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武,周建社

(1.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2.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广场舞是全民健身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广场舞健身引发的噪音扰民、场地纷争、管理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成为影响其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2015年8月文化部、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2017年5月文化部印发的《“十三五”时期繁荣群众文艺发展规划》，以及2017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针对引导与规范广场舞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要求在场地供给、活动行为、组织建设、管理机制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科学合理配置场地资源、技术资源与组织资源等。为此，结合资源配置理论，探析我国广场舞健身资源配置的现实问题及特征，提出其治理方式，以期为优化广场舞健身资源配置，促进体育公共服务建设提供参考。

1 资源配置理论与体育资源配置

1.1 资源配置理论

资源配置理论是经济学中为解决资源稀缺问题，针对其所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要素进行分配，致力于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以优化现有资源利用，尽可能满足人类需要的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经历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积累和发展阶段，直到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精辟地论述了资源配置问题，才形成完整的资源配置理论[1]。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有两种最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分别为市场方式与政府方式，前者主张政府主义，后者提倡政府干预主义[2]。我国的经济所有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社会资源配置主要通过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实现，其资源配置形成了市场方式、政府方式与混合方式相结合的多元配置形式。

1.2 体育资源配置

根据资源所有权的不同，资源可分为国家资源、行政资源(公共部门资源)、公共资源、企业资源与私人资源。体育资源是一种具有多重属性的资源，涉及国家、社会与个人等各个层面的资源。体育资源涵盖了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如美国学者DL Smart等人(2000年)把体育资源分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与组织资源。物质资源包括场馆设施与设备，管理硬件系统等；人力资源包括体育活动中人的知识、能力与关系等；组织资源包括体育组织的发展历史、结构关系、成员与管理信任、组织文化等[3]。我国体育资源配置水平呈现空间非均衡性[4]；群众体育资源城乡差距明显，财政投入处于不公平状态[5]。如何优化体育公共资源配置近年来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指出统筹运用各领域各层级公共资源，推进科学布局、均衡配置和优化整合[6]；《“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统筹社会、行业和个人三个层面，形成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强大合力[7]；《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提出要通过立体构建、整合推进、动态实施，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和产业链、生态圈，提升全民健身现代治理能力[8]；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2017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中指出，要开展“三级联创”活动，推动“体育+”和“+体育”，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全民健身活动[9]。显然，伴随健康中国与全民健身计划的整体推进，优化体育公共资源配置是解决体育公共资源供需问题的重要举措。

2 广场舞健身资源配置的现实问题

2.1 广场舞健身中的权利资源配置

公民体育权利资源供需紧张是引发广场舞健身行为纠纷与矛盾的根本动因。权利是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权利诉求表达了各主体间的需求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公民参加社会体育活动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扶助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全民健身条例》规定“公民有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障公民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广场舞作为一种健身活动，居民依法参与广场舞健身活动是其基本权利。然而由居民参与广场舞健身活动引发的纷争中，却内含多种权利的冲突与失衡，如“武汉粪袭”“北京鸣枪放獒”“温州高音炮还击”等噪音扰民事件反映了健身权益与休息权益的冲突、体育权利与安居权利[10]的矛盾；“2017年洛阳篮球少年和广场舞场地争夺战”“杭州两支广场舞队伍场地争夺战”等场地争夺事件反映了管理主体权利失衡与参与主体诉求不一[11]的状况。居民参与体育权利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以及难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理依据不足，表现为居民参与体育权利的法律法规责任与义务条款欠缺。一是现有体育法规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与《全民健身条例》等，针对居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规定只有原则性条款，并未对法定权利的具体内容、责任、义务与保障等做出详细的规定，缺乏明晰的实现体育权利的条件与程序，以及纠纷解决机制；二是《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以及相关部门或协会的管理办法与公约等，虽然针对参与广场舞健身活动的组织、行为、场地等有明确要求，但基于文件的性质与法律法规相比其效力层次与执行强制力远不如法律。

2.2 广场舞健身中的空间资源配置

体育公共空间资源配置的有限与分布不均是引发广场舞健身场地纷争的物理原因。社会生活常开展于空间之中，公共空间是承载个体活动的载体。居民体育公共空间是承载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载体，是实现居民参与体育活动与交往的基础条件。体育公共空间是广场舞健身活动发生、发展的基础条件，广场舞健身活动不仅创造性地激活与利用了体育公共空间，而且也受制于体育公共空间的发展水平。广场舞健身空间资源配置主要表现为资源的有限与分布不均衡。一是从体育公共空间供给总量来看，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显示，我国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12.45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46平方米，且其中许多竞技性训练馆、比赛场馆、企事业单位体育场馆等并不对外开放；二是从体育公共空间供给类型来看，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82种主要体育场地类型，有81种具有运动项目的功能指向性[12]，并未含有专门的广场舞健身活动场地，现有广场舞健身活动场地主要是各类文化广场、公园空地、社区公共空地、街道、马路边或其他体育公共场地等，多与其他类型的公共空间资源混合使用；三是从公共空间资源消费来看，呈现公共空间资源有限与隔离，以及消费不平等，在城市闹市区、中低档商品房社区、老旧单位型社区、安置房等住宅区，公共空间资源较为紧缺，而农村、高档社区空间资源相对充裕，且资源互不共享与相互隔离[13]；四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体育公共资源配置形成的“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14]，以及高密度与混合使用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了巨大内在张力[15]。

2.3 广场舞健身中的治理资源配置

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主体职能的模糊与行为的滞后是导致其治理难的现实原因。治理是治理主体采用适当方式，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治理主体包括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公私行为主体，如政府机构、社团组织、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家庭与个人等，涉及其管理主体、管理客体，以及管理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广场舞纠纷的治理主体包括行政部门、社区(乡镇、村)居委会、自治组织，以及家庭或个人等。资源稀缺性是引发广场舞冲突事件的前提与诱因，广场舞冲突的激烈程度与能否解决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职能发挥情况与社会自主协调能力。如“北京鸣枪放獒”事件、“武汉泼粪”事件与“湖口防洪堤场地纠纷”事件等，在事发之前都有居民的自主协商，以及后期的政府介入与协调，都因效果不理想而导致了问题的升级。这其中就体现了社会治理资源在处理广场舞纠纷过程中的短板与不足，包括社会问题的预防和化解机制缺乏、职能部门缺位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不够[16]，政府职能模糊与职能转变的滞后[17]，各主体与职能部门的法制意识淡薄[18]等。因此，广场舞纠纷的治理需要进一步明晰各治理主体的职责、权利与义务，健全管理制度与提升个体的法制与道德意识。

3 广场舞健身资源配置的特征

3.1 资源配置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广场舞健身资源最基本的特征。阿伦特认为公共性是公共空间的体现，公共空间的共性表现为公共生活的关联，公共空间的在场性以及公共空间的永恒性，其中值得强调的一点即为公共生活的关联性[19]。公共性也可被理解为“参与”，即民众自愿参与塑造公共空间，可以分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20]。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作为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不同身份、民族、种族、性别的民众在公共空间借助公共性展开自由和平等的交往[21]。一是广场舞健身需求资源的公共性，集体归属感、群体认同感、相互支持，以及社会价值感、荣誉感与权威感等，体现了个体情感的自我表达与主体性建构[22]；二是广场舞健身地理空间的公共性，文化广场、公园、空地、街道等这些公共空间，不同身份、性别、民族的居民均可在这一公共空间自由与平等的交往与活动；三是广场舞健身权力资源的公共性，休息权、安居权、健身权、体育权，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等，均是居民共同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四是广场舞健身治理资源的公共性，政府部门、自治组织、广场舞团队等，均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组织与团体。广场舞健身资源的公共性一方面表现为公共资源的参与共享；另一方面也呈现了公共资源的管理无序，部分公共资源实际表现的功能、价值等与其本身所赋予的功能与价值呈现了偏离。

3.2 资源配置的稀缺性

用来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源通常是有限的，即资源具有稀缺性。经济学就是为了解决资源稀缺性这一基本问题而产生的，它主要研究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中配置资源。资源配置高效的目标，也是资源稀缺规律的客观要求。广场舞健身资源的稀缺主要体现在场地资源、治理资源与人力资源等方面。首先，场地资源的缺乏是广场舞健身资源面临的主要硬件问题，全国体育公共场馆资源整体不足，专门的广场舞健身场地规划缺乏，以及与其他公共空间的混合使用等，使得广场舞健身场地资源尤为紧张。其次，治理资源的不健全主要表现为法理依据不足，以宏观法为主，微观细则缺乏；治理主体职责不明晰，法制意识不强，政府部门、居民(或村民)委员会、广场舞协会等治理主体针对广场舞的管理职责不明晰，广场舞参与者的法制意识不强等，针对自身行为鲜有通过寻求法律依据来避免与解决纠纷。最后，人力资源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健身指导员、广场舞团队组织者、团队领导者与教练等，广场舞团队的领导者与教练主要是舞蹈爱好者与喜好健身的人，鲜有专业的健身指导员，在如何引导居民科学、规范与健康参与广场舞健身活动等方面存有一定不足。

3.3 资源配置的不公性

强调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体育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以社区为最基本单位组织居民体育，在学校、工厂、社区配置体育设施等资源，是发达国家建设公共体育服务的基本理念与基础内容。区域、城乡体育之间的公平性问题主要包括体育经费投入、性别、种族、民族、不同组织结构、不同体育项目等之间体育配置与服务的公平[23]。体育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反映了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以及不同区域与类别的体育公共资源结构配比的不平衡。以中老年女性参与为主体的广场舞健身活动，其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反映了不同性别、不同体育项目、不同地区等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一是体育公共资源配置性别差异的考虑不足，以竞技性运动体育场馆为主体的体育公共场馆资源，女性享用率相对较低，适用于女性体育运动的体育公共场馆明显偏少；二是不同类型体育场馆配置呈现不均衡，相较于篮球、足球等专门性的体育场馆，广场舞健身场地资源的配置甚少；三是地区与区域之间资源的配置不公平，老旧社区、高档小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等，配置与享用的体育公共资源呈现明显差异。

4 基于资源配置理论的广场舞治理方式

4.1 政府主导的广场舞治理模式

公共行政学领域学者认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组织的目的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组织外部而非组织内部的人们的需要。新制度主义指出政府在增进秩序，使市场和社会自治领域协调变得更容易。从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分类来看，政府又称为公共部门，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三大主要职能，引导社会各种资源配置的流向与结构。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指出“基本公共服务是由政府主导、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广场舞健身活动作为全民健身事业的一部分，亦即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部分。政府部门在引导广场舞健身资源配置，整合广场舞健身资源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开展的“六个统一”广场舞管理模式，即政府统一配置广场舞活动场地，统一配置广场舞音响设备，统一培训广场舞指导员，统一制作广场舞光盘，统一广场舞活动时间，统一制定广场舞管理规范等[24]；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采用“政企共建共享”模式，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将现有企业、学校、退休职工活动站等100余个文体设施纳入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78家场馆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新建与扩建了文化广场6个[25]。可见，政府主导的广场舞治理模式，对推动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个人等联动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首先，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力量的宏观调控与资源配置，统筹社会、企事业单位与广场舞健身组织等资源主体，可以有效优化权利资源与空间资源配置，强化治理资源的联动效应；其次，政府管理职能逐步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在场地资源、安全保障、技术支持、管理制度等方面逐步实现了统一配置与结构优化；最后，问题处理实现了主动介入与先发制人，工作机制在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与联合行动等方面有了制度保障。

4.2 政府引导与社会自治模式

各类治理主体都具有其局限性与适用性，一个组织的个人或社会问题很难不求助于政府的解决，即需要在政府这一治理主体协调下，通过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博弈和沟通来追求治理的实现。公共行政学领域认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组织的目的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满足组织外部而非组织内部的人们的需要。社会自治是指社会共同体自治，即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自主决定本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如工会、行业协会等，它既是公民自我管理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对于政府不作为或对政府受客观条件限制作为不力，进行督促与推动的组织形式。社会自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要素与必要条件，是对政府治理的一种补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016年6月，《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指出要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格局。政府引导与社会自治的广场舞治理模式是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社会自治权进行有效整合，促进管理与服务，自律与他律相互动，推动体育社会组织成为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如浙江省舟山市通过政府转变职能，以服务促规范，成立了舟山市广场舞指导中心，出台《舟山市广场舞指导中心服务实施意见》，且为逐步发展基层力量与自律团队，成立了广场舞协会参与广场舞管理，制定了《舟山市广场舞文明公约》，广场舞健身活动实现了“零投诉”。这一实践过程中，通过政府力量与社会资源的各司其职与共同努力，优化了广场舞治理资源配置。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与服务提供引导与规范广场舞的发展，其职能逐步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广场舞指导中心或协会等自治组织发挥其自治权，结合制度要求与民众需求，立足客观实际，充分运用社会资源自主解决广场舞的现实问题，优化广场舞治理资源结构与应用效率。

4.3 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自治模式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名义上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依然带有国家政权的影子，是国家控制社会的组织形式，提供公共服务也是其最为核心的功能。2017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坚持依靠居民、依法有序组织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解决广场舞纠纷的重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政府介入，或其他执法部门与企业参与广场舞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它是其不可或缺的联系纽带，是权力资源与社会资源相互合作的重要基础。如长沙市新园社区群众工作站配合社区干部，通过主动与居民代表协商，以及同社区集体资产办公室达成协议，成功解决了该社区广场舞练习时间与场地纠纷问题；长沙芙蓉区荷花园街道、开福区荷花池社区居委会通过主动与周边的企业诸如超市、商场等协调，并获得支持与同意，建设文化广场，有效解决了该社区广场舞健身场地资源紧缺问题。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自治是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按照居民或村民自我的共同要求与原则，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共同解决社区(村)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问题，在问题解决的方式与手段等方面更贴近于问题实际，易于让居民接受，且效果较好。因此，逐步健全与完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等自主治理资源，发挥其治理优势，实现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自治的方式是长效解决广场舞矛盾与纠纷的必然举措。

5 结论

体育公共服务资源属于公共性资源，其资源配置涉及政府方式、市场方式与混合方式。广场舞健身活动引发的扰民问题、场地纷争与治理困难等问题反映的是公民体育权利资源、空间资源与治理资源的紧张，其资源配置具有公共性、稀缺性与不公性特征，如何优化其资源配置结构是当下广场舞治理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广场舞的治理方式逐步形成了由政府主导、社会自治，以及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自治的多元治理模式。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职能逐渐由管理向服务转变，通过运用行政力量与宏观调控，联合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广场舞组织与个人等，促进权利资源、场地资源、组织资源与治理资源结构的优化；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与个人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通过自主治理、共同协商、自我规约等方式逐步化解资源紧缺问题。广场舞的治理过程要遵循以人为本，立足参与者的实际与现实问题的致因，将问题的解决与参与者的需求达成内在一致，致力于寻求解决问题的高效措施与最优解决办法。广场舞的治理行为要逐步由他律转向自律，注重提升居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意识与能力，形成“梳”与“导”的结合，力争实现人人参与管理，人人自觉管理。