响。其一，从企业层面看，多数研究关注了企业生产率的决定作用，认为生产率和企业OFDI之间正相关[12-14]。新近研究中，Yan等[15]利用中国企业OFDI的微观数据，发现企业生产率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存在阈值效应。葛顺奇和罗伟[16]更为细致地挖掘了企业OFDI的影响因素，发现企业新产品占比、人均管理成本、人均产出、资本密集度、利润率、出口强度与企业OFDI正相关，而债务利息率和企业OFDI呈负相关关系。采用印度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Chawla[17]发现企业规模、生产率、出口强度、产品差异化和现金流会促进企业OFDI。其二，从行业层面看，市场的竞争程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具体来说，国内市场的约束是企业OFDI的主要动机，而且企业为了能够与外资企业相抗衡，会更愿意利用OFDI来获取战略资源以提高企业在本土市场的竞争力[18]。基于美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Wiersema和Bowen[19]发现产业全球化和竞争程度可以推进企业海外扩张。Xia等[20]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会促进企業OFDI。蒙大斌和蒋冠宏[21]利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37个工业行业的合并数据，发现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推动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热潮。其三，从制度层面看，大量研究探讨了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的影响。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Sun等[22]发现地区法制环境和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对企业OFDI有积极影响。杨栋旭[23]、贾玉成[24]等均发现母国的经济不确定性是企业OFDI的促进因素。Li等[25]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表明政府参与会抑制企业的OFDI，但地区的制度压力能够抵消政府参与的负向影响。采用印度跨国公司的微观数据，Rienda等[26]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发达程度和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OFDI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

诸多文献探讨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出口倾向、强度和质量的影响，但研究结论莫衷一是。以往研究先是从出口倾向和强度出发，检验了政府补助的作用效果。利用美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Bernard和Jensen[27]发现政府出口补贴对企业出口概率没有显著影响。Grg等[28]利用爱尔兰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不会影响企业的出口倾向，但能促使企业扩大出口量。对中国企业的研究中，杨连星等[29]认为政府补贴不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同时也不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出口的抑制作用。与之相悖，施炳展[30]发现补贴对企业出口的概率和强度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施炳展等[31]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补贴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的总量和数量，但降低了出口价格，而且补贴对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出口的影响在方向、程度上存在差异。现有文献还讨论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张杰等[32]发现企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会导致企业缺失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内生动力，进而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利用相同的数据，张洋[33]发现政府补助可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这一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相似的，张健和鲁晓东[34]利用这一数据的研究也表明政府补贴能够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差异化程度，促进中国企业出口转型升级。

总体而言，企业OFDI的前因研究和政府补助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得出了比较丰富的研究结论，为本文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OFDI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但综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以往文献较为充分地论证了企业OFDI的驱动因素，但关注政府补助这一最直接的政府扶持政策作用的研究明显不足。本文试图回答政府补助如何影响企业OFDI这一问题，可以丰富政府扶持政策对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另一方面，聚焦于政府补助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以往文献忽视了政府补助在其他形式的企业国际扩张中的作用。考虑到出口和OFDI是不同形式的企业国际化战略，两者在资源承诺、风险承担等方面对企业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能够为评估政府补助在国际化领域的作用效果提供额外证据。

（二）研究假设

企业OFDI是需要大量资源和能力支持的国际扩张模式。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源，往往难以开展OFDI，获取外部资源的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政府补助通过无偿给企业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构成了企业内部的流量资金，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应对OFDI的资金需求。换言之，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获得政府补助的中小企业因为内部资金量的增加，会更有能力开展OFDI。同时，政府补助也会显著影响企业管理者的信心[35]，他们对企业“走出去”的担忧会随之减少。王益民和方宏[36]利用301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高管过度自信的心理会促使企业增加OFDI的频次和数量。可见，政府补助通过提高企业管理者的信心，使管理者拥有更积极的心理来面对OFDI可能的失败，能够促使他们更愿意作出OFDI的战略决策。对中小企业来说，企业的最终决策者往往是企业创始人，其心理特征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尤为重要[37]，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OFDI的这种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

除了上述直接影响外，政府补助还存在来源于信号传递机制的间接影响。政府补助作为一种信号，向市场传递了企业的积极信息，能够有效降低外部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拓宽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38]。简言之，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更容易争取外部资金。这些外部资金不仅可以直接成为中小企业OFDI的资金流，也能使中小企业有更充分的资金去发展人力、技术等其他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和能力，提升中小企业的所有权优势。Islam 等[39]对美国企业的研究、杨洋等[40]对中国企业的研究，都证实了企业获得政府补助会对外传递积极信号，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资金，最终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促进企业成长。据此，企业获得政府补助通过信号传递机制可以拓展中小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促使中小企业拥有可利用的资源去实现所有权优势的提升，更好地满足OFDI的能力需求，促进企业OFDI。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治集中、经济分权”的制度特征导致各级地方政府掌握着政府补助的资金分配权;同时，各地区政府之间的GDP竞争和不同地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相互嵌入，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政企互动模式[41]。这就导致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情境下，政府补助会成为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区GDP的增长而帮助辖区内企业应对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一种手段。中小企业为了获得政府补助，可能会迎合地方政府的需求，积极开展OFDI，促进地方政府实现地区GDP增长的政治目标。也就是说，获得政府补助的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会形成一种隐性的契约关系，进而约束企业行为，影响企业OFDI。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16年开展OFDI的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剔除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以及变量值缺失的企业。为了保证企业拥有三年及三年以上的连续数据，剔除2014年以后上市的企业，最终得到331家企业、1698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了排除异常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連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研究样本的数据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第一，上市公司的OFDI数据，通过上市公司年报和招股说明书手工收集。剔除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出于避税目的而建立的子公司之后，按年度加总企业各子公司的投资金额，确定当年度企业OFDI流量。第二，上市公司政府补助的数据，初始信息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财务报表附注“营业外收入”科目下的“政府补助明细”。利用关键词检索各项政府补助项目的具体名称，确定属于国际化补助范畴的项目（见表1），而后加总项目金额得到各企业年度国际化补助金额。第三，其他数据，综合WIND、CSMAR和iFinD数据库的原始数据，整理形成。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本文从企业OFDI的视角评估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基本思路是，在控制其他因素后，考察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和未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在OFDI行为上是否有不同表现。分析简单线性回归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ofdi_i，t=α_i+βgovsub_i，t+∑γcontrol_i，t+year+industry+ε_i，t （1）

其中，ofdi是企业OFDI，借鉴李新春和肖宵[42]的研究，通过企业各年度境外子公司投资额与总资产的百分比衡量;αi表示企业个体效应;govsub是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通过企业各年度获得的政府补助与总资产的百分比衡量，其系数β用于确定政府补助和企业OFDI之间的关系大小和方向;control为控制其他因素对企业OFDI的影响;γ为控制变量的系数;year和industry分别表示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本文将政府补助细分为一般性补助总额（sub）、国际化补助（globalsub）和非国际化补助（nglobalsub），分别考察不同类型补助对企业OFDI的影响。

能否获得政府补助是政府综合考察企业各项特征后作出的决策，开展OFDI的企业可能本身有意愿也有能力走出去，才会向政府申请相应补助。如果直接采用简单线性回归，可能高估补助的政策效应，会得到有偏差的回归结果。另外，系数β可以确定政府补助和企业OFDI的相关关系，但不足以说明企业OFDI是政府补助的结果。鉴于此，本文采用PSM进行估计。基本思路是先构建一个与获得政府补助企业（处理组）在接受补助之前的主要特征最为接近的未获得政府补助企业（对照组）;然后匹配处理组和对照组中的企业，使得两组样本的配对企业之间仅在OFDI上存在差异;最后根据匹配后的样本测算两组企业OFDI变化的平均幅度，得到政府补助的平均处理效应，以验证政府补助和企业OFDI的因果关系。模型设定及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协变量，估计倾向得分。估计模型如下：

Logit（treati ，t  = 1） = [WB]α + β1 sizei，t  + β2 fstsi，t  + β3 sai，t  + β4 rdi，t + β5 debti，t  + [DW]β6 roai，t  + β7 firmpci，t  + year + industry + εi，t（2）

其中，treat为二元虚拟变量，当企业i在样本期间内获得过政府补助时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参考以往研究，将影响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补助和企业OFDI的相关变量设为协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具体包括：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国际化经验（fsts），采用海外销售收入占比衡量;融资约束（sa），通过SA指数计算公式[ZW（Z;C]SA=0.043×size2-0.737×size-0.04×age。其中，size表示企业规模;age代表企业上市年限。[ZW）]测算;研发强度（rd），采用企业研发支出和总资产的百分比值衡量;资产负债率（debt）;企业财务绩效（roa）;政治关联（firmpc，如果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曾任或现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政府及军队任职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年度（year）;行业（industry）。

第二步：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根据匹配后的样本计算平均处理效应。通常仅考虑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称为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计算公式如下：

ATT=1N1∑i∈I1[ofdii，t-∑j=I0w（i，j）ofdij，t] （3）

其中，I0表示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i（处理组）的集合;I1表示从未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j（对照组）的集合;N1为处理组个体数;ofdii，t表示处理组企业i在t年的OFDI;ofdij，t表示对照组企业j在t年的OFDI;w（i，j） 为适用于配对（i，j）的权重，不同的匹配方法对应不同的权重表达式;w（i，j）ofdij，t近似替代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在未获得政府补助情况下的企业OFDI;最终计算得到的ATT表示获得政府补贴对企业OFDI的平均效应，用于验证两者的因果关系。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获得国际化补助企业的OFDI均值为2.246，中位数为0.773，均高于未获得国际化补助企业，而两组企业的标准差都远高于均值，表明企业OFDI的变异程度很大。同时，两组样本企业在企业规模、国际化经验、融资约束等其他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上也存在差异。在国际化经验的均值上，获得国际化补助的企业海外销售收入占比相对没有获得国际化补助的企业要多10.8%，可以说明企业国际化能力是政府在作出补助决策时会重点考察的要素。此外，样本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均值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小企业面临外部筹资困难的问题。

（二）相关关系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式（1），分析政府补助和企业的相关关系，并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来规避常规面板数据估计时可能产生的偏误，政府补助与企业OFDI的相关关系的检验结果见表3。其中，模型1、模型2、模型3的自变量分别为企业获得的一般性政府补助、政府國际化补助和政府非国际化补助。对比各模型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得出，政府国际化补助和企业OF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一般性政府补助与企业OFDI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政府非国际化补助与企业OFDI之间负相关关系也不显著。如前所述，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政府补助种类繁多，政府出于鼓励企业创新、企业国际化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等不同的目的，有针对性地给企业提供不同类型的补助。换言之，政府补助的目的并不总是提高企业OFDI。因此，采用一般性政府补助替代国际化补助来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OFDI的作用会混杂非国际化补助的作用，进而认为对企业OFDI的影响不显著。同样的，政府非国际化补助的目的是鼓励企业国际化以外的行为，并不会显著影响企业OFDI。

（三）因果关系分析

在相关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探寻政府国际化补助与企业OFDI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说明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依次采用K近邻匹配（K=1）、半径匹配、卡尺内K近邻匹配（K=3）、核匹配、局部線性回归匹配、样条匹配、马氏匹配方法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样本企业进行配对，并计算政府国际化补助对企业OFDI的平均处理效应。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回归估计之前，需要进行平衡性检验。以一对一匹配为例，本文报告了匹配变量的平衡性检验，见表4。可以看出，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10%，除资产负债率外，其他变量T检验的结果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对比匹配前的结果，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大幅缩小。总体而言，匹配符合平衡性假设，表明通过匹配能有效消除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的特征差异。

依据匹配后样本，计算政府国际化补助对企业OFDI的“处理效应”，目的是判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估计结果见表5。其中，ATE表示整个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ATU表示未获得国际化补助企业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获得国际化补助企业的平均处理效应，本文关注ATT的结果。具体而言，ATT表示匹配后获得国际化补助的企业（处理组）在OFDI上变化的平均幅度与从未获得政府国际化补助的企业（对照组）在OFDI上变化的平均幅度之间的差异。简而言之，ATT测度了政府国际化补助对获得补助的企业在接受补助后OFDI变化的平均幅度的实际影响。模型1～模型7中AT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获得政府国际化补助的企业在得到补助之后会加大OFDI。也就是说，政府国际化补助会促进企业OFDI，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四）稳健性分析

首先，为了验证上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分析。第一，更换自变量衡量方式。利用政府国际化补助与企业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值衡量企业国际化补助，重新估计式（1），表6中模型1为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政府国际化补助和企业OFDI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依然显著。第二，更换因变量衡量方式。采用企业自成立到给定年份之间对境外子公司的投资额与总资产的百分比值来衡量企业OFDI，重新估计式（1）、式（3），表6中模型2、模型3分别是回归结果。模型2中，政府国际化补助的系数表明，政府国际化补助和企业OFDI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会因企业OFDI的衡量方法不同而改变。模型3中，ATT的结果表明政府国际化补助和企业OFDI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会受到企业OFDI不同衡量方法的影响。

其次，行业竞争环境和区域制度环境可能会影响政府补助和企业OFDI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国内市场的约束是企业OFDI的主要动机，母国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会促使企业，尤其是处在竞争劣势的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43]。同时，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导致各地区之间制度环境差异明显，这些差异化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国际扩张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44]。因此，为了细致地考察政府补助和企业OFDI的关系，本文从行业竞争程度和区域制度环境两方面探寻企业异质性产生的影响。具体地，本文基于全部上市公司2009—2016年的数据，依据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ZW（Z;C]HHI=∑（Si，t/St）2。其中，S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销售收入;St则表示行业内全部沪深上市公司t年的销售收入。HHI越小，表示行业内企业的数量越多，行业竞争程度就越高。计算得到行业竞争程度（HHI），采用企业总部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ZW（Z;C]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ZW）]衡量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institution）。以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和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为基准，本文将全样本划分为低竞争行业组和高竞争行业组、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组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区域组，对子样本进行重新回归，分样本回归的检验结果见表7。

表7中，模型1～模型4是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模型5～模型8是PSM估计的结果。分别对比模型1和模型2，以及模型5和模型6的结果，本文发现政府国际化补助和企业OFDI之间相关关系仅在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中小企业中显著，而两者的因果关系只在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中小企业中成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行业竞争程度对政府补助和企业OFDI之间关系的影响并不稳健。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经济中政府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致政府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较少受到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另外，对比模型3和模型4中政府国际化补助的系数，以及模型7和模型8中政府国际化补助的处理效应，表明政府国际化补助与企业OFDI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都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进而言之，如果中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国际化补助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意味着企业会面临更高程度的政府干预，更不健全的金融市场，这加剧了中小企业在外部资源获取和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由此，受资源和能力限制的中小企业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情境下更依赖政府补助来支持企业OFDI。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手工整理和关键词检索获得政府国际化补助的数据，本文细分了政府补助的类型，研究了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OFDI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一般性政府补助和政府非国际化补助并不会影响企业OFDI;而政府国际化补助与中小企业OFDI之间既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第二，行业竞争程度和区域制度环境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处在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中小企业来说，政府国际化补助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中小企业在总数、价值创造上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小企业OFDI对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愈发重要。什么因素阻碍或促进了中小企业OFDI？政府应当采取何种针对性的措施以促进中小企业OFDI？对上述问题的实证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发现并非所有形式的政府补助都能促进企业OFDI。因此，政府应当科学地设置不同类型的补助并合理地筛选被补助企业，从而真正发挥政府补助在中小企业OFDI中的实效。此外，本文还发现政府国际化补助对中小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受到区域制度环境影响。这就启示政府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以此为中小企业获取资源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外部环境，进一步促进企业OFDI。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从企业海外投资“数量”的角度来考察政府补助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从海外投资“质量”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研究。更高质量上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应對“逆全球化”挑战的正确选择。在进一步完善数据的前提下，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海外投资质量的角度考察政府国际化补助对中小企业OFDI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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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SME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SM

HUANG Li-ying HE Le-rong LIU Xiao-jing

（ Schoo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Fujian， China）

Abstract：Using data of Chinese private firms listed in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board and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s between 2009 and 2016，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by the fixed-effects model and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o investigate the causal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 SM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eneral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non-internationalization subsidies do not affect SMEs OFDI， and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subsidies and SMEs OFDI. In addition， we examine the moderate role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degree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 environment，and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subsidies on SMEs OFDI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firms located in the low marketization area.

Key words：  government subsidie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