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金泽，林致诚

厦门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根据统计，自1870年至1930年的60年间，平均每年从厦门口岸出入的华人华侨达105 577人次[1]。文章旨在梳理近代厦门华人华侨在推动厦门体育发展方面的实践和贡献，同时也展示近代厦门华人华侨在传播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过程中对厦门近代体育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以期为新时代华人华侨在如何推进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方面提供历史借鉴。

1 厦门近代体育发展的社会背景

厦门，以其位处“漳泉之交，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八闽之障”[1]和迩近南洋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有移民海外的传统，自东汉时期“流移至澶州”(今菲律宾群岛)开始[2]，历史延续千余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廷在厦门设立闽海关，指定厦门为“通洋正口”[2]，使厦门的海上贸易呈现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景象。自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全国贸易中心转向厦门[3]，直至近代都是全国贸易中心和文化中心。1840年后，厦门逐步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文化输出之地，厦门也率先受到了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同时，厦门华人华侨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与南洋海上贸易、经济交往频繁发展的结果[4]，更是在刺桐港和月港相继衰落后跃居我国东南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而作为近代我国华人华侨出入国的重要门户，厦门也是福建的主要侨乡。

1.1 厦门是近代中国体育较为发达的城市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闭腐朽的大门，在清政府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后，厦门成为了最早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此后，许多西方的领事馆人员、贸易商，来华的殖民警察、教会人员以及部分军队等纷纷登陆厦门，成为最早的西方侨民。炮舰打破了这座昔日小岛的宁静，也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冲击[5]，尤其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中，厦门更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体育项目率先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被殖民者带到厦门。不过，在18世纪中期左右，随着西方殖民者排华行为和中西体育文化的差异，传入的现代体育活动还仅仅限于西方选手参加，国人只能当作观众来欣赏这些所谓新奇的体育赛事。但是在欣赏的同时，厦门部分民众对西方现代体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步在社会上开展相应的赛事。据相关记载，厦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开展现代体育运动最早的地方之一，其历史信息可以追朔到19世纪40年代初[6]，而作为现代体育典型代表的现代足球，19世纪90年代就出现在了厦门鼓浪屿[7]。

近代厦门开埠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张需要，纷纷派遣传教士在厦门成立教会学校，作为传教和普及西式教育的据点。其中代表性的有：由施约翰(John Stronach)夫妇于1844年在鼓浪屿上创办的福音小学(后改为福民小学)，这是鼓浪屿最早的小学，也是笔山小学的前身；美国教会传教士1847年在厦门开设的第一个小学女学堂——毓德女子小学；英国长老会与美国归正教会为纪念约翰·凡·涅斯特·打马字(Rev.John Van Nest Talmage)于1881年创建的寻源中学、1870年创办的毓德女中、1877年创办的怀仁女中，等等。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840年至1930年间，厦门由西方教会创办的各式学堂多达20多所[7]。在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开展的教学活动中，由于当地恶劣的生存条件和人们较差的身体素质，迫使他们对体育教育尤为重视。早期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开展的体育教育奠定了近代厦门体育发展的基础，如英华书院(今厦门二中)是厦门足球队发源地；而毓德女子小学、田尾妇女福音学校、毓德女中和怀仁女中等一批女子学校的创办，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厦门女子体育的发展。早期西方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对体育的重视，也影响了从这里出走海外华人华侨的体育观，为此后他们回国捐资办学、兴办体育教育奠定了一定基础。总之，随着西风东渐社会背景下现代体育的传入，在西方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华侨学校提倡的体育教育的共同助力下，厦门逐渐成为全国近代体育较发达的城市之一。

1.2 传统体育活动在厦门的传承与发展

近代伊始，虽然作为舶来之品的现代体育已经见于厦门的学校和民间，但源远流长的传统体育活动仍然是厦门流行的民间体育形式。厦门传统体育活动是当地民众将社会形态民间化的一种手段，能够确切的反映出当时社会状态和文化背景，其传承手段主要是由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和节日庆典习俗活动两方面进行传承的。早在明清时期，厦门地区成为与海外进行交流的重要港口和抵御外来侵略的要塞，常年有军队驻扎在此，长期的军事训练和休闲娱乐中，逐渐衍生出了许多传统体育项目，如郑成功为提高士兵们作战能力创造出的“宋江阵”即为代表之一。同时，频繁的战乱促使当地民众为求自保纷纷习武，组织地方武装，从而创造出了诸如“宗鹤拳”“虎尊拳”和“五祖拳”等许多拳种。除此以外，在节日庆典及祭祀中表演的民间传统体育也一并由厦门当地民众保存和传承了下来，如元宵节舞龙舞狮和端午节龙舟竞渡等。值得一提的是，据1983年寇特思(Auslin Coates)出版的《中国赛马》(China Races)一书所记，厦门是外国人在中国大陆最早举行赛马活动的地方[7]。事实上，跑马在厦门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如今属思明区文安街道辖境有条“马柱巷”，就是因为此地昔日是养马之地并竖有许多拴马桩而成为地名的。厦门民间赛马一般在春节、元宵节期间举行，有的庙宇迎新赛会也有赛马助兴。厦门地区的跑马活动正是在之后西风东渐影响下逐步发展并传承发展至今。

2 华人华侨在促进厦门近代体育发展上的实践

早期从厦门出海的华侨，以谋生为主要目的，对侨居地和祖国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并不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近代时很多海外华侨的综合影响力不断扩大，他们也积极主动促进厦门当地和侨居地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体育因其独特的魅力，自然也成为华人华侨进行中外交流的手段和途径。

2.1 引进西方现代体育

清末民初，由于社会动荡和经济萎靡导致官办学堂接连倒闭，厦门的教育则被洋人的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所控制。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引导，许多华人华侨回厦捐资办学的热情开始高涨，并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现代体育运动通过侨办学校体育教育的形式传播到国内。当时华侨传播的现代体育活动以球类、田径、举重、体操、赛马等项目最具特色，这也是近代侨办学校体育教育的特点[8]。如由闽籍华侨叶清池等于1898年出资捐建的同文书院，就将现代篮球、足球甚至田径等西方现代体育项目作为学生学习的体育内容[6]。近代海外华人华侨在厦门捐资兴办学校在陈嘉庚先生的带动下蔚然成风，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以前，仅设在厦门市区的37所立案小学中，就有17所与华人华侨有直接关联；在11所立案中学中，与华人华侨有关的占5所[1]。

近代厦门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与侨办学校体育教育的成功是密不可分的，像篮球运动是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在侨办学校中得到了良好的传播，并取得了喜人的竞技成绩。代表性的如集美学校的男子篮球队，在1929年3月21日的比赛中，曾以48：46的成绩战胜到访厦门的美国海军舰队“黑鹰队”。3月22日又以34：33的成绩险胜曾获得菲律宾全岛冠军的美国匹兹堡队，这次比赛在当时的海内外华人华侨中引起了轰动。1933年8月底，集美学村女子篮球队在厦门以33：17的成绩战胜当时全国冠军队上海两江女子体专篮球队，晋升当时国内女篮三强之一[7]。20世纪30年代，在海外体育团体的资助下，许多从厦门出海的福建晋江(今泉州)籍菲律宾篮球名将常常回国探亲并传授球艺。在他们的带动下，天马、北马、培元等男子篮球队都成为泉州城内著名的篮球组织。他们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篮球游艺赛、邀请赛和“杯赛”，而华人华侨则往往捐资设立优厚的奖品以助兴[9]。

除了篮球运动取得了斐然成绩外，侨办学校体育教育的成功更是遍地开花。辛亥革命后，由于侨办学校大力普及体育教育，使得参与体育运动的人数陡增，逐渐催生了清末民初厦门的三次体育运动会。这三次运动会包括有百码赛跑、220码赛跑、440码赛跑、800码赛跑、一英里替换赛跑(接力赛)、三足赛跑、竞技跳远、立定跳远、跳高、撑杆跳、掷铁球、12磅铁球、投棒赛远和排球比赛等项目。三次运动会的成功举办为厦门培养了不少运动健儿，如摘得220码、12磅铁球和440码赛跑等四项冠军的寻源书院郑享绶，曾在1917年入选中国代表队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再如20世纪20年代称雄亚洲的栏王林绍洲、获得400米全国冠军的戴树国以及跳高名将余怀安等，也是从近代厦门三次体育运动会走出去的[7]。

民国初期，由于华人华侨的侨办学校刚刚起步，厦门的教育权实际上还是掌控在西方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手中，体育权也被西方教会学校与基督教青年会掌握，这就使得厦门早期一些体育运动会的主办权也落入了西方教会手中。如在1915年厦门举行的第一届运动会上，参赛项目为较常见的现代体育项目，而运动会的大会总监察就是美国基督教青年协会柯乐凯，总干事则是基督教青年会美国人伊理雅。1916年的第二届运动会，开始取消了总监察，大会名誉会长改由驻军旅长、厦门镇守使唐国谟担任，名誉董事部除军政长官外，还有华人华侨林尔嘉等36人。到1917年举办第三届运动会时，侨办学校的领导开始进入体育运动会董事会，如厦门集美学校校长陈敬贤先生(陈嘉庚先生的胞弟)作为赞助员(名誉董事)就名列其中。从民国初年厦门举办的三次体育运动会情况来看，近代厦门的现代体育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步入正轨，同时，从这三次大会主要负责人的来源可以看出，西方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渐渐丧失了厦门体育运动会的主办权，最终厦门人与华人华侨携手由西方人手中夺回了体育权，并掀开了近代厦门现代体育发展的新篇章。

近代华人华侨除了通过侨办学校体育教育来助力厦门体育事业发展，也通过引进现代体育项目比赛的形式供国人观摩学习。华人华侨归厦后陆续引进了田径、举重、体操、赛马等现代体育项目。在引进形式上，主要通过单项引入、比赛引入、学校引入的形式。

2.2 建立体育组织，资助体育竞赛、捐建体育设施

从厦门出海的华人华侨虽然旅居异乡，但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除了成立体育组织，捐资办学兴办体育教育，他们还通过资助比赛、捐助家乡体育公益以及建立侨乡民间体育组织等形式，为家乡体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1924年5月在广大华人华侨的鼎力支持下，厦门体育界成立了“厦门精武体育会”，为了弘扬华夏民族尚武精神，还在厦门中山公园修建了精武体育馆，经过发展会员达数百人。20世纪20年代，厦门精武会会长刘金泉等还应邀赴台湾，进行了轰动台湾的武术表演[8]。此次“赴台之旅”为发展两岸体育文化交流，增进两岸的感情，促进两岸的交流合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资助体育比赛以培养人才是华人华侨对祖国、家乡所寄望的一份深情。近代史上，厦门共举行了三次小范围的体育运动会和一次全市性的厦门市第一届运动会，孕育了不少运动健儿。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有诸多华人华侨胸怀祖国，积极参加各类体育竞赛，为国争光。如厦门人虞怀安在1923年5月于日本大坂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获得男子跳高冠军[10]。1934年，从厦门走出的林绍洲和戴淑国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110米高栏和400米跑比赛。他们两人在1936年还入选柏林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110米高栏和400米跳比赛[11]。

近代厦门地区的体育设施建设也是在华人华侨的鼎力支持下得到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陈嘉庚先生在集美学校修建了设备完善的体育设施，其中有占地2.25万m2的运动场，有标准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和跳高跳远等设备，一应俱全；1935年厦门双十中学的“虎豹体育馆”，也是由新加坡华侨胡文虎捐资兴建的。在归厦华人华侨资助竞技比赛和捐建体育基础设施的影响和带动下，近代厦门各种体育活动和竞赛得到了进一步开展，与海外频繁的体育竞技联系和互动交流也有了组织保障，促进厦门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2.3 传播中华传统体育

1840年鸦片战争后，厦门逐步沦为西方资本主义贸易和文化输出的中心。19世纪末期来华的传教士比腓力比腓力美国归正教传教士，1885年来厦门，在厦门居住25年，著有《厦门概况》(In and a-bout Amoy)，是介绍厦门的一本重要著作，全书分为历史、地理、贸易三部分，第一版1909年出版，全书共16章，共256页，27页插图。第二版1912年出版，全书也是16章，但内容增加许多，共338页，49页插图。在其著作《In and about Amoy》(Amoy是近代西方对厦门的称呼)中也认为：“厦门是中国的一个贸易中心，有着无比的优越港口，很早以前就被西方的旅行者和商人所熟悉”。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华侨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实现民族认同，不断借助蕴含地域和族群文化元素的中华传统体育为工具，表达自己的民族文化情愫。

鸦片战争前后，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工从厦门被贩卖至世界各地做苦工。在这其中，有许多人是会拳脚的帮会成员，为了自保，他们纷纷在侨居地结成帮会组织，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武术借着帮会和宗教势力的发展获得了传播[12]。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强身养性为主要功能的传统武术逐渐被国内外民众所了解，并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受此影响，国内纷纷出现的精武体育会和闽南国术团等武术社团，也通过华人华侨影响波及到他们的侨居地。1929年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邀请下，“闽南国术团”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巡回演出，为中华武术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奠定了基础。陈嘉庚先生在演出期间赠送了全套的武术器械和服装，并题写了：“谁号东亚病夫此耻宜雪，且看中华国术我武维扬”和“勿忘黄帝儿孙任人鱼肉，相率中原豪杰卫国干城”两副对联来鼓舞国术团士气[8]。在历时8个月的巡回表演中，“闽南国术团”表演了舞龙舞狮和武术器械对练等，受到了东南亚各国人民和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表演结束后，“闽南国术团”的部分拳师被华人华侨邀请并留在当地开设国术馆传授白鹤拳。“闽南国术团”将中华传统武术带出国门并巡演，不仅将中华传统武术向世界进行传播，也促进了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国际化，更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当地的华人华侨，进一步联络了与祖国的血脉亲情。在华人华侨聚集较多的城市中，精武体育会等体育组织成为聚集华人华侨开展体育活动的中心。如吉隆坡的精武体育会设有健身房、体操房、国术馆、游泳池等等，有专职教练，有专人负责，有董事会，一切经费都由当地华人华侨富商提供。这里成为华人华侨传播推广中华传统体育、培养传统体育人材的重要阵地[14]。华人华侨在海外传播中华传统体育给居住地居民认识和接触中华传统体育提供平台，为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间接推动了近代厦门体育的发展。

3 华人华侨对厦门近代体育发展的历史贡献

一部世界历史，就是文化交往的历史。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都存在着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15]。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难以完全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要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接触，互相交流，不断融合。因此，近代海外华人华侨其实是连接中西两方文化的桥梁，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从引进西方现代体育到对外传播中华传统体育，到推动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从厦门出海的华人华侨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历史贡献。

3.1 构建了我国近代国家体育形象

在近代早期，由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和闭关锁国的封建思想，导致在世界各地的体育运动及赛事中很难见到中国人的身影。直至20世纪初期，从厦门出海谋生的华人华侨经过艰苦奋斗，其经济实力开始逐渐好转，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后，他们逐渐对体育运动萌生了兴趣。据当时统计，福建出海的华人华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一带[14]，由于东南亚地区长时期受欧美帝国主义殖民，深受欧美体育思想文化影响，因此使得侨居此地的华人华侨学习了大量近代的体育运动知识和体育运动技能。在他们回到厦门兴资办学的过程中，也极大推崇现代体育运动。近代厦门在华人华侨兴资办学的努力下，为近代中国输出了不少体育健将，并在世界性竞技比赛中获得了骄人的成绩。近代厦门侨办学校体育教育的成功，一方面为近代中国体育取得引以为傲的成绩奠定了基础，极大地增强了当时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加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通过体育促进了国人与海外侨胞之间感情的联络，激励海外华人华侨回到家乡兴资办学，助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3.2 搭建了近代厦门对外体育交流平台

近代华人华侨在厦门兴办的众多侨办教育，是西方现代体育进入祖国的很好平台。在华人华侨的努力下，近代厦门体育运动组织与国内外的体育组织也有过诸多联谊和比赛交流。通过这一平台和厦门竞技体育组织南征北战的影响，在近代厦门竞技体育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也促进了现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现代体育竞技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通过华人华侨的推广与传承，传统体育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许多传统体育项目成为厦门华人华侨进行国内外联络情感、传递情谊的纽带。而华人华侨这种特有的历史作用和优势，为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后来中国体育在世界体坛争得更有利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3.3 形成了中华民族新的民族认同载体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粘合剂，是一个民族更具有凝聚力的基础[16]。近代海外华人华侨不论是在传播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上，还是在厦门兴资办学促进现代体育发展上，实质上都是用体育文化来联络感情的。一方面，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海外华人华侨对传统体育的喜爱，本质上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习俗和礼仪传承的体现。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认可和传承的行为，有利于维系海外华人华侨对自己的民族认同。即便是海外华人华侨的后裔，受传统文化与习俗的熏陶，他们也仍会继承自己祖辈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使得这种民族认同不断维持下去。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华侨回到厦门兴资办学，提倡现代体育教育，带回了先进的体育运动知识和技术。而通过体育活动把中国民众团结到一起，在参加国内外各类赛事、获得优异竞技成绩的同时，也增强了本民族的凝聚力。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体育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不论是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现代体育活动的展示，所有的中国人及华人华侨都愿意看到自己的同胞取得优异的成绩，为国争光，这实际上就是民族认同在体育活动中的体现。近代厦门华人华侨通过体育教育的普及，通过体育进行的文化沟通，在促进民族情感交流与联系的同时，亦使体育逐渐形成为海内外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